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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侮辱”鲁迅
文｜叶匡政
不久前，一条“公众号侮辱鲁迅”的消息，登上了微博热搜榜。原以为是自媒体间的争论，并未关注。这几日看到不少官媒的微信号，也介入到批评中，对如何“侮辱”却语焉不详，于是在网上检索了来龙去脉，想一看究竟。
原来，有个名为“皇太极在纽约”的微信公号，在半年前发表了一篇名为《贪财的鲁迅》的文章，却在半年后的今天，引发了一场舆论讨伐。
据作者后来在《谁在侮辱鲁迅？》一文的说明，这篇文章的“阅读量也不过几千”，却蹊跷地让作者成了“霸榜微博与百度热搜的‘那个男人’”，公号的“后台涌入潮水般的谩骂”。
作者自辩，他是在鲁迅文章的感召走上写作之路的，儿时梦想就是成为鲁迅那样的作家，文章通篇讲的是“鲁迅的优点”，怎么就成侮辱了？
他认为，文章之所以成为这一拨舆论热潮的靶子，是因为有资本在背后操作。作者辩白道：“侮辱鲁迅的不是我，而是在幕后运作这一切的人”。
姑且不管背后有没有资本，既然一方说“侮辱”，一方辩称对方“侮辱”，那就先看了原文再说。
作者的文章多为引用，自已的点评很少，如：“鲁迅能大方谈钱，看似在讲究气节的文人中别具一格，其实这是成功文人的通性”、“除却意识到金钱的重要，鲁迅同样很会赚钱”、“凭借过人的商来业赋”、“从事自已擅长而热爱的事业并获得成功，让家人过上最好的生活，鲁迅是当之无愧的人生大赢家”、“财富令鲁迅保持了文人的风骨”等。
作为读者，你可以不同意这些观点，但要说这种话语就是侮辱，确实难以自圆其说。让某些批评者不适的，可能是作者把鲁迅作为“财富榜样”，笔锋一转，开始推销起了理财课。
从逻辑上看，这恰恰证明作者不可能侮辱鲁迅。作者在以鲁迅为典范，来说明财富对于人格独立的重要，又怎会侮辱这个借以说服读者的榜样？批评者的逻辑，在此显然无法自洽。
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与经济独立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热点话题，鲁迅常被做为论据，来证明经济独立的重要。有学者根据鲁迅日记，专门统计过鲁迅的收入，他的收入主要分四块：公务员收入、教学收入、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收入、写作翻译编辑收入。
总体来说，他的收入在当年文人中是很高的，所以他除了孝敬老母和资助亲友，还可常摆宴席、常淘字画古物，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就雇有女工和车夫，后期在上海的三层楼房中也雇了两个女佣。
鲁迅除保证家中相对富足的生活，一生所购的图书就达16万多册。鲁迅的财富与巨商大贾当然无法比，但把他视为文人的“财富榜样”，极少有人提出异议。“鲁迅的骨头最硬”与其经济独立的关系，也多有学者论述，属学界常识性观点。
让人不解的是，作者探讨的原本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引用的是常见论据，得出的也多是常识性结论，并无出格处，却能在一个浩如烟海的自媒体时代，引发舆论争议，并让一些官媒微信号也介入其中，这种怪象并不多见。如果说自媒体怪象，这倒可以说是怪象之一。
“公众号侮辱鲁迅”事件，如果放在数年前，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当年的传媒界对此有非常清晰的认知，对公众人物或历史人物，人人都评论的权利。
2014年，某知名教授因被某主持人评论“到底是教授还是野兽”，曾将对方起诉到北京海淀区法院，法院驳回了该教授的诉讼请求，认为对方的评论依据是真实的，评论的语句是有针对性的、有诚意的，并无相关证据证明存在借机损害对方名誉、进行人格侮辱的恶意。
法院明白，当公众人物或历史名人的隐私和名誉权，与民众的知情权发生矛盾时，尊重的多是民众的知情权。这体现的其实也是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因为公众人物或历史名人，会对社会构成影响或示范，比普通人占有更多社会资源，理应比普通人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
