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江西省万安县获得解放，为了尽快恢复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和政府职能，在解放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在万安县成立了县级人民政府。
就在县人民政府刚刚开始运作时，有一位自称是“老党员”“老红军”的人找到了万安县县委书记刘彦。来者的要求很简单，希望县委出面，能为自己谋求一份工作。当时县委工作刚刚展开，任务量比较大，此时有老党员站出来愿意为党政工作进行分担当然是求之不得。
虽然这个人没有办法拿出党员证，但他的名字很快还是进入了省级领导的耳朵里，好巧不巧的是，其中还真就有人认识他，也确认了此人的确加入过共产党，还有一些领导曾和这个人一起共过事。
得知他的出现，省委领导大喜过望，很快便发出了命令——
“以到吉安教俄文为由诱捕曾洪易”。
曾洪易，就是这个主动找到县委寻求工作的人。
一、曾洪易，“灾星”的诞生
曾洪易是江西万安人，由于家庭条件比较好，曾洪易的童年不仅没有吃过什么苦，出生于书香门第的他接受的教育也是一般家庭比不了的。在良好的教育和家风的熏陶下，曾洪易的学习成绩很好，后来更是考上了南昌第一师范。
不怕学习成绩好，也不怕家庭条件好，就怕家庭条件好的人学习成绩还好。曾洪易就属于这种人，而且从画像上面看，他人长得也不错。
19岁那年，手里抓着一副好牌的曾洪易加入了共产党。1925年10月，曾洪易因为领导南昌的团员和学生声援“五卅运动”被南昌第一师范开除。
虽然与其它革命党人为了革命所做出的牺牲和付出来说，这点牺牲简直不算什么，但这是曾洪易第一次为革命做出了牺牲。党中央和团中央得知此事后，认为曾洪易是个可塑之才，绝对不能因此失去受到教育的机会。于是党中央很快就安排被学校开除的曾洪易前往苏联的莫斯科进行学习。
曾洪易学成回国后，被任命为共青团中央宣传委员。当时的党内大权在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对待中国的革命形式也是照搬苏联经验，不考虑中国国情。从苏联回国后的曾洪易更是王明等人的坚定支持者。
1931年曾洪易被王明派遣去赣东北苏区主持工作，到达苏区之后，曾洪易便以党中央代表名义向赣东北苏区传达了四中全会的精神，并以此对苏区进行改革。
除了在任期间用错误的路线指导工作外，他还对区特委进行改革，将方志敏等与自己意见不合的领导人全部排挤出去。更向上级领导请示把赣东北特区改为赣东北省委，在省委内部大量按插自己的亲信，拉帮结派搞山头，将赣东北省委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肃反运动”中，曾洪易更是不遗余力地诬陷和逮捕革命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吴先民冤案的发生更是使整个苏区的党员干部群体被恐惧笼罩。
1933年10月，国名党发动第五次围剿。在应对国名党的军事行动时，在苏联学了四年，满脑子苏联模式的曾洪易带着部队和国名党军队硬碰硬。结果自然是节节失利，在一次次败退下曾洪易产生了失败主义。
他不仅四处散播革命失败的言论，还提出要放弃苏区逃命要紧的建议，此时的曾洪易完全没有在党内整人时的精气神。由此可见，曾洪易在苏联学了四年，学的最好的就是整人，其余的，他是一无是处。
二、论叛徒的诞生
失败主义分子曾洪易很快便被党中央停了军务工作，勒令他留在地方不允许跟着部队。
1934年，曾洪易被命令率领6人的游击队前往江山县建立革命根据地。要不怎么说他是一无是处，曾洪易到了地点之后，发现在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有些困难，索性直接选择了一个更方便的做法：带着部队原路返回，向上级报告这地方不好搞根据地，要不算了。
结果曾洪易左等右等也没等来上级领导的进一步指示，他也确实等不来，他所在的赣东北苏区早已被敌人攻陷了。没办法，曾洪易只好前往上海寻求上海党组织的帮助。
可上海的党组织也已经撤离，曾洪易在上海也没找到组织。此时的曾洪易已经是身无分文连饭都吃不上，就在曾洪易不知道下一步往哪走时，他遇见了自己的老同学，王立生。这个王立生本来想资助曾洪易回到江西老家，可曾洪易又担心回江西之后被抓要枪毙。
