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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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办
段小强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甘肃敦煌学学会理事。主要从事西北史前考古、先秦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专著《马家窑文化》《兰州通史·先秦卷》,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考古学通论》和《中国西行文献丛书》《陇右稿抄本文献丛书》等多部,在《敦煌研究》《东方考古》《敦煌学辑刊》《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专业论文40余篇。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国家民委等多项科研项目,教学科研成果曾获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将和三等奖,甘肃省教学成果二等奖等。
陈亚军
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分别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在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从事先秦两汉考古、美术考古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参加20余项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出版专著《南阳地区汉墓的考古学研究》《淅川泉眼沟汉代墓地》《兰州通史·先秦卷》等三部,在《江汉考古》《敦煌学辑刊》《西北师大学报》《南方民族考古》等期刊发表专业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科研项目等多项。科研成果曾获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三等奖,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
摘要:敦煌地区的史前文化包括新石器时代文化、过渡类型、四坝文化、骟马文化等。敦煌地区史前时期的生业经济较为复杂,既有相对稳定的农业,也有灵活且适应环境的畜牧业;四坝文化之前时期以农业为主,生产方式较为粗放;骟马文化时期以畜牧业为主,农业比重降低。敦煌地区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和缓冲地带,也是农业文明与牧业文明不断碰撞的地区。
关键词:敦煌地区;史前文化;生业经济;文化交流
敦煌地区包括今玉门市、瓜州县、敦煌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位于河西走廊的西部,南枕祁连,襟带西域,地势自西南向东北逐渐倾斜,至疏勒河以北又逐渐升高,形成著名的“敦煌盆地”。敦煌地区四周被沙漠、戈壁包围,党河、疏勒河等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命脉,属温带干旱气候。由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限制,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的研究明显滞后于历史时期文化的研究。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渐开展,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考古资料,本文就该区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生业经济、文化交流等进行初步研究,以促进敦煌地区史前史的研究。
一、考古简史和主要发现
敦煌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以前。敦煌地区的考古工作是伴随西方探险家、传教士和部分学者到中国西北调查和发掘开始的。1927年由中瑞两国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玉门境内发现彩陶,安特生认为是马厂时期的遗物。1942年春,由“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合组的“西北史地考查团历史考古组”先后考察了敦煌玉门关、阳关并发现少量遗物。1944年5月末,北京大学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地区发掘北朝至唐代墓葬30余座,同年冬,夏鼐、阎文儒在阳关、南湖、古董滩、汉长城、玉门关一带考察并进行了试掘,发现疙瘩井子、空心墩、甜水井子、腰店等遗址。
第二阶段:1949年至今。1956年修建兰新铁路时在玉门白杨河岸出土一批史前陶器。1963年敦煌文物部门在古董滩以北采集到石斧、石刀等早期遗物。1972年,酒泉地区文物普查小分队在瓜州安西双塔乡调查时发现葫芦遗址。1975年在杨家桥乡鸣山村发现石器。1976年在玉门火烧沟发掘312座墓葬,出土了大量陶器、铜器及其少量金银器、玉器。1979年在玉门关马圈湾烽火燧附近发现陶杯、钵等史前遗物。1986年河西史前考古调查队的工作报告是目前公布资料最为详细的一次考古调查。1999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和安西县博物馆在双塔乡潘家庄发现3座墓葬。2000~2001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在敦煌市南湖林场的西土沟的 11个地点发现早期遗物,并对西土沟遗址的石构建筑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彩陶、夹砂陶。为了配合“西气东输”工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玉门境内发现一批史前遗存,并对蚂蟥河墓群、火烧沟遗址进行了发掘瑏瑠。2004年以来对马鬃山地区石板墓和玉矿遗址进行了较为系统地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
