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语言学通讯
贺爱军
晚清至“五四”的译者形象变迁及
其缘由探源
摘 要: 本文梳理了晚清至“五四”之间译者的形象并探究了译者形象形成及其转变的社会与文化缘由。笔者认为译者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成为他者文化的代言人，译者形象既是一种具体的符号形式，也是一种社会心理表征。它折射出想象主体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主体文化对异质他者文化的想象和态度。译者的形象建构与其说是对译者实际情况的客观反映，不如说是对中国特定历史语境的隐喻性表达。晚清至“五四”之间，在中国社会历史语境和社会风尚的双重变奏中，译者由“假洋鬼子”的负面形象转变为“盗火者”的正面形象。
关键词: 译者形象；通事；假洋鬼子；盗火者；社会历史语境
文章来源：原载《外国语》2015年第3期，第83-89页。本文略有修改。
作者简介：贺爱军，教授、博导。研究方向：翻译家与翻译史、比较文学。获韩素音国际翻译大赛、省市科研成果奖4项，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教材20余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级项目3项，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翻译地理学的理论构建及实践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CYY004）、浙江省哲社规划课题（11JCWY02YB）、浙江省高等学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学术项目（pd2013084）以及“外国语言文化”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JDW1214）成果。
文章内容
随着翻译学科的快速发展，近年来译者研究持续升温。国内外学者或从译者个案入手[3；28]，挖掘史料，梳理纷争，总结译者的翻译经验和翻译思想，探寻译者的译路足迹和理路脉络，或从译者群体切入[1；5；10；20；33]，探究他们形成的翻译传统，营造的翻译风气，以及地域文化与译者群体形成之间的关系等。
以上研究可以归结为译者的内部研究，即线性考证译者生平，爬梳译者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思想。这些研究为后人借鉴译者的翻译技能，参悟译者的翻译思想提供了丰厚的史料。然而，这些研究所缺乏的是译者的外部阐释，即从横向、纵向两个维度，探赜影响译者抉择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语境，探究译者形象演变的社会土壤和文化风尚。本文将译者置于晚清至“五四”这一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从时间维度和他者视角梳理译者的形象变迁，探究形象变迁背后的社会文化缘由。
01 晚清时期的译者形象
及其形成缘由
1.1 “汉奸之尤”：晚清译者的主体镜像
晚清时期，社会对译者的称谓沿袭了明朝旧制，依旧称其为通事。通事“译者之称，……皆立此传语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谓之通事”[40: 94]。这一时期的通事专指广州贸易制度下受行商管理、充当中外贸易之间的语言沟通人士。这一群体主要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为曾经去过东南亚等地经商的华人。他们在与外国人交往的过程中习得了肤浅的外语口语表达能力。第二类为跟随西方人到达海外生活数年以后归国的华人、华侨。他们具备一定的口语表达能力和阅读能力。第三类为长期生活在广州、香港、澳门等沿海地区的部分中国人。他们在中外频繁的商贸和外事活动中获得了一些以听说为主的外文知识与语言表达技巧。这一通事群体，成分复杂、水平不够、品德低下、能力不足，大部分人仅具备粗浅的外语口语表达能力，不具备阅读和书写能力。
这三类译者的社会形象如何？时人如何看待他们？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在敌我尖锐对立与冲突的鸦片战争时期，凡是学会外国话、为外国人服务的中国人一律被冠以“汉奸”之名。译者口操外国话，日夕与外国人为伍，属于典型的“汉奸”。“汉奸”这一负义词承载了晚清社会各个阶层对译者的形象定位。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对通事鲍鹏的态度清晰地折射出当权者眼中的译者形象。大臣怡良在给道光的奏章中这样描述鲍鹏：
