“周泉泉平时挺爱跟大家逗乐、开玩笑的，我说会不会是他们这回又在搞什么恶作剧。”——《夜线》编导李文娟
“完全不能相信。你知道吗？你想那么热的天，我突然一下手冰凉。”——《夜线》编导吕秋秋
“你知道一个人在一个晴空万里的早晨突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得有几分钟我是没法喘气儿。”——《夜线》编导赵颖
周泉泉是谁呢？
概括她太简单了，只需要一句话：她是一位记者，是CCTV社会与法频道《夜线》栏目的副制片人。
然而。
“6月6日，中午12点40分，周泉泉在工作中不幸遭遇落石，经抢救无效，因公殉职。”
我不认识周泉泉，这是我听到的关于她的第一个消息。
而这也是她人生里的最后一个消息。
7月15日，央视《夜线》出了一期节目讲她的故事，他们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来形容她的一生——《生如夏花》。
为什么用了这样的四个字？
因为作为媒体人，她的一生的确如夏花绚烂。
这段为她而做的纪录片挑选了一段她早先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录制的珍贵视频，试图以此给观众展现一些边角。
2006年，周泉泉一行人进到可可西里无人区，去进行关于盗挖金矿、盗猎的内参调查。
2辆车，10个人，10天的口粮。
370公里，450升汽油，5171的海拔。
路不好走，把一群人折磨得够呛。他们不断规划路线，这条路不通，想方设法换另一条，“总有一条路能走”。
录制这段视频的时候泉泉正发着烧
偶然间，他们追踪到了当地盗挖金矿的工业车车辙。更巧的是，他们误打误撞，直接摸到了盗挖金矿团伙的营地。
“什么准备都没有”，但是周泉泉不想放过这个机会，还是决定去探一探。
借口跟拍祭奠索南达杰（治多县县委副书记，为守护可可西里而牺牲）的仪式，她嘱咐摄影，把大机器都拿布盖住，小DV挂在脖子上，假装成拍着玩随便挂挂。
摄影孙鹏宇说：“一进那个帐篷，泉泉就挡在我身前了，我当时都没意识到。”
原来帐篷里那火炉子边上，插着三四把枪。
周泉泉在身后悄悄摆手，让摄影出去，自己坐里边喝茶，吸引注意力，留时间给同事偷拍调查。
离开以后，他们被吉普车一路跟踪。更让人心惊的是，对方手眼通天，把威胁电话打到了周泉泉在北京的家。
而这些，泉泉一开始并没有和众人说。
“对于我们俩来说，完全不知道，她挺能扛事儿的，她能量巨大。”孙鹏宇感慨。
另一个摄影张铮话很少，此时却连讲两句：“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如果没有周泉泉，《夜线》都很难搞起来。她求真，有一股拧劲，是你能想象到的那种最“一条路走到黑”的人。死亡威胁也拦不住她，片子还是改剪就剪，该送审就送审。
“她韧性那么强，她那么能吃苦，不怕危险她坚持，是因为她实在是很喜欢她干的这件事。”
“她太爱了。”
那年，她也才33岁。
一个媒体人的成长是怎样的呢？
1996年，周泉泉进入央视，参与《读书时间》的创办，后来成为了骨干编导；
那时候的她还很青涩
2001年，周泉泉调入《半边天》栏目组，加入到栏目中最难做的社会组。为了调查重庆某公司假借招聘性骚扰女性的案件，她选择假扮应聘者亲自上阵，拍下女性被骚扰的关键证据。
她的同事李文娟回忆当时的对话：“人为设置的困难和障碍，她觉得她都能去排除。”
青海女性土地权益，乡村女性自杀问题，一份又一份漂亮的答卷之后，周泉泉在不断承担更大的责任，走向做制片人的道路。
后来，就有了《热血边关》。她希望有一档节目能够宣传国防法，让年轻人更懂国防，更爱祖国，进而投身军营，献身边防。为了拍好这个节目，摄制组的足迹从大漠延伸到高原，从边疆踏步至东海。
她充满干劲地穿越原始森林，在充满雪崩、塌方、泥石流的公路上为大家断后，与战士同吃同住同巡逻。
周泉泉为大家断后
在她之前，中国尼泊尔边境处最远的哨所，没有任何媒体人能到达。
主持人几度哽咽
周泉泉是谁？
概括她太难了，她是每一个奋斗在一线，义无反顾深入危险区的调查记者，是每一个即使舆论重重，也要顶着压力放出新闻稿的编辑，是每一个彻夜开会讨论选题，啃最难啃的硬骨头的制片人。
她是“你我”，她也不是“你我”。
她是淹没在人群里，谁都不会多看一眼的普通人。
但她有自己的舞台，她在镜头后观察世界，并且，真实地展示这个世界。
周泉泉最早的舞台，来源于“调查记者”。