王立生也不愧是从共产党叛变的角色，大腿一拍就让曾洪易向南京的蒋介石政府“投诚”，说不定还能混个官当当。也许真的是走投无路，曾洪易答应王立生前往南京，住进了“留俄同学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本质上就是给那些在苏联学习过的共产党人员叛变开设的。
此后的八个月里曾洪易就在招待所里住了下来，期间他还四处宣传自己是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可招待所的国民党压根也没把他当回事，让他该吃吃、该喝喝每月领20块大洋就行了。
抗日战争期间，曾洪易担任起了俄文翻译的工作。当时苏联对国民党支援了不少航空兵志愿队，这些苏联飞行员到了中国语言不通，带来的资料也是俄文的，国民党当局就需要懂俄文的人进行翻译。1939年，曾洪易被调到重庆担任了俄文编辑，专门将苏联的书籍和资料编写成中文。
如果他不从政，或许他会是一个好的翻译、一个好的文学编辑。
三、无知无畏
抗战胜利之后，曾洪易回到老家，受局势的影响，他又一次失业了。更可悲的是，他的妻子刘纾予见曾洪易落势也离他而去。返回家乡的曾洪易在老同学的帮助下担任起了中学的英语老师和历史老师，其实到这时候，已经是他最好的归宿了。
可曾洪易骨子里对权力的欲望不允许他止步于此，他通过找关系送钱财的方式谋求中学校长的职务。很快这些事情被人检举，曾洪易又一次失业。失业后的曾洪易开了一间诊所，最后也不了了之。
虽然曾洪易的现实生活过得确实不怎么样，但这也挡不住他对自己的吹嘘。在他的口中自己变成了共产党里的大官，和方志敏一起在根据地打过游击，后来在教育部当了编辑。
曾洪易确实当了一段时间的编辑，也确实在共产党里当过党中央代表，也和方志敏一起共事过。只是他可能没有提他不仅和方志敏一起共事过，还把方志敏害得很惨，当编辑前叛变的事估计也没有提。
反正县里乡里的人都信了曾洪易是个大官，于是在解放前夕，曾洪易被推举维持县城里的各项工作，曾洪易是谁？他怎么会放弃这种有权力的活。
到了这份上，一般的叛徒估计已经改名换姓逃之夭夭了，可曾洪易显然不“一般”。他不仅不跑，还主动参加学校组织的会议，和当时的校长刘彦说自己之前是这个学校的老师，教的英语和历史，还是个老党员，遭奸人陷害没了工作，现在希望能有一天能重新回到学校，为革命做出贡献。
刘彦当时不仅是学校校长还是县长和县委书记，听到这话也深受感动当即表示：
老弟你放心，组织上不会亏待老同志，想教书回来就是。国家正是需要用人的时候，我还能推荐你去当校长、当大学教授、当编辑或者翻译。
得到肯定答复的曾洪易彻底失去了他本就不多的政治嗅觉。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即便开始了对叛徒的清算，之前不是不管，只是没有时间和精力，现在有了，来好好算算帐吧。为了引蛇出洞，区政府贴出告示，请所有过去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员到区政府报道。
曾洪易看见了这个告示，乐呵呵地就去了，然后就被抓了。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他有些愣，但是藏匿于地方的其他叛徒不全是他这种角色。于是有了“以到吉安教授俄语为由进行诱捕”的命令，面对一路上跟随他到吉安的公安人员，曾洪易一点反应没有。
在路上他还给省政府写报告，请求恢复党籍，还有自己身体不好，安排工作能不能安排在万安县，如果不行组织上能不能给点医疗帮助啥的。
事实证明，曾洪易不是“太乐观”，他简直是乐观过了头。被关进监狱之后，曾洪易倒也算老实，把自己以前的事情该说的都说了。只是他并不认为自己叛徒的事情有多严重，他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自己帮助国民党对苏联空军进行翻译，对抗日是有贡献的，而且，他这种有能力，又是当过高官的人，可以从轻处罚。
他甚至希望能让自己当中国驻苏联的领事涂振农可以当自己的秘书，组织上不放心就再送他去苏联学几年，回来再报效国家，非要把自己安排在国内工作，到也行，就是别在北京，那的气候不太好。
他不仅乐观过了头，还自信过了头。
1951年，经过党中央的慎重考虑，最终给出了曾洪易的处理结果，死刑。
也许曾洪易命里就没有“按部就班”这四个字，就在死刑复核下来前，曾洪易因肺结核死在了监狱里，为国家省下了一颗子弹。
文/纪案
参考资料：《曾洪易变节后的行踪和结局》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