臣闻夷人到粤必用汉人为买办。而其买办者实为汉奸之尤。教猱升木皆其所为。前此邓廷桢任内奏明驱逐之奸夷颠地，有买办鲍聪，系买办中最为可恶之人。因查办严紧，逃往山东，转至直隶，改名鲍鹏。随同琦善前赴广东，托以心腹，与义律往来议事，情殊诡秘。琦善所称夷言先战后商之说，难保非即系此等汉奸有所窥伺而教之使然也。臣谓鲍鹏不诛，夷务必多反复。[16: 62]
鲍鹏任琦善的通事，在当朝大臣眼里，他投敌卖国，罪大恶极，实为“汉奸之尤”。道光皇帝看到奏章后，龙颜大怒，先后两次发出上谕，指示将鲍鹏押解北京，“交刑部，派睿亲王、庄亲王、惠亲王、定郡王、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会同刑部审讯”[34: 98]。鲍鹏是否充当汉奸出卖国家利益，从其后的判刑可知事实并非如此。
皇帝如此，朝廷大臣自不待言。李鸿章（1823~1901）曾这样评价上海的通事：上海的第一类通事（指的是“广东、宁波商伙子弟”）“佻达游闲，别无转移执事之路者，辄以通事为逋逃薮”；第二类通事（指在英、法等国所设立的义学读书的“本地贫苦童穉”）则是“市儿村竖，来历难知，无不染涅习气，亦无不传习彼教”。这些译者在语言能力方面，“仅通洋语者十之八九，兼识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识洋字，亦不过货名价目，与俚浅文理，不特于彼中兵刑食货，张驰治忽之大懵焉无知，即遇有交涉事宜，词气轻重缓急往往失其本指”；在专业操守方面，“通事假手期间，勾结洋兵为分肥之计。诛求之无厌，排斥之无理，欺我聋喑，逞其簧鼓，或遂以小嫌酿成大衅”；在品行方面，“此两种人，皆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14: 139-141]。由此可见，在朝廷大员看来，译者不仅出身卑微，成分复杂，而且在语言能力、专业操守、道德品行方面一无是处，纯粹是社会的渣滓，汉奸的原型。
究其实，鸦片战争期间，社会对通事的“汉奸”形象定位俯拾皆是。如：“至夷人内有能通语言者，名为通事，未必不是汉奸”[25: 429]；“附近省城多谙晓夷语之人，若听夷人任意雇用，难免勾串作奸”[11: 124]；“盖夷人与汉民言语不通，未能周知内地情事，而汉奸乃得以传递消息，播弄是非，以遂其肥己之计。臣闻汉民之居澳门者，半通夷语，最易藏奸”[26: 75]；“甚有奸民之贸易广东者，习学番语，即在澳门交接夷人，勾引来闽”[8: 141]；“凡土人晓习夷语，夷人买卖从中为之说合者……实系汉奸”[21: 629]；“臣闻英夷前到天津，遣有两通事上岸与琦善传话，一系绍兴口音，一系本京口音，其为汉奸无疑”[11: 126]。
由此可见，晚清时期，社会各个阶层——上至当朝皇帝和朝廷官员下至普通民众——对于译者的形象定位体现出超乎寻常的一致性：译者即“逆者”，翻译即“汉奸”。
1.2 译者“汉奸”形象的成因探究
译者的“汉奸”形象如何生成？到底哪些因素参与塑造了这一形象？语言暴力背后隐藏着哪些时代信息？所有这些问题，只有深入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方能获得合理的解释。
贝克[1: 213]认为“一般而言，评价译者是否诚实可靠、是否赤胆忠心，甚至有无语言能力，就不仅需要再现并强化当时战争中的主导叙事，而且需要再现并强化整个社会的主导叙事。”她[1：198]认为战争前以及战争中的公共叙事（public narrative）几乎限制了译者所有的交往形式，包括译者与雇主之间、与国人之间、与媒体之间、与政府机构之间以及与社会的其他成员之间的交往形式。只有将译者置放在这一公共叙事之中，探究影响他们行为的诸种因素，包括语言行为的因素，才能对译者进行全面的解读。对晚清译者形象的探究同样离不开当时的战争历史语境。晚清以来，战争频仍，整个社会划分为敌我两大阵营，而当时广州贸易制度规定朝廷和地方官吏不得直接与“洋夷”沟通，一切交往需通过通事进行。于是，晚清通事一直充当着外国人与当地政府之间的中间人，不仅进行语言上的沟通，而且还协同处理中外政府之间的交往事宜。然而近代以来，晚清政府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每每吃亏，交涉的过程中也常常失败。久而久之，统治者开始对通事产生焦虑、怀疑甚至排斥。而随着《南京条约》等近代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广东贸易制度下对通事的管理办法和程序也随之土崩瓦解，朝廷对通事的焦虑感愈益加剧。这种焦虑感在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下转化为“对译者的怀疑以至敌视，最终构建出译者特殊的负面政治和文化位置”[34：2]。在历经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淘炼之后，译者最终被划归为“敌方”阵营。身份一旦划定，他们就毫无疑问一律成为“鬼子”的帮凶，我方的“汉奸”，“汉奸”的译者形象从而确立。可见，译者的“汉奸”形象是在中外激烈冲突的战争历史语境之中,晚清政府的外交惨败与译者的负面行为之间相互构建的结果。