那些一次次偏远地区的踏访、数不清的高危指数调查、习惯性以身犯险的孤勇，是近乎快要消亡于娱乐至死的年代里的媒体人的坚持。
然而，调查记者——这个曾经在纸媒的黄金时代不容小觑的群体，如今好像已经随着不断席卷而来的新时代的浪潮渐渐式微，越来越多人不再投身于此，开始避之不及，故意视而不见。
为什么？
如果你在搜索栏里打上“调查记者”，就会发现，前四个跳出来的词条分别是：
“调查记者没一个善终”
“调查记者的人身安全”
“调查记者的权限”
“调查记者为什么没了”
2003年，报道了孙志刚一案和非典事件的主编程益中因言获罪（5个月后被释放），随后淡出纸媒。
2008年，记者朱文娜发表了一篇《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了西丰县商人赵俊萍遭遇的官司，报道中还涉及了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随后她被西丰警方以“涉嫌诽谤罪”之名立案调查（后撤销立案）。
2010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曝光了山西疫苗事件（近百名儿童注射疫苗后或死或残）。两个月后，签发这篇报道的总编辑包月阳被调离原岗；第二年，王克勤所在的调查部被解散，他被迫离职。
2010年，《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交易内幕，遭到当地公安局的网上通缉。
2011年，地沟油曝光者记者李翔遇刺。
2012年，报道了三聚氰胺事件的记者简光洲在微博表示：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
《新媒体环境下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显示，2010年，核定的调查记者共计334人；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下降为175，而传统媒体业内调查记者仅有130名，从业人员减少幅度高达57.5%。
断崖式下跌。
事实上，调查记者的现状可以称得上是传统媒体业的一个缩影。
在过去的黄金时代，记者意味着崇高的荣誉感和高薪的奖励，大环境提供给他们丰厚的土壤，于是他们就在这片土地上，不知疲倦地挥洒着自己的热情。
而后急速衰落的纸媒带走了曾经新闻业的辉煌，互联网时代和全民娱乐统治天下，“记者”这个名目似乎没那么高尚了。
新媒体迅速取代了传统媒体。至于纸媒连带着它们所衍生的一切，也不再是被反复提起、反复鼓励的事情了。
大众的一切欲望在浅浅扎根的自媒体里被满足，无数传闻在单方面的传播里被判定为事实。娱乐不死代替了真相至上的口号，大数据的流水狂欢冲刷掉一切秉笔摸索前行的痕迹。
很多人都开始甚至已经深深地怀疑，还有没有这样的人，甘心守着这份理想和情怀，治疗这个世界的沉疴积弊？
直到我们看到周泉泉，直到我们看到周泉泉们。
“我现在做这个工作，可能面临很多意外。但如果能选择死亡方式的话，我宁愿是在这种工作环境下意外伤亡。”by周泉泉
尽管只是星星之火，可周泉泉和同她一样坚持的那批人还是给当下时代点燃了一撮尚可以咂摸的希望。
让我们总在几乎要失望透顶的时候，清楚地认识到——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还有很多站在风口浪尖，死扛到底的优秀媒体人；还有人在呼号奔走，坚持“理想不死”。
这一切都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新闻理想尚未消磨在这一代。
是的，四周真的太暗了，理想的火光也真的太微弱，但终于是没有熄灭，终于是存在着的，哪怕偶尔天光一亮，就好像会杳无踪影。
但恰如传媒人陈安庆所写：“如今，我们好像中世纪的堂吉诃德。夕阳余晖里，西风瘦马，长矛倒影出一串叹息符号；而在这个信息爆炸，乱相丛生的时代，我们庆幸的是仍有媒体，讲常识、致良知、树风气，仍有记者不屈从与压力和金钱，记录时代。”
只是尚且不知道哪一天，《南方周末》那句自豪的新年贺词还能被说出来：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头条号签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