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魏晋风流就不能不谈魏晋清谈，很多人对清谈这个词有负面的理解，我们常常说的那些所谓的清谈是指高谈阔论，夸夸其谈，不干正事的空谈，有些人还把清谈和我们现在的侃大山相提并论。其实在魏晋时期，清谈是一个正面的意思，只是这个词语经过多年的变迁之后，特别是近代，逐渐成为一个负面的词语。
清谈的清是清官的清，是当时士大夫的一种自我称谓，最早出现在东汉党锢之争，士人集团用“清”字区别那些宦官等一些污浊的“污”字。而“谈”是指谈论那些文雅高深的话题，比如人生、社会、宇宙等等哲学问题，主要以辩论为主。有些国外的学者把清谈翻译为Salon（沙龙），认为是南北朝时期一些精英分子进行的学术沙龙。
法国在十七、十八世纪非常流行这种形式的聚会，曾经诞生了很多文学家、思想家，我们国家二十世纪知识分子非常羡慕这种形式的聚会，比如林徽因常在国内举办这种类型的沙龙，所以沙龙这个词还是比较正面的。
但是法国的沙龙和中国魏晋时期的清谈不能相提并论，法国沙龙流行不到两百年，而魏晋时期的清谈延续了400多年。表面上看沙龙和清谈都是对学术的一种糅合，游戏的成分比较多，但是魏晋时期的清谈要更加偏学术一些。中国思想学术演进，很多程度上依赖于魏晋时期的学术成果。
魏晋时期参与清谈的大多是出身士族的上层知识分子，几乎没有平民参与。代表人物是王弼和何晏，王弼虽然只活了24岁，但是他所注解的《老子》，放到今天仍然具有学术价值。何晏在当时拥有极高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声望，是类似于法国沙龙朗布伊耶夫人的角色，是整个活动的推动者。
清谈过程中，像沙龙一样也有主持人，不过不是贵妇，而是像何晏这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两个人在辩论的时候，其他人不得插话，而是静静地欣赏，经常是一辩一驳，来来回回数十次，直到一方认输为止。
这些清谈活动不仅仅有学术交流的价值，还有社交的意义，往往是政治人物提高影响力的一种方式。比如琅邪王氏，其影响力不亚于司马家族，王氏家族的几代弟子即是政治领袖，也是清谈的领袖，在被驱逐到江南的时候，王导就利用清谈建立了影响力。
现在很多人觉得魏晋时期清谈就是喝酒，其实清谈过程中辩论是非常紧张的，喝酒只是辩论之后的事情，而且不吃饭不喝酒辩论的事情也非常多。比如《世说新语》记载：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牛鼻？人当穿卿颊！”
孙国安也就是孙胜，和殷浩两人往来辩论分不出胜负，激烈到将手里的麈尾当作武器一样挥来挥去，麈尾毛都甩掉了，落到了饭盆里。同时他的仆人把饭菜端上来，又拿回去热，又端上来，从中午一直辩论到傍晚时分。而且殷浩对孙盛说，你不要做倔马，我要用绳子牵着你的鼻子，让你输得心服口服。而孙盛却说，你没有看到倔犟的牛，倔犟到把鼻子都拉掉了，结果被人在脸上打了个洞。
当时清谈的内容包括很多哲学问题，《周易》《老子》《庄子》在当时被称为“三玄”，这些清谈的士人会从书中抽出一些基本观点进行辩论和讨论，有时候会涉及到某些名家的注解进行辩论。
这些辩论有很强的逻辑性，比如“白马非马”“指不至，至不绝”“离坚白”等，当然这些辩论并非诡辩，有很强的哲学道理。
清谈最有标志性人物就是竹林七贤，代表人物包括嵇康和阮籍，当时司马懿制造了高平陵事件，诛杀了曹爽、何晏等共八族，随后司马师又杀了夏侯玄、李丰等共三族。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名人也不敢高谈阔论，而是用酒精来麻痹自己。所以后世才把喝酒和清谈混为一起，喝酒和清谈没有必然联系，而是竹林七贤被迫转而喝酒。
不能清谈，嵇康和阮籍就开始著书立说，嵇康写了《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阮籍写了《达庄论》《大人先生传》等，都是玄学当中重要的理论性文章，竹林七贤不再以谈为主，转而以写作为主。
公元262年年，嵇康、吕安等人被司马昭所杀，大家更不敢聚一起清谈了，以免司马氏怀疑，玄学也从此跌入谷底。直到西晋元康年间，清谈又重新兴盛起来，其中有我们熟悉“信口雌黄”的王衍，“口若悬河”的郭象。“口中雌黄”是指口中的颜料随时在变换，代指王衍能够察言善辩，及时改正自己的观点，而现在成了贬义词，代指编瞎话的意思。郭象的清谈非常厉害，当时人们形容他谈起来像悬河注水，滔滔不绝，所以口若悬河也代指口才极好。
西晋八王之乱，让当时整个社会一片混乱，人们生活都是问题，更谈不上清谈了。直到东晋政权的建立，士族阶级才慢慢恢复到以前的生活。对清谈贡献最大的是王导，还有孙盛和殷浩等。
到了隋唐时期，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全都被科举吸引了过去，这个舞台有了新的规则，从此延续400多年的清谈才慢慢退出舞台。其实清谈不是聊天侃大山，而是一种学术辩论，如果想在清谈中获胜，必须对三玄非常熟悉，而且还需要思维缜密，反应敏捷，才能够做到旁征博引，获得辩论的胜利。
清谈还必须有丰富的知识做背景，才能够有独到的见解，此外还需要很强的演讲能力，能够用自己的语言魅力去感染他人，所以要做到智慧、神态、声音完美结合一起的辩论者，是非常不容易的。
最早把清谈和亡国联系在一起的是顾炎武先生，他在《日知录》把西晋的灭亡直接归咎于这些士族的清谈。其实我分析一下下王衍们亡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清谈，而是那些王公贵族没有治国的才能，又不努力的结果。清谈只是一项业余爱好，如果这些政治人物丢下政务，而只是一味的清谈，那肯定是耽误国事。
我们看谢安，他除了清谈，也是出将入相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以八万北府兵克八十万前秦军，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组织了有效的北伐，足以名垂千古。而且，政治家、军事家精于哲学，擅长逻辑思维，绝对是有益的，亚历山大大帝就是位出色的哲学家。
任何爱好都不能沉迷，历史学家经常把那些亡国归咎于某一位君主的爱好，比如宋徽宗喜欢书法、绘画，但是不能把北宋的灭亡归咎于他书法、绘画等爱好上，应该归咎于当时的执政方针上。如果我们把李煜是因为写诗而葬送了南唐，唐玄宗是因为迷恋杨玉环而触发了安史之乱，这只是为历史找借口，是一种简单归因，思维的懒惰。
清谈不是政治，它只是一种学术研究，更不可能可误国结合在一起，只要政治搞好了，经济搞好了，清谈怎么会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