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何启治走进苏叔阳家里，看到小过厅的粉墙上，一幅楷书写着“熔金铸史”四个大字，让何启治印象深刻。他以这四个字为题，写了一篇对苏叔阳的访谈，名为《熔金铸史写春秋》。
“1978年早春，《丹心谱》一鸣惊人，苏叔阳作为剧作家进入剧坛；《夕照街》公映，苏叔阳作为电影文学作家出现在电影界；《故土》面世，他的小说家的地位就奠定了。”当年，何启治编辑短短的几句话，精准概括了新世纪之前苏叔阳的创作。
从《丹心谱》到《故土》
苏叔阳生于1938年，自学生时代开始，便喜欢写作，他的文学生涯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学习时开始的。1956年，苏叔阳进入人民大学党史系学习，那是人大党史系成立的第一年。本科毕业之后，苏叔阳留校任教了两年半，为历史学家何干之做助教。他在不同高校做了十多年大学政治理论教师。
《丹心谱》电影海报
苏叔阳从高校教学转入文艺界，正是因为《丹心谱》。《丹心谱》是苏叔阳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当时，写作原本只是苏叔阳在教书之余的一个爱好，那时的苏叔阳正在中医药大学教书，选取了冠心病新药的研制作为写作题材，用以歌颂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意外的是，《丹心谱》一经发表就在文艺界广受欢迎和好评，被誉为“中国话剧史上的百年转折”。
1978年早春，五幕话剧《丹心谱》在北京首都剧场公演，何启治在文章中回忆说，对《丹心谱》的亮相，苏叔阳就颇感忐忑。“《丹心谱》上演的那天晚上，他曾长久地在街头上徘徊，以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观众的判决。”在与何启治的笔谈中，苏叔阳回顾当时坦然地说：“这算是我正式步入文坛，可当时思想上还没有系统地思考，还很缺乏自信。写《丹心谱》时，凭的是整个社会的激情。《丹心谱》如果成功，只不过是它比较恰当地反映了当时人们普遍的思想情绪。”
在那个创作还未全盘商品化、资本化的年代，还没有“超级IP”的说法，更没有“衍生品”的时髦词汇，有的只是群众的好评，和为了群众的创作激情。1980年，由《丹心谱》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著名导演谢添和国权执导；同一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这个故事的连环画版。《丹心谱》的成功，让苏叔阳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在这里，他陆续完成了《左邻右舍》《夕阳街》等作品。
《丹心谱》连环画
《丹心谱》成功是意料之外，让苏叔阳倾注更多心血的还是小说《故土》和话剧《太平湖》。
《故土》是以一家中西结合的新华医院里的故事，以医院改革、院长接班人选为故事中心， 同时讲述了主角的爱情纠葛，苏叔阳构思了很长时间，用苏叔阳自己的话说，这部作品比较自觉地想通过三个中年知识分子不同的个性和命运，“写我们这一代人在当今社会的不同遭遇，由此构成一个侧面，来看一看在改革中我们社会上所存在的问题。我相信，假如这作品能流传下去的话，隔几年人们会通过郑柏年、安适之、白天明三个人的遭遇看到我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1982—1983年）的社会风貌。”
话剧《太平湖》的主角是老舍，剧本创立之初，苏叔阳妻子左元平向他推荐舒乙发表在《收获》上的一篇散文《我父亲生前的最后两天》。苏叔阳认真地看过，心头立刻有一股激情在涌动。他以这篇散文为创作提纲，在剧本创作方面十易其稿。何启治在文章中回忆说，“苏叔阳之所以这样倾心于老舍，一则因为他觉得老舍的死应该在文学史上写上重重的一笔，他有责任把自己对老舍先生的理解和认识告诉读者；二则感到社会上对老舍有不少误解，文学史上对他的评价也不公平，没有看到这是中国近代作家中第一个下功夫写最穷苦的人，而且一辈子这样写下来，是十分难能可贵的。”1988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太平湖》，导演林兆华，主演于是之。
生命倒计时
1986年春天，何启治写完了《熔金铸史写春秋》的文章。在那之后，90年代，苏叔阳也进入的人生了另一场人生熔铸——与癌症抗争。
1994年的元宵节，苏叔阳参加了一场晚会。“会议结束后，我突然感觉眼前有重影，看不清台阶了。刚开始还以为是糖尿病造成的，可前往医院检查后排除了这个原因。后来通过CT检查才知道我得的是肾癌，可医生、家人都瞒着我，不让我知道。最后需要转院治疗，到了实在瞒不住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我当时一下就蒙了，那年我56岁。有10天的时间我都在想同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
后面的故事，想必读者也会有所耳闻，因为苏叔阳乐观抗癌的故事，媒体不断把他讲述成了一位斗士——“媒体这架势弄得我跟抗癌英雄似的。”接受媒体采访时，苏叔阳说。
而这个抗癌斗士确实是一个活生生的正面教材——主要是因为苏叔阳心态上的乐观。“我想得比较乐观。我是一个很幼稚的人，面对可能的死亡，我天真地想，黄泉路上无老少，多大岁数的人都有，赶上哪岁算哪岁，烦也没用。我活到56岁，做了很多事情，一不靠走后门，二不靠偷奸取巧，好歹是自己干出来的。我没有出卖过朋友，也没有欺负过弱小，心也坦然……这么想想，也就过去了。”苏叔阳说，“慢慢地，我就把它当成我生活中一个必做的事情了。因为疾病是躲不开的，人不是得这种病就是得那种病，所以我慢慢接受了。”
