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身份多重，是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除了文学荣誉职称之外，她还是一名教师，只钟情于教诗词的平凡教书人。她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一生足迹遍布全球，只为复兴中华诗词的辉煌。她是叶嘉莹，一生都在致力于让国人重新认识诗词魅力的学者。
1924年7月，叶嘉莹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三岁时，父母要求她背书识字，六岁时，开始从师攻读《论语》，到了九岁，正式上学堂读书，考入笃志小学。一年之后，又以同等学历考入北平市立二女中。1941年，叶嘉莹17岁，成功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 专攻古典文学专业。
可以说，叶嘉莹的年少有为离不开父母的教育。可不幸的是，当时她的父亲因“七七事变”爆发与家人断了音信，母亲则因患癌住院，在手术过程因感染得了败血症。因为放心不下自己的三个孩子，叶嘉莹母亲坚持要求离开医院，随后在火车上病发身亡，叶嘉莹因此无法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
“早知一别成千古，悔不当初伴母行”。在丧母的悲痛中，叶嘉莹连写八首《哭母诗》，以此悼念母亲。
母亲逝世后，叶嘉莹和她的两个弟弟便选择和伯父、伯母一同生活。虽然当时时局动荡，民不聊生，但好在有伯母的照顾，叶嘉莹在读书和生活方面都没有被影响到。相反，她反而被当时的社会情形激发出一腔热血，一颗爱国赤诚之心冉冉而起。
早在1936年，叶嘉莹就曾亲眼看见过游行示威的学生受伤，后又因为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叶嘉莹早已在心中确立了要报国的想法。在后期的诗词研究中，叶嘉莹一直都很钟爱学习杜甫、辛弃疾的风格，因为他们都是有着浓烈家国情怀的赤血男儿。
说起叶嘉莹的诗歌天赋，这又要多亏她的家中长辈。叶家上上下下都是知识分子，打小叶嘉莹的伯母就教她背唐诗，姨母教她背四书，顺带还教数学和书法；父亲则教她学英文，伯父就教她写诗。当然，也要得益于叶嘉莹的自律，她从小就背了很多唐诗，完全就是无师自通地自我创作，看见蝴蝶，她会写“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看见菊花，她能写“群芳凋落尽，独有傲霜枝”；看见荷花，她懂写“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可以说，叶嘉莹是自学成才的。
但说到底，叶嘉莹能在诗词世界闯出一番天地还要多亏她的老师——辅仁大学的顾随先生。顾随早年是英文系的学生，但由于他的国学造诣极高，所以被辅仁大学聘来讲授古诗词。叶嘉莹第一次听顾随的课时，就觉得这个老师很特别。每次听课，叶嘉莹都是越听越入神的那一种。大多数学生都不喜欢顾随的讲课方式，觉得他讲课没有逻辑，东讲讲西讲讲，没有一贯体系。可在叶嘉莹眼里，顾随讲课的内容就是中国古诗词的精髓。只要是顾随开的课，她都去听，哪怕是毕了业她还是要回学校蹭课。
除此之外，叶嘉莹在顾随的课上有个外号叫“录音机”，因为她总能把顾随讲的东西一字不落地抄写下来，别人想记笔记都不知道从何记起。而顾随对叶嘉莹的印象也很好，他在批改叶嘉莹的诗词习作后发现这个女生“作诗是诗，填词是词”，简直就是天才。
故此，顾随曾在叶嘉莹毕业时给她写过一封信，信中内容如下：
“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假使苦水（顾随别号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简而言之，顾随信中言语就是在表达自己希望叶嘉莹能够成为像禅宗祖师马祖道一一样的存在，希望她可以大兴中国诗词这门传统艺术。
在学校期间，叶嘉莹一直都是只读诗词不观校内事的人，她没有什么朋友，生活非常简单，除了诗词之外还是诗词。尽管叶嘉莹长得非常娇俏，气质极其出众，曾吸引了很多男生，但她从不谈恋爱。男生们给她写信，她一封都不回。叶嘉莹的表哥曾因此这样评论她：“黜陟不知，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对此，叶嘉莹是这样回应的：“孤芳自赏就自赏吧，反正我只跟诗词谈恋爱，心满意足。”
然而，人生就是这么出其不意，就在叶嘉莹觉得自己可能终身不婚的时候，她中学老师给她介绍对象了，即自己的弟弟——赵钟荪。当时，赵钟荪可是个妥妥的痴情种，狂追了叶嘉莹好几年，愣是没有放弃过，工作被调到青岛去后他也能时不时地跑回北京见叶嘉莹一面。对此，叶嘉莹依旧是没有心动过。
直到有一天，赵钟荪突然回来跟叶嘉莹说：“我丢了工作。”叶嘉莹一听，连忙问他为什么，对此赵钟荪并没有回答。叶嘉莹就因此陷入了自我责备的状态，她觉得是自己害他来回跑，所以才丢了工作。于是乎，为了弥补赵钟荪，叶嘉莹答应了他的求婚。
没有爱情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只能自食苦果。和赵钟荪结婚后的叶嘉莹很快就遭遇到了一连串的磨难。因为赵钟荪的国民党身份，她不得不在解放战争结束后跟着他一起去台湾。后来赵钟荪不幸被抓进监狱，半年后，叶嘉莹也被拖下水。
