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瀛璐
在了解人类与流感接下来的“生死时速”竞赛前，插播一个在这个春季由新冠疫情带动的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口罩，大众重新戴起口罩其实是一个复古潮，正是在西班牙大流感的防疫过程中，使得口罩从医护领域走向了普罗大众，从医用品变成日用品。
描绘当时鼠疫暴发时医生所穿的“鸟嘴服”
有了天花、麻风、黑死病的例子在前，人们对隔离、消毒的做法并不陌生。流感盛行期间，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官方给出的建议是卧床休息，注意饮食，增强免疫力；民间防疫疗法更是五花八门。在美国，尽管当时没有已知的预防药或是治疗药物，但人们还是成群结队地在当地药店排队，购买如奎宁和阿司匹林囤货，甚至有统计流感期间很多人并非真正死于疫情，而是死于阿司匹林服用过量。其他的如携带大蒜、硫磺、樟脑，鼻冲洗，吃黄瓜、土豆等等防疫偏方数不胜数。戴口罩是唯一被官方承认的最佳防疫手段。
口罩的诞生，最初目的不是保护自己，而是礼貌他人。历史上最早的“类口罩物”，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认为俗人的气息是不洁的，因此在进行宗教仪式时，要求信众用布遮住脸。1275年，人们在《马可·波罗行记》中读到，在元朝宫殿里负责给主子送饭的太监宫女，“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此时的口罩，已经有了一定意义上的卫生概念。14世纪黑死病流行，为了隔绝尸体腐臭，人们无心插柳地用布料遮掩口鼻，虽收效甚微，也提供了灵感。到16世纪，人们喜闻乐见的“鸟嘴服”被路易十三的御医发明，已经不仅仅是口罩那么简单了。“鸟嘴”以防毒面具的形式成为防护服的一部分用来保护从医者，鸟嘴里被人性化地塞进了除味香料并开有呼吸孔。很有想法，但一略显恐怖，二稍显累赘，黑死病一过就进博物馆了。
口罩真正被用于医学，是近代的事情了。随着19世纪60年代“巴氏消毒法”的发明者、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证明空气中存在着病原菌，能引起各种疾病，开启了人们从细菌角度认识世界的视角。1895年，德国病理学家莱德奇注意到手术成功的病人往往在术后产生感染，他猜测是手术中交叉感染造成的。当医护开始在手术时用纱布遮口后，感染率大大降低。此后，1897年，英国外科医生给纱布装上了铁丝支架，改良后的口罩克服了呼吸不畅、易被唾液弄湿的缺点。1899年，法国医生又在此基础上将纱布增加到6层，并附有环形带子可以挂在耳上。现代口罩雏形就此产生，在欧洲医学界推广开来。
在中国，1910年11月，一场肺鼠疫以哈尔滨为中心迅速蔓延，公共卫生专家伍连德曾在自传中写道：“很明显，传染是通过病人咳嗽和飞沫一个接一个发生，能够阻止的办法只有严格地将病人从健康人群中隔离开来……药品没有丝毫作用，因为这种疾病对肺的破坏太快了。”为防止飞沫传播，伍连德发明了中国第一款口罩。把一块外科纱布折叠起来，中间夹上一块药棉，两端剪开做绑带，制作方便、成本低廉，防护也严。社会上组织妇女批量赶制“伍氏口罩”，在对抗东北鼠疫过程中功不可没。
不同于今时今日西方许多国家对戴口罩这件事的别扭，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期间，美国旧金山由政府出面通过《口罩法》强制人们在所有公共场合戴口罩。该市市长宣称“戴上口罩吧，它能救你们的命。对流感病毒有99%的抵抗力”。鉴于口罩供需矛盾，红十字会也在媒体上公开要求市民重复使用口罩，称使用过的纱布口罩在沸水中煮15分钟，晾干后可以继续使用。《口罩法》还规定，疫情期间，任何居民或者到访旧金山的人士在公共场所或者超过2人以上的活动（不包括在家）都需要佩戴口罩（吃饭时间除外），不遵守口罩令的人将被处以5—100美元罚款（在当时相当于很多人3到5个月的工资）或者最多监禁10天。
很多具有“时代感”的照片显示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心情。比如向法国进发的美军第39团列队走过华盛顿西雅图大街时，每个士兵都带着红十字会提供的口罩。同样在西雅图大街，一个没有戴口罩的人被电车司机禁止上车；在一场小职业球队联盟棒球赛中，双方队员都戴着防流感口罩；交警们戴着口罩指挥交通、全家福照片上连猫狗都被套上了口罩。
1918年大流感爆发期间，美国的一场小职业球队联盟棒球赛中，队员、裁判、看台上的观众都戴着防流感口罩
反对戴口罩的声音也有不少：强制戴口罩会徒增紧张气氛、吐出来的口气反噬佩戴者、口罩经济会导致腐败等等，总之，这些“若为自由故”的考量将口罩完全看成了一种安慰剂而多余存在。事实上，数据确实表明，口罩的佩戴在流感靠喷嚏、咳嗽等飞沫传播的环境中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只不过这只是预防的一方面，勤洗手、勤通风、消毒和保持距离都是必要的。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至今，口罩的大规模使用次数明显频繁。载入史册的历次大流感中口罩在预防和阻断病菌传播方面数度扮演重要角色，从2003年SARS到2020年新冠肺炎的流行，口罩在逐渐成为人们自我防护的标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