后来，邻居家大姐的话又给了苏叔阳启发：她说她是倒计时活着的，这个月做一件自己能完成的事情，下个月再做一件能完成的事情。苏叔阳也开始了自己“倒计时”的活法，重点是乐观地面对人生：“我也想倒计时活着，每个月都做一件能完成的事情，这样会有成就感，会觉得没有虚度年华。”他的乐观不仅让他没有轻易低头，而且再一次点燃了创作的激情。在诗集《世纪之歌》中，他说：“三年前，我差点与这世界告别。我知道，这告别迟早要有，因此，我愿意将这抢回的生命再做一次燃烧。”
“其实很多病都是让宣传夸大了，弄得人们都很怕死。”在“倒计时的日子”苏叔阳一点没闲着，“我写了很多文字，写到现在，差不多有200多万字了，出版了七八本书。记得刚得病那会儿，每天吃几大把药，我把它当做功课。我快乐的时候照样快乐，该玩的时候照样玩。我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生活是可爱的。”
2006年，他和生活教育专家洪昭光和写了一本书——《感悟健康》。96岁的国学大师文怀沙给这本书写了序言：“苏叔阳是我的小友，几次三番从癌魔的指间飞过，依旧欢笑如初，让我觉得疾病也害怕他的灵气。”
“首先要好好地为着死，才能好好地为着生”
2017年，在家中的客厅，79岁的苏叔阳和一群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聊天——这是一场校友和校友之间的谈话，时值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年轻的学子去访问前辈。
面对人大的青年学子，苏叔阳用了一句诗勉励他们：“首先要好好地为着死，才能好好地为着生”—— 这是周恩来19岁在日本留学时做的一首诗。“活着为了什么？是要好好地为着你的理想。周总理讲的这个意思，我到四五十岁才明白。”
苏叔阳和学生们再度讲起了他抗癌期间的故事，“我今天散步、吃中药是为了明天继续散步、吃中药，这日子还有什么意思呢？没意思！我总得找个活儿干。”于是苏叔阳告诉同学们，那时候他给自己“找了个活”——开始了新的创作，接受中宣部的邀请，撰写《中国读本》。
为了这本书，苏叔阳踏遍了中国诸多省份，在各级博物馆，查阅众多史料，收集海量数据， 精中取精，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自然风貌、历史脉络、文化发展、哲学内涵、经济影响、艺术成就、生活习俗。
《中国读本》创作之后，有了一个誉称——“中华文化的一张名片”，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从中国走向世界。在海外受到欢迎，得益于作者的用心。为这本书的写作苏叔阳倾注了大量心血，苏叔阳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除了对中国知识的介绍要力求准确这个基本要求外，他还考虑到外国读者便于接受和理解的文字方式、思维习惯和一些技术性问题。“一些哲学上的名词、概念如‘阴阳’要给予明确的解释，还有艺上的概念、价值观以及墨色的浓淡枯涩等，或者更细致的观念境界，都要有浅显而准确的解释。在写到重大历史事件、节点时，与世界史作对比，使国外读者更容易知道彼此的异同。苏叔阳说，当然，更该找出中外历史的相同之处，比如，人类大都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创造出陶器，但进步到瓷器，中国却走在前面。这些是初次了解中国的外国人所感兴趣的。”
《中国读本》在国内外畅销，苏叔阳把拿到的稿费全部捐给了两次四川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和他的小学母校。
在苏叔阳看来，“学问是众人之事”，要把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中国读本》，也有人误解这本书一味地“夸祖宗”，但苏叔阳说：“不尊敬先贤、总是挖苦古人，绝非好的学风”。
在《中国读本》（青少版）的扉页上，苏叔阳写道：“我曾经年轻的生命正一天天走向衰老，而我古老的民族却一天天愈加美丽又年轻。我少年时的梦常常堆满惶惑和惆怅，而我的共和国之梦总是色彩斑斓又温存多情。我曾经迷惑于我们民族的劣根性，如今知道了民众是我们维护中华文明的真正的英雄。”在述说生命的意义时，苏叔阳说：“年轻时总想生命的意义是了解世界，现在才知道了解世界的意义在于为我的民族奉献一生。”
苏叔阳告诉人大的同学们，自己当时正在准备以遵义会议为主题拍一个故事片，因为长征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遵义会议。
离开苏叔阳的家，同学们也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一个闲不住的艺工》，这是苏叔阳给自己的概括，同学们还记住了苏叔阳的话“人最难得的就是一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想来，苏叔阳活出了自己人生里的难得。
（本文参考：
《熔金铸史写春秋——苏叔阳的思考和追求》，何启治，《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
《一个闲不住的艺工——访国家一级编剧苏叔阳》，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会，2017年8月
《苏叔阳笑对癌症十二年》，中国妇女报，2006年4月
《苏叔阳：认清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与创新的现实意义》，文艺报，2014年12月26日）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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