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夺走人类生命最多的魔鬼，鼠疫的阴云从来没有从人类的天空头上消失过。在中国历史上，数次有史可查的“瘟疫大流行”都被证明是鼠疫的流行。而鼠疫的第三次全球大流行就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上世纪上半叶，在印度夺去了数千万生命，但是这场瘟疫在中国所造成的影响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这是为什么呢？
1910年的大清王朝已经是风雨飘摇，距离它命运的终点只有一年，不仅国内起义军四起，在满洲人的老家——东北还爆发了鼠疫。这一次鼠疫比之前的鼠疫来的更猛，传播速度更快，让整个黑土地都陷入慌乱之中。
此时的东北已经不是女真人的禁脔，日本和沙俄都纷纷将魔爪伸到了黑土地上，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更是加紧了蚕食东北的脚步。具体到这一次鼠疫大流行就是之前在香港已经吃瘪过了的北里柴三郎再次领军出征，誓要在东北攻破鼠疫。
此时清政府方面派出的专家是北洋军医学堂帮办（常务副校长）、剑桥大学医学院当届毕业生排名第一的伍连德。相比于百年后他的那些大多只是在基层发发药开开转诊单的后辈，这位伍军医无论是从学历还是贡献都要高的不知道哪里去了，而且当时只有三十一岁。他只带着一个学生来到当时疫情最为严重的哈尔滨，要在这里和北里柴三郎和他背后虎视眈眈的日本一较高下。
北里柴三郎一定程度上吸取了上次在香港的教训，没有把功夫下在操练死人的大体解剖上，而这一次鼠疫的流行又有不同：只有很少一部分患者出现了淋巴结肿大这一特征性表现。没有了淋巴结可以解剖的北里只能通过漫山遍野的抓老鼠来解剖来寻找鼠疫杆菌，但是令他大失所望的是，在整个哈尔滨的老鼠都快要被他抓绝了户的情况下，依然没有从老鼠的身上检验出鼠疫杆菌。
得到这一消息的伍连德决定和北里反其道而行之：北里这回不解剖尸体了，而伍连德偏偏要解剖尸体。他所解剖的第一例标本（还是个日本侨民）的血液和内脏就检出了鼠疫杆菌，这一点让日本方面大跌眼镜，但是北里依然拒绝作出改变，硬要继续解剖耗子。
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伍连德自然懒得去管日本人的动作。在抗生素未能普及、耶尔森的抗鼠疫血清还没有广泛运用的时代，他做出了他所能做出的最英明的决定：全城乃至整个东北大隔离+洗消。具体来说，就是将所有出现过病人的街区由警察和军队封锁，所有接触过病人的人必须按照当时所能达到的最严格的洗消方法严格洗消全身。从海拉尔到大连，整个山海关外的所有人必须严格遵守这一规定，若要进入内地更要接受这样严格的隔离检查，确认不会发病后才允许进关。
奇迹发生了，三个多月后，哈尔滨城内最后一例鼠疫病人死亡（当时根本无力抢救），哈尔滨宣告全城无鼠疫。又过了一个月，东北全境无鼠疫。伍连德依靠着自己一人之力和几千名医疗知识几乎为零的军警，完成了这个堪称医学史上最伟大的奇迹。由此一役，伍连德成为了当时公认的亚洲鼠疫防控第一人，而北里柴三郎只能屈居次席，也算是在那个中国全面被日本压制的年代中国对日本小小的一次胜利。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鼠疫的爆发却在老鼠身上未见踪影呢？因为这一次的鼠疫根本就和老鼠没关系。需要指出的是，鼠疫并不只是由常见的家鼠或者田鼠传播，啮齿类动物都有传播的能力。这一次大鼠疫的源头来自老鼠的表亲——土拨鼠（旱獭）。
土拨鼠的皮毛可以用来制裘，因而引得无数人竞相获取。由于人们对土拨鼠的过分捕杀以及其皮毛与人类的频繁亲密接触，导致土拨鼠身上的看不见的东西也和人们拉近了距离。而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就有一样是肺鼠疫菌株。
肺鼠疫一般多由腺鼠疫（也就是狭义上的黑死病）血行播散所导致，但是有少数变异菌株可以直接通过呼吸道吸入并传播，很不幸的是，1910年的鼠疫正是腺鼠疫。腺鼠疫的传播速度远远快于腺鼠疫，而且在没有抗生素的情况下几乎是沾之必死。在弗莱明的抗生素发明出来之前，伍连德能将鼠疫死死地控制在哈尔滨城内，其功劳不啻再造。
对伍连德的褒誉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这场险些席卷东北、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大鼠疫，说到底是人类自己作出来的。其实无论是这一次的鼠疫还是93年以后的非典，都是人类过分掠夺自然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所面临的大灾难，一多半都是自己挖出来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