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前高管入职腾盛博药 中国创新药出海背后的“全球智力”更迭
文/福布斯中国
2024年新年开工第一周，关于中国创新药企与海外机构合作“出海”的消息频频见诸媒体。
1月5日，勃林格殷格翰宣布携手苏州瑞博生物及瑞博国际研发中心共同开发治疗非酒精性或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NASH/MASH）的小核酸创新疗法。根据双方合作条款，总交易金额超过20亿美元。
同日，AI制药公司英硅智能宣布与意大利跨国药企美纳里尼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Stemline Therapeutics达成AI药物对外授权合作。本次合作交易总额逾5亿美元。此外，英硅智能还有望获得潜在可达两位数的特许权使用费率。而去年9月，英硅智能将自家的USP1小分子抑制剂以8,000万美元首付款对外授权给纳斯达克上市公司Exelixis。
1月4日，创新药企驯鹿生物与美国Biotech Umoja Biopharma基于以往的合作后，再次宣布就新型体外和体内细胞与基因疗法的研发和商业化开展一系列新的合作。
而新年开工第一日，苏州宜联生物与罗氏达成全球合作和许可协议，合作开发ADC新药的全球开发和商业化工作。合作金额约10.5亿美元。
刚刚结束的2023年是中国医药产业具有标志性的一年，也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一方面Biotech在一级及二级市场的交易数量和金额都大幅度下降，Biotech面临前所未有的“寒冬”，另外一方面中国药企的BD交易中License out交易金额超过400亿美元。
其实，早在着一个又一个License out出现时，一场生物科技企业的“全球智力”借力早已开始，且已经有更迭升级。
在中国尚未能形成创新药研发氛围时，外资药厂在华团队偏向商业化拓展，这些企业的研发部门的职能主要是做临床研究，所以中国区很少能介入和参与到全球药物开发的策略制定中。
第一波海外归来的生物医药人才在看到国内行业痛点后，开始创业，中国创新药研发开始起步。比如我国创新药领头羊——百济神舟，创始人王晓东应邀回购组建科技改革首个体制外“试验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之后，与另一位创始人欧雷强在2010年创办百济神舟。王晓东在回国之前已经是美国院士。国内CRO行业拓荒者——药明康德创始人李革也回国创业，并吸引了刘晓钟和张朝晖一起逐梦。
这一波初创公司从0到1，组建研发团队很难，组建一个全球研发团队，过程要比想象的更加艰难。有经验的科研人才缺乏，且这些初创企业也难得到在华外资药企的科学家的青睐。
所幸很多创始人有留学以及跨国药企的磨练，他们具有全球视野，也熟悉行业发展，有的甚至已有海外创业经历，这些因素都让这些初创企业节约了时间和成本。“科学家+商业”在中国医药健康领域非常常见。
中国生物医药行业开始蓬勃发展。中国医药领域的政策改革不断推进，也推动越来越多生物医药人才涌入本土企业。
在搭建本土研发团队时，一些创新药企业也放眼全球。在百济神州的研发体系中，临床前研究主要布局在中国，而临床开发则是一个“双核”型结构，中国和美国并重，同时在全球其他地方布局临床运营和医药政策、注册等力量。设立多国研发中心/团队成了不少创新药初创公司的打法之一。
这里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你可以看见一些海外“智脑”加入中国的生物医药公司。2022年， 曾在施维雅制药、Medisix Therapeutics 等机构担任研发负责人和首席医学官的Raffaele Baffa博士出任港交所上市药企科济药业的首席医学官。
本周，创新药企腾盛博药也宣布了曾在ViiV Healthcare和葛兰素史克担任新药开发副总裁，为ViiV/葛兰素史克的HIV系列药物做出了贡献，发现了多替拉韦和卡替拉韦这两种突破性药物的Brian Alvin Johns博士为公司首席医学官。
从宏观角度看，过去20年，中国已经积累了一大批生物医药领域的学术人才和产业人才，再加上政策和资本的支持，为药企“出海”提供了“红利”。
一个新的情况是，最近几年，国内医药行业的人才流动也比以往频繁。创新药企业的高管流动凸显，人才流动的背后，映射着本土药企与跨国药企不断调整战略以及人才架构以应对行业发展的新态势。不少医药企业被迫剥离“非核心业务”、调整人才架构来压缩成本，应对市场变化，寻求新的增长点。
但中国创新药出海，对人才，尤其是高层次的人才需求依旧强烈。这也逼着这些创新公司从组织、激励以及文化等方面切入，面向未来，全链条人才的提前统筹，价值链上下游人才引进整合，以及除核心价值链（研、产、销）外，人财法合规风控等职能条线人才更多的行业专业能力积累，将成为确保企业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有足够的输入才有源源不断的输出，出海大背景下，全球“智力”正被吸引，中国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