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 从北京十一学校毕业的周子其,曾顶着学霸的巨大光环进入到北京大学。然而回顾高考后至今的生活,他将之总结为“逐渐发现自己是一个普通人的过程”。出身象牙塔的孩子,看到了自己与他人的差距,看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但纵然如此,周子其还是感谢十一学校的素质教育,认为比“普通人”这个标签更重要的,是即使承认“我不行”但敢于尝试的态度。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Panopath (ID: Panopath_liuxue)
文丨Calin 编丨Leon
对于最聪明的那一群人来说,努力不能说毫无意义,只能说意义没那么大。
——周子其
2022年2月24日,聚焦高中校园成长的青春纪录片《真实生长》在腾讯视频正式播出。
纪录片镜头对准北京十一学校校园,在国家推动素质教育的教育改革背景下,长线跟踪的拍摄了三位 95 后少年探索自我,野蛮生长的故事。
许多人赞叹,在纪录片中似乎看到了当年或现在自己。
短短的四集似乎无法满足观众。最多人关心的,是三位从素质教育走出来的主人公现状如何。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纪录片的主人公之一,周子其。
是的,就是那个纪录片中才华横溢、博览群书、出口成章,即使高考失误,也能“如愿”进入北大的男学霸。
在采访中,周子其透露了那些未曾播出、被删减掉的故事。
他将高考后自己的成长,总结为“逐渐发现自己是一个普通人的过程”。
北大双学位,GRE一战337分,芝加哥大学MPP,何尝普通?
周子其,却给出自己对“普通”的见解。
读罢,想必读者会对素质教育、教育改革、和“普通人”产生新的思考和感悟。
四年北大:
“逐渐发现自己是一个普通人”
北大校园里流传一个众所周知的玩笑:“在北大,人和人的差距,比人和狗的差距还要大。”
周子其第一次浅尝"落差感",还是大一在历史学系上课的时候。
历史学系是北大的典型冷门系。
都是别的系学生转进历史学系,从历史学系转出却十分困难。
高中时,周子其“心心念念”想学历史学——在北大,他才发现自己反倒成为了学术阶级的底层。
周子其心里难免会感到不快。
周子其在高中时期阅读的历史书籍
不仅如此,才半学期,周子其就越发意识到到:北大学究式的教育模式和自己构想的理想课堂相差甚远。
“就比如,东吴的仓库制度——这些礼仪制度,都是在历史系很重要的研究话题,但我不知道研究他们的意义是什么。”
从小饱读史书的周子其在北大,好像突然失去了那份炙热的动力。
然而,让周子其最无法忽略的,也是学历史最明显和迫切的问题是:
毕业后上哪找工作?
中国需要多少历史老师?
本科学历还配当老师吗?
周子其调侃道,连我的母校(十一学校)都不会收我。
北京十一学校官网招聘
难以想象,纪录片里那个拥有雄辩口才的青年,会担心自己以后找不到工作、赚不到钱,会走上自己抵触的“庸俗化”道路。
周子其对此很坦然:“这是社会逐渐在引导,有意在鼓励的发展过程。”
都说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就业市场也是如此,不论从薪资水平还是岗位招人数量看,总会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摆布这个市场——把你从喜欢的但不需要的东西,调剂到你不喜欢但需要的地方去。
这样一个分配的过程不应该用“庸俗化”来概括,而是一个与社会接轨的过程,被社会规训的过程。
“之前我是个高尚的,纯洁的,热衷于学术的学者,而某一天,或者某一个时间节点,我就成为了个俗人——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存在的。这其实是社会逐渐在引导,有意在鼓励的发展过程。”
怀着对就业方面的考虑,内心的失落感,以及不能转系的硬性规定,周子其决定从大二开始双修历史和经济。
“学经双,不一定找得到工作,但不学,一定找不到工作!”