综合已有的发现,敦煌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址具有相当数量,其中玉门市境内10处,瓜州县境内7处,敦煌市境内7处,肃北地区3处(表1)。
敦煌地区史前时期的文化遗存还有大量岩画资料,如肃北的大黑沟岩画、布都胡鲁斯台岩画、老道呼都格岩画、阿尔格力台岩画、格格乌苏岩画、霍勒扎德盖岩画、仓库沟岩画、山德尔岩画、七个驴岩画、同古图岩画、月牙湖岩画、扎子沟岩画、柳沟岩画、旱峡岩画、大井泉岩画、红柳峡北山岩画、后灰湾了岩画、深沟岩画、灰湾子岩画等,以及马鬃山岩画、三危山岩画等。
二、考古学文化
(一)新石器时代文化
马家窑文化在河西地区发现较少,马家窑类型遗存主要分布在武威、酒泉等地,半山类型在武威地区等地有发现。西土沟遗址发现的2件彩陶片,灰褐陶,黑彩,饰条带纹和“X”纹(图1)。
玉门砂锅屯梁遗址采集到大量细石器,选材多为石英、燧石等,器类有刮削器、石镞、尖状器、石叶、细石核等(图2)。细石器的出现与更新世末期全球气候变化以及人类大迁移密切联系。一般说来,细石器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盛行于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部分地区甚至延续到金属器的出现。敦煌地区目前发现的细石器多为采集品,没有地层学的依据,年代尚不能准确判断。
(二)“过渡类型”
“过渡类型”是由马厂文化演变而来,逐渐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文化类型,是河西地 区考古学文化发展的一个独立阶段,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山丹以西的地区,中心在河西走廊西部,西界可能进入哈密地区,敦煌地区发现的“过渡类型”有瓜州潘家庄、敦煌西土沟等,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器类有双耳罐、单耳罐、折腹罐,器颈、器耳上装饰有小凹窝,腹部捏塑花纹。在瓜州潘家庄遗址发现三座长方形土圹墓,葬者上身扰乱,头向北,随葬品有彩陶双耳罐、素面双耳罐和大量的装饰品(图3)。
(三)四坝文化
四坝文化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中西部,以山丹四坝滩遗存为代表,在玉门、瓜州、敦煌均有发现,是该区目前发现最为丰富的史前文化遗存,主要有玉门火烧沟墓地、大墩湾、砂锅梁、小金湾,瓜州鹰窝树、兔葫芦遗址等,年代在公元前1900-前1600年。马鬃山玉矿遗址从四坝文化时期开始使用,历经骟马文化,到汉代仍然在使用。四坝文化的陶器以夹砂红陶、褐陶为主;彩陶施红衣、绘黑色彩,花纹有几何纹和象生形两类;器类以平底器、圈足器为主,圜底器较少,如带耳罐、壶等(图4)。四坝文化发现铜器有武器、装饰品等,成分有红铜、砷铜、锡青铜;也发现少量金银装饰品。玉门火烧沟发现的四坝文化墓葬流行竖穴偏洞室墓,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亦有屈肢葬和俯身葬。在瓜州鹰窝树发现的3座四坝文化墓葬,竖穴土坑墓,无葬具,随葬品在其西北角,其中M1随葬夹砂双耳罐1件、彩陶双大耳罐1件、陶单耳罐1件、金耳环1件、蚌饰2件、铜耳环1件、海贝1件、绿松石珠1件、髓珠1件(图5)。
(四)骟马文化
20世纪50年代,将玉门发现的一组特殊陶器命名为“骟马式”陶器,后根据新发现命名为骟马文化,主要分布在张掖、酒泉、敦煌等地区,年代晚于四坝文化,约在公元前1000左右。敦煌地区发现的骟马文化有玉门火烧沟南侧、天津卫遗址,瓜州兔葫芦、敦煌古董滩、马圈滩、西土沟,肃北飞地镇、河盐湖径保尔草场等遗址;代表器物有双耳罐,铜器有牌饰、铜斧、铜环、铜泡等(图6)。
敦煌地区目前发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遗存较少,大致可分为新石器时代文化、过渡类型、四坝文化、骟马文化等四个阶段,目前这些文化遗存之间没有明显的连续发展脉络,尚不能完整的揭示该区文化发展的完整谱系。
三、生业与环境
敦煌地区地处西北内陆地区,考古学文化上属于“面向内陆”的部分,地理单元相对较为独立,地形复杂,气候多变,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全新世时期气候日趋变暖,进入适合人类生存居住的时期。境内仅有党河、疏勒河、黑河等自南曲折流向北,是境内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马家窑文化时期已经有人类生活,但密度极低。
河西地区的经济形态从齐家文化开始由农业向畜牧业转变,在火烧沟墓地部分随葬的陶瓮中存放有少量的粟米,民乐东灰山遗址发现大量的小麦、大麦、燕麦、黑麦、粟、黍等作物,表明这一地区的农业经济发达,栽培的农作物种类较多且是主要的生活资料。西土沟遗址发现10座椭圆形砾石堆积的遗迹,其中1号遗迹直径5米,高出地面0.4米,在距离地表0.95米处有大型的石块堆积成的菱形建筑,南北直径6米,东西最大径5米,外圈墙体用直径0.4-0.6米的石块堆砌而成,宽1~1.8、高0.4米,中部有两块较大的石块,墙体之外是自然砂砾堆积,遗迹显然为人为堆砌而成(图7)。这一地区发现大量的细石器,器类齐全,主要是在沙漠草原或者是高山地带,平原地带则很少发现,这说明细石器文化的人们的生活以狩猎为主,以采集为辅。石刀是史前主要的收获工具,境内发现的石刀均为系绳石刀,经过磨制但不够精细,石质亦不佳,还发现大量的石斧、石锛等农业生产工具,均说明农业经济所占的比重较大(图8)。四坝文化发现了牛、羊、鹿、黄羊、羚羊等,可见除了家畜的饲养外,狩猎也是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在玉门火烧沟南侧的遗址中发现驯养的马、骆驼等大型食草动物,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敦煌地区诸考古学文化的生业经济形态较为复杂,既有相对稳定的农业,也有灵活且适应环境的畜牧业,大量石镞的发现说明存在狩猎的可能性。通过对各个考古学文化历时性观察,可以看出敦煌地区在四坝文化以前,农业所占比重较大,但生产方式较为粗放;骟马文化时期,农业的比重较低,畜牧业加强,一直延续到铁器时代。这一地区从新石器时代的定居农耕文化向青铜时代畜牧文化转变,应该与环境的变迁是密切相关的,同样这种经济形态的变迁也影响了文化的面貌,最为明显的就是制陶业的衰落。