02 鸦片战争后的译者形象
及其缘由
2.1 “假洋鬼子”：新一批译者的群体形象
鸦片战争中的译者来源复杂，素质不高，能力不够，晚清政府对其极为不满。为了培养合格的翻译人才，清政府在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等近代西学机构中设置了翻译机构。在这些翻译机构中涌现出了近代中国新的一批译者群体。其次，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官派留学、自费留学活动开始启动。大批青年学子被派出国外，学习西方的军政、船政、制造等专业，语言上的便利使得部分留学生能够从事翻译活动，从而也成为新一批译者群体的组成部分。其三，鸦片战争后在外国传教士设立的众多出版机构以及各式教会学校中同样涌现出一批译者，他们同样成为近代中国新一批译者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口通商以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成立了许多出版机构，如墨海书馆、美华书馆、益智书会等，这些出版机构“雇用及训练本土读书人为合译者，由教士负责双语工作，华人负责润色译文”[13: 159]。外国传教士翻译的目的在于方便传教，但在客观上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翻译人才。1860年以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教会学校在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竞相设立。据熊月之[27: 228]统计，1860年以前，在中国设立的确切可考的教会学校仅有38所，而到1877年基督教在中国各地设立的教会学校就达462所，招收学生85,222人，戊戌变法以后，基督教和天主教加强了在华教育事业，教会学校数量和在校学生数量大幅增长。到1912年，中国教会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为20万左右。这批学生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外语表达与写作能力都很优秀，成为近代中国新一批译者群体的重要来源。
那么，这批译者的社会形象如何？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外国人的“鬼子”形象地流行，“假洋鬼子”的译者形象也逐步流传开来。在中西方激烈冲突的战争语境之中，整个社会划分为敌我两大阵营。因此，在晚清朝廷官员以及众多民众看来，只要是外国人，不论来自何方，做了什么，统统都是“鬼子”。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为华北灾民募得巨款，放赈救灾，当地灾民望着这位高鼻蓝眼的外国人，感激地连声称他为“鬼子大人”。这一尴尬的称呼准确地反映出泾渭分明的敌我阵线。既然一切外国人是“鬼子”，那么选择西学，与洋人为伍的中国人无异于将灵魂卖给了“鬼子”，成为敌方代言人，属于十足的“假洋鬼子”。“假洋鬼子”这一标签是当时大多数国人眼中的译者形象。晚清人士称呼洋人为“番鬼”，称呼那些经常为“番鬼”服务的译者为“假洋鬼子”。他们“早岁出洋，腹少儒书，沾染洋习”，他们谒见留学生监督，“立而不跪”，他们“适异忘本”“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35: 284-286]。
这种形象定位可从郭嵩焘（1818~1891）拟任驻外使节的历史事件中略窥一斑。1875年清廷决定派郭嵩焘出使英国，消息一出，亲戚朋友都劝他放弃出国，有人赠联讽谏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39:23]。赠联首先褒扬他作为“纯粹”中国人的成功，认为他出类拔萃，人中豪杰，而他的出国行为却为国人所不容，为洋人服务，无异于替“鬼”办事。于是，一群参加乡试的学生，决定教训一下这个“数典忘宗的假洋鬼子”，“捣毁郭嵩焘的家和他主持修复的上林寺”[24：114]。而当他被撤职回国赋闲，坐小火轮回到家乡，小火轮被乡民视为“淫技奇巧，不祥之物”而烧掉，乡民还到处张贴字报声讨他，捣毁他的住宅。郭嵩焘任驻外使节，与译者为洋人服务，性质相同。从普通民众对驻外使节的反映中不难推测出译者在普通民众眼中的“假洋鬼子”形象。