传说,北大有所谓“三俗”:
修经双、鸡腿饭、未名湖边谈恋爱。
而“三俗”之首,非为修经双不可。
在北大,每年学经双的就有 800 到 1200 人。
变成了一介“北大俗人”过后,周子其更是 清楚地目睹了自己和他人的差距。
“在历史学系,只要你不太出格,老师不太会挂你。基本上混混就有 80 分的绩点。读经双后,我发现很多东西就是学不会,数学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老师也从来不会通融你。”
文科出身的周子其,面对微积分、统计等课程,就算“做题做到吐”最后绩点也就够着 70 分。
“人家前一天晚上临时复习,第二天随随便便就考个 90 以上。如果我刷一周的题,才能从 70 分提高到 75 分,好像没太大实际意义。”
周子其发现,当自己不再是人群里最优秀的人,就只能适应和接纳自己的新的身份——“普通人”——的开始。
“你曾经引以为傲的成绩,发现在北大只能算是普通,因为还有人比你的成绩更高。”
不禁想起,当普通人还在用“上清华还是上北大呢”凡尔赛时,周子其却怀着“去北大历史学系,还是元培学院”的忧虑。
而且,他是真的忧虑。
毕竟,在他的家人看来,历史学系不好就业,难以实现人生跨越。
一山更比一山高——周子其面前还有数不清的台阶得跨。往前看,还有有无穷无尽的人更优秀、跨得更快。
“我发现,对于最聪明的那一群人来说,努力不能说毫无意义,只能说意义没那么大......”
周子其认为,用经济学的话术,也就是说好听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不需要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在边际效应低的选项上。
说难听点,就是渐渐接受自己做不到,勇敢承认“我不行”,再怎么努力都是不行,慢慢学会“摆烂”的过程。
GPA 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差不多就得了。
说是“摆烂”,毕业后的周子其作为北大“普通人”的一员还是以裸考337分的 GRE 成绩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公共政策硕士。
结果出国半年后遭遇疫情,滞留在美国上了一年半的网课。
那个曾经想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少年,在美国街头侃侃谈着股市。
回国后,他进入一家头部教育公司,想着毕竟是朝阳企业,起码能先养活自己。
结果,入职两个月,双减来了,教培行业开始整顿,他所在的部门整个被裁.......
现在,他就职一家留学机构,平日工作就是给学生规划申请,改改文书。
当被问及是否后悔学经双后,周子其笑着说:
还挺有用的,现在很多小孩都想学金融、经济之类的方向,我的背景对于很多家长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不得不感慨,教育改革十年后,家长们对孩子的期望还是和当年周子其的家长如出一辙。
问到未来有什么具体规划时,周子其会意地笑了笑:“我这几年的经历告诉我,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现在对于我来说,只要能快乐地渡己一生就是最高的价值。”
教育改革:
素质教育旨在把孩子“当人看”
2010 年,国务院办公厅 2010 年颁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北京十一学校作为第一批试验学校之一,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素质教育改革,围绕走班选课进行的一百多个大项以及将近上万多个小项的改革。
《真实生长》则基于这个政策背景,追踪了包括周子其在内的三位主人公在改革后的十一学校野蛮生长的过程。一时间,互联网充裕着教育的讨论。有人说,十一中学的教育改革失败了。也有人说,十一中学大胆落实了素质教育的方针。
纪录片上映后的一场直播中,主持人曾问过三位主人公这样一个问题:
“十一学校的教育改革对各自的人生轨迹有什么影响呢?”
出国深造的“清醒少女”陈楚乔说:
“十一给我营造了一个和我接触的外部社会高度相似的多元化环境。因为在十一,人和人之间真的非常不一样。”
“我作为创造者,电影导演,时时刻刻都需要观察每个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差异。不同人优秀、有意思的点都促使我去了解他们,贴近他们,记录他们的故事。”
十一学校开放式的教育模式,给予了陈楚乔充分的个人展现空间,鼓励她与不同的人在不同层面上产生交集。
“十一让我看到了鲜活的生命,这种对人物和他们生活的敏感度延续到我在现在的工作当中。”
如今,陈楚乔成为了一名“影视打工人”,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导演梦。
然而,周子其在采访中,则给了我们另一个答案:
十一和我经历的外面世界,差了许多。
以前在十一,老师与学生的交流不止于课堂。但在北大,大多数情况下,教授是不会,也不愿意与你建立深层次的交流的。
同样经历教育改革的两个年轻人,个人思想、能力和背景可能差不太多,但由于走向不同的世界,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对于周子其,母校十一学校更像是个美好的象牙塔。
在十一上学,有畅谈广阔理想的自由。离开十一后,却发现实现理想的通道十分狭窄。
只能说,十一学校的教育改革在制度上是成功的,但是学生本质上并没能真正被“改革”。
“上高中是为了什么?全面发展?不是。
素质教育?不是。为了向大学输送人才?
