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白鹿原》的读者，很多人都会记得其中有这么一个情节：郭举人为了保障身体健康，进而延年益寿，就每天让自己的小妾，年轻貌美的田小蛾在下体中泡三个干枣儿，待泡胀开以后，供自己食用。而田小蛾在大老婆的监督下，每天很无奈地做着这样的事。由于她很不满意郭举人这样把自己当泡枣的工具，就经常偷偷把枣儿泡到尿盆里去，糊弄郭举人。
无独有偶，在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废都》里，也有类似的描写。作家庄之蝶在与小保姆柳月偷情嬉戏时，把梅李塞入柳月的身体，然后拿来吃。
都是陕西籍作家，都是著名作家，两部同是著名的长篇小说，都写了类似的情节，只是泡物不同。这给许多读者带来了困惑，著名的大作家，两部书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同时出版，为什么会出现类同的情节，而且，为什么两位作家要在自己的作品里描写这样的事情？是生活里真有这样的事，还是两位作家的杜撰？如果真有其事，为什么作家要把它写进书里去，这样的情节，在小说里会起什么作用？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生活里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小说里他们为什么要吃这肮脏不堪的东西。
其实，“泡阴枣”在中国古代道教养生方式中曾经有过记载，中国古典书籍中也曾有描述。清代一部叫做《夜雨秋灯录》的书中，就描写过这样的情节。书中写到有个杀人越货的强盗，他有两样嗜好，一是杀人取心来生吃，二是用少女的下体泡阴枣。在近代作家的小说中，也曾有过描写用小老婆的身体泡枣的故事。
泡阴枣这种事情，在陕西一带民间早有传说，但并不是陕西特有的风俗和民俗，没有确切的记载陕西真有这样的民俗，而只是一种传说，只能说有过样的事情在陕西一带民间生活中发生。其实，这样的事情不只是在陕西，在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传说，比如曾传说四川大地主刘文彩，也曾用贫穷人家的女儿为他泡枣，以滋阴补阳，延年益寿。陈忠实不是第一个在作品里写这种情节的作家。我在《白鹿原》这部书出版之前，很早的时候，就在其他的小说里面看到过这样的情节，书名和作者已不记得了，但这个情节我却记得很清楚，也是大老婆每天把三颗枣儿塞到小妾下体里，泡过一夜后，第二天一早拿出来给男人吃。
《白鹿原》和《废都》前后差不多的时间里出版，两个作家同时都写到了这样的情节，可见这样的事情许多人都听说过，两们作家也都听说过，也可能是他们在一些旧文学或古典作品中见到过，受此影响，他们都同时都写了这个情节。
陈忠实和贾平凹虽然都是陕西人，但两个人并不在一个地方长大或者长期生活，陈忠实在关中地区，贾平凹生长在商洛地区，两地风俗民情都相差很大，不可能同时都有泡枣儿的习俗，基本可以排除民俗这一说法。这只能是一种道听途说，作家是把道听途说的但在生活中确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拿来用在了作品当中。其他作家也不是没有听说过，或者不知道民间有这种事情，只是他们没有把这样的事情拿来写在作品当中，这与作家写作的需要和认知有关系。
那么，在生活中，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吃这种阴枣呢？
在传统的中医文化中，大枣是用来补阳气的，中医认为红枣，特别是干枣补脾阳的功能较强，而女性是在中医文化里属“阴”，采阴补阳自古以来就是中医和道家养生方式中，广为采用的一种方法，有一些民间中医认为，用女人下体泡过的枣儿，让男人服用后，可以滋阴补阳，所以民间才有这种用女体“泡枣儿”的做法。但这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只是一些怪僻的民间中医，或者道家养生学说，应用阴阳互补的原理，想象出来的怪僻方法。既不科学，又不卫生，很可能还因为各种病菌对身体造成损害。在过去科学还不发达的旧时代，这种做法也只是极少数的人才会采用。任何中医书籍中，都没有有关这种方法取得疗效的记载。
那些喜欢吃“阴枣”的人，为了追求健康和长寿，甚至为了单纯的壮阳效果，便盲目地听信传言，采用这种不科学，不文明，且有损健康的做法。
那么，陈忠实和贾平凹这样的作家，为什么会在作品里写这些情节？
我们知道，作家在创作时，会调动所有的素材，来进行创作。会根据情节的需要，来选取素材和安排情节。小说作品中，为了表达主题的素材是主要素材，相当于一道大菜的主料，而有时候还需要有一些与主题无关的其他素材，来调节作品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这样的素材相当于做大菜时用的佐料。佐料是为了出味，但同时也是菜品的组成部分。《白鹿原》里的“泡枣儿”，《废都》里的“泡梅李”，就是佐料，起得就是调节作品的趣味性的作用。
同时，作家写这样的情节，也不是完全用于“佐料”，而是另有他意。作家把生活中的这一种奇特现象，写进作品里，反映了一种社会和时代的侧影，也反映出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比如田小蛾不甘做泡枣工具，偷偷把枣儿泡进尿桶，就是一种反抗，也为她后来敢于和黑娃在一起，以及后来为了报复白嘉轩而去勾引白孝文，尿了欺负她的鹿子霖一脸，这种敢做敢为的性格做出了铺垫。在《废都》里，泡梅李的情节，也从侧面刻画出了庄之蝶的精神堕落，迷失，信仰困惑，只沉浸在与女人的周旋和无聊游戏中，从侧面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
此外，这样的情节描写，也反映出一种民俗或者民情，表达了一种愚昧，对反映特定的时代，起到了一定的佐证作用。
所以，这种看起来很奇特而又可笑愚昧的“女体泡药”的情节，作家把它写在了作品里。
但是，无论怎样说，陈忠实也好，贾平凹也好，多少有点猎奇的心理在里面，并非一定要选取“泡阴枣”这样的情节，才能反映出时代特征或者人物的性格特征，或者说精神面貌。
作为个人来讲，我不赞成这种“猎奇”的写法，把生活里一些看起来很奇特的个别现象，写到作品里去，并没有什么代表性或者典型意义。作家在选材的时候，完全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不一定非要猎奇。同样的情节，陈忠实在《白鹿原》里写了，贾平凹也在《废都》里写了，可见他们都没有摆脱猎奇的创作心理，并且产生了“撞车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家创作的严肃性。你听到的故事，别人一样也会听到，有时候猎奇也并没有猎到“奇”，或许还会是败笔。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得到更多读者的喜爱和热捧，且没有遭到任何非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平凡的世界》写得很“干净”，没有这些过于奇特的低俗的“佐料”。这不是说干净的就是好作品，但作家在可以写得干净的时候，一定要写得干净，如果真的是刻画人物或者作品内容需要，当然可以有适度的性描写，或者与性有关的描写。因为性是人的本性，最能从本质上反映一个人的性格与性情，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本质。对待性和情的态度，往往关乎着一个人基本的做人原则，对于有一定深度的作品，涉及到人性与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可厚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