当时，在广大民众看来，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步科举之途方为正路。放弃科举，步入西学堂实为不得已的选择。严复对此感同身受，他从小因家贫辍学，断绝了科举之路，转到福州船政学堂读书。他为自己“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29: 361]而深表遗憾，并将自己官场的失意归结为“不由科举出身，（当日仕进，最重科举）。故所言每不见听。欲博一第入都，以与当轴周旋”[30: 1547]。鲁迅对此亦有同感，“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17：415-416]。辜鸿铭何尝不是如此，他说“尽管我从欧洲回来三年多，我还不曾进入和不知道中国的思想和观念世界，依然使自己保留一个假洋鬼子样”[9：132]。
可见，鸦片战争以后直至“五四”运动之前，译者形象始终与“假洋鬼子”紧密联系在一起，“假洋鬼子”成了译者的代用词。这种在某一历史阶段被反复使用并具有“多语境性”的单一形态的具像，在比较文学形象学中被称为“套话”（stereotype）。那么“假洋鬼子”的译者形象缘何而生成？它经历了怎样的社会化过程，成为指称译者的套话？
2.2 “假洋鬼子”译者形象的成因
比较文学形象学创始人巴柔认为“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做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6：155]。巴柔所说的“一切形象”当然包括“假洋鬼子”的译者形象。在鸦片战争之后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假洋鬼子”作为鬼子的“帮凶”，与“鬼子”一道被归为异域他者，因此本土译者他者化，成为他者文化的符号形式。可以说，主体文化对于译者的形象定位实际上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他者文化态度的隐喻性表达。“假洋鬼子”的译者形象既是国人用“语言暴力”抵抗、还击入侵者的“游击战”，也是社会群体对“文化他者”的集体想象。
其次，“假洋鬼子”的译者形象与“鬼子”的外国人形象相伴而生。中国民众并非一直称西方人为“鬼子”，当英国传教士郭实腊1831年随船队抵达山东沿海时，当地人称他们为“西洋子”，见到他们时，“万分欢喜”，把他们“请到家”，给他们“吃甜点喝茶”[2: 98]。“鬼子”形象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流行起来，鸦片战争是西方人“鬼子”形象的分水岭[4: 34]。鸦片战争给中国百姓带来的无尽屈辱，列强的横行霸道、传教士的歪理邪说以及西方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极大地引发了中国的士绅和普通百姓对西方人的愤怒和不满，“番鬼”“鬼子”由此而生。随着英国军队沿着中国海岸由南至北，“番鬼”和“鬼子”的绰号也接踵而至，一直传到北京。及至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毁坏宫殿、杀戮居民，百姓怎能不怀疑英国人到底是人是鬼[2: 98]？如果说“鬼子”形象表达了普通百姓对“西方人欺辱的愤怒和痛苦”，那么“假洋鬼子”的译者形象则是人们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对一撮“民族败类”甘当洋人工具的谴责与憎恨。他们身为中国人，口操外国话，“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我们应该像对待侵略军那样对待这群卖国贼”（1:207）。
03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
译者形象转型
3.1 “奶娘”和“普罗米修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译者形象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译者形象发生了本质转变，套话“假洋鬼子”的形象标签渐行渐远，译者成为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乳汁，带来光明的“奶娘”和“普罗米修斯”。
译者形象的转变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实现的。及至“五四”时期，京师同文馆翻译馆、天津水师学堂翻译馆、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翻译机构已经创办30余年，期间马建忠、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人或大声疾呼，或广译西书，使得西学知识体系渐入人心。“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瞿秋白积极倡导并支持翻译活动，而文化名人胡适、鲁迅、周作人等则加入到译者队伍中来，从事翻译活动。他们营造的社会舆论，形成的翻译风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文化运动中的译者形象。