不是。就是为了高考胜出,考上世俗意义上好的大学。”
不论是十一学校,人大附中,北大附中还是其他顶尖高中,办学的最终目的一定都得落回到生源,也就是高考成绩上。
无论教育改革多么前卫,只要最终的评判标准是一场的考试,就无法在这个标准下玩出花样,因为高考本身就是一条狭窄、拥挤但又公平的道路。
高考成绩出不来,素质教育、全面发展都是空话。这是社会对体系的约束,也是对体系内的我们的掌控。
一考定终身的考试,两天一场雨就结束了,高考的随机性是完全没有办法避免的——周子其自己就是亲历者。
可以考什么学科,不可以考什么学科;
每个学科里考什么,不考什么;
该怎么出题,不该怎么出题——谁又真的有能力为每年几千万考生制定一场绝对公平的竞赛呢?
周子其,作为这场考试中的卷王,这场庞大竞争中的胜利者,依旧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你说它有道理吗,也不是完全没道理,但它不完全合理,不适合所有人。”
一方面,有学生通过自身努力,通过考试这一相对公平的途径逆转人生。
另一方面,有像周子其一样的学生,不管在传统意义上还是素质意义上都是格外出彩的学生,但却苦恼于考试这一单一的评判标准,最终做出“妥协”,放弃个人想法,写阅卷人想看的东西。
“去个体化”、“普遍化”、“庸俗化”的倾向性一直都深植于我们的教育、文化中,导致再优秀的学生也难以避免趋于“普通”。
十一学校,即使被披上“乌托邦”的美名,但依然能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凝视。它不能改革,甚至不能改良,最多只能补充。
教育改革,好像成了城市里“鸡娃”的幌子。所谓的素质教育,不是改弦易辙,而是一个“既要、又要”的游戏:“成绩是护身符,然后用多倍的时间和精力,来保护额外的自由。”
在北京海淀上学的周子其,所代表的就是城市里最优秀的那群孩子。
他们中许多人面对的,是即使已经“读着最好的书,选无可选了”,但是在各种“内卷”中失去驱动力,失去自我,沦为众人。
正如《真实生长》的导演张琳所说:“我们......很快意识到作为独立拍摄的第三方,无任何立场评判这次改革的成功或失败。”
有人说,如果周子其父母支持他学历史,说不定他能在北大这片包容和思辨的土壤上,大有一番作为。
周子其却说:“如果人生再选一次,我可能会换一个专业。”
那素质教育对周子其,到底有什么用呢?
怀念十一:人生之贵,
在于年轻时的错误与不真实
周子其想要感谢的,正是十一学校营造的“不真实感”。
“我心中的知白守黑,就是把一些我们相信是坚守,但是现在社会上已经不再奉为圭臬的事情,传递给孩子。”
在十一学校,从上课提问方式的细小改变,到如何在语文作文中发掘内心,老师时时刻刻都在给予每个学生思想和表达自由,这是对学生作为个体最低限度的尊重,给予每个学生精神滋养的土地。
纪录片中的周子其,即使意识到他的一切不可避免地朝着“ 庸俗化”发展时,仍然坚信:“有时候,还真的很需要这种让人崇高起来的精神。”
也只有在教育改革如此彻底的十一学校,即便身处世俗之境,心中仍有理想天地。
《真实生长》首映会上,导演陈琳回忆说:“反观当年的自己,奢望通过高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学习无论多么苦都是无意识的。很多时候感觉我不是被当人看的,而是要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一个手段。”
“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是,非要做人上人吗?这又是哪门子等级呢?”
陈琳指出:“素质教育的改革中心,在于把学生‘当人看’,尊重个体化和个体差异。”
即使变成了“普通人”,也没有什么关系,更不是什么坏事,重要的是你被当作“人”。
周子其研究生就读的芝加哥大学
所谓顶尖大学里最优秀的学生,实际上也会喜怒哀乐,吃喝拉撒,过着自己该过的生活,他们身上都有普通人的属性,照周子其的话说,北大四年到底就是一个“祛魅”(Disenchantment)的过程。
而比“普通人”这个标签更重要的,是即使承认“我不行”但敢于尝试的态度。
“人生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径直的选项。家长总会诱使你说,听我的话,少走许多弯路,但实际上,有些弯路不得不走......”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该犯的错。
周子其在爱丁堡交换
“如果你十七、八岁就老谋深算,反而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犯了错,也请让我去犯”的处世态度,是周子其被锤多年后,仍然保留的价值取向。
“即使明天小行星把我家砸平,我也有重新开始生活的勇气和能力,这是我现在的目标。”
周子其一直都秉承着自由意志精神,相信每个人都有权力,有能力,有责任为自己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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