四、文化交流与互动
敦煌地区处于河西走廊的西段,是丝绸之路的要道,是东西方文化互动的必经之路。考古发现与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密切相关的有黍、彩陶、小麦、冶金术、玉石、家马和马车、欧亚草原风格青铜器和动物纹饰、玻璃器、丝绸等。河西走廊发现的早期麦类作物应该都来自西方,在敦煌地区东部的民乐东灰山遗址发现了距今4500年左右的麦类作物,小麦和大麦最早被驯化是在地中海东岸的Levat地区(距今10000年)。绵羊、山羊、牛、马、骆驼等食草类动物最先是在西亚、中亚一带被驯化,绵羊、山羊在伊朗西南部扎格罗斯牛被驯化,中国境内的绵羊和山羊均非本地起源;骆驼是生活在阿尔泰地区、鄂尔多斯和蒙古以东地区,在土库曼斯坦距今5000年的遗址中发现了陶制骆驼拉车的模型。距今5000年左右,马在中亚一带被驯化,这些驯化的家畜通过新疆传入中原内地,其中敦煌地区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桥梁作用极为关键,火烧沟南侧的遗址中发现了羊、牛、骆驼、马等。从考古发现来看,敦煌地区已经接纳了来自不同地方的家养动物,且这些家养动物的是随着文化互动传入的,当然人群的交流和接触是最直接的动因。
中国西部的冶金出现是早于中原地区的,这是外来力量影响的结果,在玉门火烧沟墓地发现铜斧、钅矍、镰、刀、削、匕首、矛、镞、针、铜泡、耳环、权杖头、镜形器等,瓜州鹰窝树发现四坝文化时期铜耳环、镞、锥、泡、刀、削、珠等。火烧沟墓地发现的铜器以红铜为主,开始出现砷铜、锡青铜等合金铜,而瓜州鹰窝树遗址采集的7件铜器均为锡青铜。骟马文化发现的铜器以小件工具、武器和装饰品为主,制作技术不仅有铸造技术,还有较为复杂的合范铸造。敦煌地区史前冶金术发展较早,且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器类多为小型工具、武器和装饰品,形制上带有明显的北方草原的风格。这一地区是早期冶铜业的变化最为明显的地区,如红铜逐渐向青铜转变,铸造向合金进步,冶金术的发展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同时在相对成熟后也影响着周围的青铜文化。世界上最早的权杖头出现在西亚和埃及地区,四坝文化发现的权杖头应该是早期文化互动的产物。砂锅梁、鹰窝树、兔葫芦等遗址发现的绿松石珠、肉红蚀花石髓珠、琉璃珠、蜻蜓眼式珠等(图9),同样是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此外,带扣、牌饰、铜斧、铜泡等均有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斯基泰文化的因素。
敦煌地区发现了大量的贝类以及用贝壳加工而成的装饰品,如瓜州鹰窝树遗址M1 出土2件蚌饰,均系天然蚌壳制成,中有穿孔;发现海贝1件,背部也有穿孔,同样在M3也发现海贝3枚;兔葫芦遗址采集到海贝5件(图9)。同类的海贝在河西走廊地区还有大量发现,如民乐东灰山遗址发现海贝4件、酒泉干骨崖10件、永昌西岗80 件、柴湾岗墓地23件等。已有的研究表明东灰山遗址发现的海贝来自今辽宁、台湾、广东、海南、西山群岛等地,海贝大多有穿孔,用来佩戴,或者是死者口含和手握,说明人们对其的珍视和在社会中的重要性。这些来自东部沿海的文化遗物,应该是长距离贸易和文化互动的结果。
五、余论
敦煌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新石器时代文化、过渡类型、四坝文化、骟马文化等四个阶段,这些文化遗存之间目前还没明显的联系和连续发展的脉络,尚不能完整的揭示该区文化发展的谱系。敦煌地区诸考古学文化的生业经济表现出复杂的特征,既有相对稳定的农业,也有灵活且适应环境的畜牧业,甚至部分存在狩猎的可能性。四坝文化及其之前,农业占重要比重,但生产方式较为粗放;骟马文化时期,农业的比重降低,畜牧业加强,这种趋势一致延续到铁器时代。敦煌地区位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交通线上,早期文化的互动融合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了基础。
敦煌地区史前文化遗存的发现相对于邻近地区较少,也导致相关研究工作较为滞后。为了推动敦煌地区史前文化的研究和认识,首先应当加大考古工作,尽快公布资料,有计划地对部分遗址进行重点发掘,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完善敦煌地区史前文化基础研究。同时加强多学科的合作,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研究水平。更为重要的是扩大学术研究视野,准确揭示敦煌地区史前文化在河西地区乃至史前时期所具有的重要地位。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在于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规律,因此在这个过程还需要加强对区域文化在发展中的文化形态模式的认识,探索史前文化发展的理论模式,以推动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研究。
【注】文章原载于《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4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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