郑振铎和鲁迅的译者观即为其例。郑振铎受梁启超的影响，认为翻译是新文学建立的根基，因此他高度评价翻译行为与翻译家。他[36]说：“就文学本身看，一种文学作品产生了，介绍来了，不仅是文学的花园，又开了一朵花；乃是人类的最高精神，又多了一个慰藉与交通的光明的道路了。……所以翻译一个文学作品，就如同创造了一个文学作品一样；它们对于人们的最高精神的作用是一样的”，而“翻译家的功绩的伟大决不下于创作家。他是人类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交通者……威克立夫（Wycliff）的《圣经》译本，是‘英国散文之父’（father of English prose）；路德（Luther）的《圣经》译本也是德国一切文学的基础。由此可知翻译家是如何的重要了”[37]。在郑振铎看来，翻译与创作同等重要，而译者扮演了输入异域文学的先锋角色，其功绩不亚于作者。他在《翻译与创作》一文中进一步强调了译者的重要性：
翻译者在一国的文学史变化更急骤的时代，常是一个最需要的人。虽然翻译的事业不仅仅是做什么“媒婆”，但是翻译者的工作的重要却更进一步而有类于“奶娘”。……我们如果要使我们的创作丰富而有力，决不是闭了门去读《西游记》、《红楼梦》以及诸家诗文集，或是一张开眼睛，看见社会的一幕，便急急的捉入纸上所能得到的；至少须于幽暗的中国文学的陋室里，开了几扇明窗，引进户外的日光和清气和一切美丽的景色；这种开窗的工作便是翻译者所努力做去的！[38]
郑振铎将译者比喻为“奶娘”，意在说明译者在引进全新的文学形式、创作手法以及在新文学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奶娘”虽非生身母亲，却为幼小生命提供乳汁，赋予亲情，谊同母亲。“奶娘”的译者形象彰显了译者的作用与功能——“敞开精神文化的窗口，接纳外来清新空气和风景阳光，增加新文学前进的力度和审美多样性的功能”[31:548]。
新文化的发动是以异质的西方文化为参照的，这就塑造了译者作为启新资源的引介者，新文化思潮的参与者和新文体的开创者的形象，这也使得“奶娘”的译者形象其道不孤。鲁迅塑造的“盗火者”译者形象可谓异曲同工。鲁迅认识到文学“第一要著”的功能可以改变国民的精神，于是，他弃医从文，致力于“别求新声于异邦”。他认为引介外国思潮、翻译世界名著，可以打通“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道”，打破文化上由聋致哑的封闭局面，并且宣布“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这就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一面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18:295]。在鲁迅看来，译者的作用在于引进异质的文化资源，拓展中国新文学的思想力和表达力，从而去聋哑而发新声。他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将翻译比喻为“盗火”行为，将译者隐喻为“盗火者”：
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19:213-214]
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传给人类，赋予人类以理智，一向被视为造福人类的文化英雄。鲁迅以这一神话人物设喻，将之隐喻自己的翻译行为，从而把翻译革命文学作品比喻为窃取天火以赠人类的文化行为。“盗火者”译者形象得以确立。
3.2译者形象转型的观念与现实语境
比较文学形象学认为套话具有时间性，“都只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时期……实际上都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往往与套话生产国对他者认知的变化曲线相吻，也与国与国之间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关系方面的力量对比的曲线相吻”[22：13]。套话“假洋鬼子”的译者形象转变同样是在国人对域外他者文化的认知转变中实现的。