一开始叶嘉莹本来是要被关进台北的，可为了不和女儿分开，她硬是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哭着去求警察局局长说：“我一个妇女，还有一个吃奶的女儿。先生被关了，在台湾也无亲无故。你把我关到台北去，我找人托付都没有，如果你要关就把我关在这里好了，我也逃不走。”
看着叶嘉莹哭天跪地的，警察局长最后只好同意把她关在彰化，连同女儿一起关。
后来，比丈夫先出狱的叶嘉莹不得不面对“残忍”的新生活，她要学会一个人在台湾摸爬滚打的生存。丈夫还在监狱，女儿尚在襁褓，工作丢了生活无着。可以说，叶嘉莹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了，可她依旧不轻言放弃，都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叶嘉莹的人生也是如此。
就在她为生存苦恼时，她突然想起了丈夫的姐夫在海军工作。于是，叶嘉莹赶忙去投奔姐夫一家。可赵钟荪的姐夫一家生活也很困难，只能给叶嘉莹腾出个走廊住下。对此，叶嘉莹感恩戴德，她就这么带着女儿在走廊上铺地毯睡觉。
在姐夫家委屈了三年后，赵钟荪终于出狱，叶嘉莹本以为赵钟荪出狱后她的苦日子就到头了。殊不知，接下来的生活更是苦。出狱后的赵钟荪性情大变，经常对叶嘉莹拳打脚踢，咆哮怒骂。叶嘉莹白天要在几个学校教书，来回奔波维持全家生计，晚上回家还要被赵钟荪指指点点。
因为操劳过度，叶嘉莹患上了气喘。每次上完课她的胸口总会发痛，呼一口气身体仿佛就要被掏空。在这种身体状态下，叶嘉莹一回到家，面对的并不是丈夫的温柔关心，而是大声呵斥。赵钟荪只会斥责她的晚归，而不会询问她的身体状况。更为过分的是，当赵钟荪看到叶嘉莹生的第二个孩子又是女儿后，他就开始变本加厉地侮辱和讽刺叶嘉莹。
对于叶嘉莹来说，那段时期无疑是人生最黑暗的阶段。丈夫家暴，工作忙碌，生活重压，诸此种种，完全可以把她逼死。她当然是想过自杀，可一想到自己的孩子，想到自己的诗词梦想，她就不肯向命运低头。相反，在这种困难时刻，叶嘉莹总会以王安石的诗来激励自己：
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
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
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
世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
因为诗歌，叶嘉莹的心灵未曾真正陷入过绝望境地，正如她曾经所言“诗歌，能让你的心灵不死”。
诗词除了给予叶嘉莹精神支柱之外，还解决了她的生存难题。在赵钟荪一开始被囚禁，她还没有被拖下水时，她连个落脚的地都没有。可因为有教诗词的能力，她得到了住学校宿舍的机会。她喜欢写诗，也喜欢教诗。那段艰苦岁月，叶嘉莹就是靠教学热情生存下来的。她曾说：“我一生，70年从事教学，我觉得这真是我愿意去投入的一个工作。如果人有来生，我就还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
叶嘉莹曾因为教得太好而被台湾大学、淡江大学和私立辅仁大学的中文系聘请去做讲师，甚至还曾受邀去电台和电视上开讲古诗。台湾文学史上很多有名的人都听过她的课，比如席慕蓉、白先勇、陈映真。由此可见，叶嘉莹讲课的魅力无疑是巨大的，就连她脾气暴躁的丈夫，在看过她讲课视频后都不敢相信地问道：“这是你在讲课吗？下次我也去听好不好？”而且听过她讲课的人也都说过：“叶嘉莹不仅写诗是天才，教诗也是天才。”
俗话说道，人生有三大悲哀：早年丧母，中年缺爱，晚年丧女。可以说，叶嘉莹的一生把这三大悲哀都给经历了一遍。
1976年，叶嘉莹的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不幸双亡。白发人强忍悲痛，独自一人料理女儿的后事，写了十首《哭女诗》来哀悼她。
暮年伤感，顿失方向，她想到了老师顾随的一句话：“以无生之觉悟，做有生之事业。以悲观的心态，过乐观的生活。”迷惘之际，叶嘉莹豁然开朗，时代变了，是时候回到山河故土了。
七十年代末，叶嘉莹毅然决然地申请回大陆教书，分文薪水不取，机票完全自理。叶嘉莹说：“我的先生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台湾不是我的选择，我去美国、去加拿大都是迫不得已。我一生中做过的唯一一次主动选择，就是回国教书。”教书，是她一生的志向，也是她唯一的主动选择。
回到大陆，叶嘉莹刚开始在南开大学上课，教室就被挤得水泄不通，学校为了控制人流，特地印制了通行证，学生们都要持证上课。有的人为了听一节叶嘉莹的课，还专门造了个假印去上课。
除了教书传授知识之外，叶嘉莹还将自己的一生积蓄都用在传统文化研究上。2018年6月3日，叶嘉莹将常年积蓄的1857万元捐赠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用于设立“迦陵基金”，以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2019年5月，叶嘉莹再次向南开大学捐赠1711万元。
“以无生之觉悟，做有生之事业”。迄今，叶嘉莹已过鲐背之年，95岁的她依旧在做着“有生事业”。尽管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不少凄苦的泪痕，但她依旧以年轻的姿态活跃在诗词崛起的“前线”上。一生两次捐赠合计下来3568万，是她为诗词事业付出的心血，也是她对诗词的一片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