对公众人物和历史人物的隐私权和名誉权进行限制，也是社会监督的一种方式。从这个角度看，“公众号侮辱鲁迅”事件中的作者，不过是用自已的语言点评了一下鲁迅真实的经济状况，被某些媒体指为“侮辱”，实为非常外行的小题大作。
从此事件可看出，近年由于传统媒体的全面后撤，使得原本是通识的一些新闻原则，几乎完全散失，信息与观念市场变得更为偏激与低俗，新旧真假信息难辨，曾经的人文关怀与社会道义正在被权力、资本与“算法”消解。
以上纲上线的方式占领舆论高地，已成为批评言论的常态，随意“戴帽子”“打棍子”。不断有演员或像皇太极这样的微信公号，因一句话或一个观点的表达，就被“打倒在地”。
这种言论迫害虽没像某些年代那么普遍，却一直在不断发生。师生间、网友间、利益冲突方之间，都兴起了检举揭发的风气，动不动就对不同意见者进行污名化、标签化，只不过从过去的大小字报，变成了今天有现代感的网络攻击。
岂不知今天你可以攻击一个微信公号“侮辱鲁迅”，明天别人也可以找到你的某个不慎之语，同样把你批倒在地。如果从事言论表达的人，对此仍无自知之明，最终的结果，将会使整个舆论场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它影响的不只是观念生产与表达的人，也会对整个社会风气构成影响。
长此以往，偏激与极端不仅成了一条安全的路线，也会变成一种道德优势，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将会导致整个社会与经济生活的万马齐喑，首先受到伤害的当然是那些大的民营经济体。
社会转型的深入，使各类利益集团与民众的冲突在加剧。无论媒体还是自媒体，只要是监督报道或批评，总会触及某些利益集团的不当利益。
如果这些利益集团，考虑的不是改变自已的做法，而是迁怒于媒体或自媒体，就会出现各种对媒体或自媒体的打压与报复，手段也多种多样。
看起来，这些利益集团中获胜了，媒体或自媒体或被删稿，或被封号，但其实受伤害的是整个社会。因为任何对媒体或自媒体的不正常干预，将可能成为对社会具有强大破坏性的腐败暴力的一部分。屏蔽真实信息所带来的闭塞和衰败，也会导致一个社会最终失去自我调整的控制力。
我们已经看到，近年来媒体人所遭遇的悖论，人人都知道问题出在何处，人人不得不王顾左右而言他。大量的新闻或评论人，离开专业场域，或不想写，或不能写，步入了米沃什所说的乌尔罗地，在那片灵魂饱受煎熬之地，残损的人类承受也必将承受心灵的困苦。
当写或不写变得不再重要时，他们的内心已发生了变化，他们被恐惧俘虏，或被厌倦征服，信息的灾难已经发生。
如某位作家所言：整个悲剧开始于我们不再相信自己的观点。我们看到，数字洗脑和算法偏见，已制造了大量思想陷阱，弥漫着各种极端或绝对的观点，稍不留意就会身陷其中，它正在慢慢损坏公众对真理、正义和良知的判断力。
如果我们在辩论中，总是用恶意或恶的字样妖魔化对方，乱“戴帽子”，这种恶意就可能成为观念市场的一个病毒基因，并在整个社会传染开来，最终成为某种思潮，伤害到整个社会。
美国互联网专家很早就针对这一现象，提出过“戈德温法则”，它期望我们在言论中看到一个错误的病毒基因，最好不要用同样的病毒基因与之对抗。因为每个人都有义务来保护与改善我们的信息与观念市场。
信息和观念原本应成为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在现代社会，只有让信息和观念进入可自由竞争的市场，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和市场检验，才能辨其良莠。那些适合民众需要的信息和观念，自然留存下来；那些不真实的信息、无说服力的观点，肯定应者寥寥。
这一筛选过程，培养的是民众的理性与常识。任何机构和个人，都应主动保护这一市场的自由竞争度，因为它保护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如果任由伪言邪说肆意横行，我们就可能进入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
今天你虽然战胜了力量比你弱小的人，但明天你同样可能败在力量比你强大的集团手中。在妖魔化对方的时候，每个人都应当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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