从明朝末年西洋人进入中国以来，各种西洋新知不断涌入中国，慢慢地渗透到中国知识体系中。国人在被动遭遇他者文化时，面对一种全新的异域知识体系，表现出极度憎恶的态度。他们鄙视、排斥异域文化，认为它们是“低下和负面”的，并斥之为离经叛道的“夷学”。然而随着清廷在军事和外交上的连续失败，晚清开明人士逐渐认识到“夷学”自有其独到之处，于是他们用“西学中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的主张来抵消西学带来的冲击和震撼，实现在“传统中变”（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然而，随着甲午海战的惨败，辛亥革命的夭折，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想改变中国的现实，实现民族独立，仅仅从器物和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还远远不够，尚需从语言、文化根本上向西方全面学习。于是，“中体西用”等主张被证明力度不够，效果不佳，在“传统中变”转变为“在传统外变”（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全盘西化遂成为时代主旋律。在西方强势的全球背景中，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急于保存自身文化存在的中国人放弃了文明评价上的独立立场，也放弃了文化与价值上的传统观念，开始全面接受域外文化。于是，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发生逆转，华夷观念颠倒。晚清朝野上下，争相结交外国人，“时而请外人听戏，时而请外人游园，时而请外人宴会。内而宫廷，外而疆吏，下至微员末秩，皆莫不以敬礼外人为宗旨”[35: 53]。正是在国人对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态度转变之中，译者形象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
此外，译者形象的转变也与社会风尚的改变密不可分。“五四”之后，社会风尚亦为之一变。从政府官员到民间百姓形成了一股学习外语热潮，译者逐渐成为时人眼中的体面人士，“当时之鲜衣华服、乘舆策马者，无不从洋务中来；其在官场，则翻译焉、随员焉”[12: 248]。梁启超[15: 74]同样描述了当时译者的社会地位，“顾吾闻数月以来，京师及各省都会，其翻译通事之人，声（身）价骤增，势力极盛，于是都人士咸歆而慕之，昔之想往科第者，今皆改而从事于此途焉”。译者群体社会地位的提高无疑是其形象改变的前提和基础。
正是在社会文化语境和社会风尚的双重变奏中，妖魔化的译者形象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从“假洋鬼子”变成了“洋大人”“奶娘”“盗火者”，实现了由“鬼”变“人”，由“卖国求荣”的“汉奸”，文化他者的“假洋鬼子”上升为引介西方思想文化的“奶娘”和“盗火者”。
04
结语
从晚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译者形象实现了由“汉奸”到“假洋鬼子”再到“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逆转。这种逆转折射出译者群体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汉奸”的译者形象是在敌我激烈冲突的历史语境中，晚清政府的外交惨败与译者负面行为之间相互建构的结果。鸦片战争后形成的“假洋鬼子”的译者形象则既是国人用“语言暴力”抵抗、还击入侵者的“游击战”，也是社会群体对“文化他者”的集体想象。“假洋鬼子”译者形象在“五四”前后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社会风尚的双重变奏中实现了逆转，译者成为提供精神食粮，带来光明的“普罗米修斯”。总之，译者形象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物，既是一种具体的符号形式，也是一种社会心理表征，彰显出想象主体所处的历史语境和主体文化对异质他者文化的集体想象与态度。
0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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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脚注
. 在中国历史上，译者的称谓形式多样，有寄、象（胥）、狄鞮、译、唐帕、蒲义、舌人、通字、通事、译官令、译字生、九译令、译言官、译语人、译史、翻译、口译、翻译家、翻译官等。
. 刑部最终并没有判定鲍鹏是汉奸，出买了国家利益，唯一能够确立的罪状是“私充夷人买办，图赚银钱，并代人买过烟土烟膏，并无另有不法别案”。
. 据王尔敏(2005:156-179)考察“假洋鬼子”一词初现于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专指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在上海招募的中国兵员。此后，该词词义逐渐扩大，用来代称所有为外国人服务的中国人。
. “番鬼”是晚清时期广州人对侨居广州外国人的贬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