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對敦煌壁畫破壞的真相！

當時，關於張大千如何「破壞了敦煌壁畫」的種種流言蜚語，曾多次見諸報端。官方也曾一再地對張大千進行「查辦」，甘肅省政府主席谷正倫就曾給張大千打去措辭嚴厲的緊急電報：「對於壁畫，勿稍污損，免滋誤會」，以示「嚴重警告」。接著，大批的國民黨軍統特務「奉命」對張大千實施「嚴密搜查」，結果一無所獲。

個人私慾：張大千隨意剝損敦煌壁畫

1940年10月，張大千帶著三太太楊宛君、兒子心智，歷經千辛萬苦抵達敦煌，如苦行僧般臨摹壁畫。後來張大千接到二哥病逝的消息，中途趕回重慶治喪。1941年3月，張大千籌措資金，攜幾位藏僧畫師，從蘭州出發，第二次抵達莫高窟。

張大千特地僱傭了塔爾寺的五個喇嘛，這些喇嘛掌握一種縫製畫布的特殊技藝。敦煌千佛洞的壁畫高數丈，張大千帶去的紙根本不夠長。縫布會有針眼，畫布縫緊後針孔更明顯，但塔爾寺的喇嘛卻能縫得天衣無縫。這些畫布縫好後，加上一層用羊毛熬成的膠和生熟石膏，干後再用光滑的鵝卵石打磨，正面反面塗上很多次，這種畫布不僅光滑，下筆不澀，用墨不滲，也利於保存。

敦煌地處大漠，缺食少穿，冬天滴水成冰，還常有兵匪騷擾。洞內光線暗淡，「白天八九點鐘，敦煌的太陽射進洞裡，一到午後，太陽往南走光線就暗了」，張大千要一手秉燭或提燈，一手拿筆，往往需反覆觀看多次才能畫上一筆。

1943年10月，張大千用20餘頭駱駝載著臨摹的276幅壁畫，回到四川，並完成了20萬字的學術著作《敦煌石室記》。

回到重慶後，張大千便開始展出自己的敦煌臨摹作品，陳寅恪評價他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在他的呼籲和于右任倡議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1943年成立。兩年七個月的敦煌之行，張大千賣掉不少珍藏的古字畫和自己的作品，還向人舉債5000兩黃金，直到20年後才還清。

張大千對敦煌文物的探索和研究價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多年來，也有一種說法認為，他對敦煌文物的破壞也是不可饒恕的。1941年中秋張大千陪同於右任參觀，隨行的竇景椿後來曾回憶：「記得參觀到一個洞時，牆上有兩面壁畫，與牆壁底層的泥土成分分離，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並有挖損破壞的痕跡。」

張大千向于右任講述了他的一個新發現：洞窟里的壁畫竟有好幾層，要想看裡層精美的畫作必須把外層剝落。竇景椿在回憶里提到一個細節：隨行人員為了讓同行人看得更清楚，便拉開剝落的外壁，由於用力過猛外壁被撕碎脫落。但是也有記載表明，這浮面的一層是張大千與于右任商量後，命士兵打掉的。1948年，經由蘭州某報通訊，甘肅省議會提案轉請教育部「嚴辦借名網利破壞敦煌古蹟之張大千」。張大千多年背負「毀壞壁畫，盜竊文物」的罪名。

1981年，署名石湍的文章以作者親身的經歷對此進行駁斥，指出張大千使用剝敗壁的方法是我國美術史的一個創新，文章被香港《大成》等雜誌轉載。老友也為其辯護說：如果你當時在敦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層已經無貌可辨，又肯定內里還有壁畫，為什麼不能把外層打掉，來揭發內層的精華呢？謝稚柳與張大千40年朝夕相處，二人同一天離開人世。

身在台灣的張大千看到這些文章以及老友為自己的辯解不禁老淚縱橫。當然也有學者指出，既然當時的工藝還不能達到內外兼得的水平，那麼張大千就應該將此保留，待後人研究。

後來，甘肅省參議會立案控告張大千，說他借名網利，破壞敦煌古蹟。而且，他們還要求甘肅省駐南京的中央立法委員與監察委員也要對張大千進行提案彈劾，就近查究；要求南京政府對張大千予以嚴辦，「以重歷史文化而儆效尤」。最後最高法院宣判張大千無罪。

在敦煌藏經洞發現和敦煌學誕生百年紀念之際，某報一篇長篇報道的刊出，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張大千是否破壞了敦煌壁畫，也就成為了許多人爭論的焦點。這篇報道里說：「羅華慶在回答記者詢問時指出，張大千剝損的壁畫總共約有30餘處。」

張大千在臨摹時，經常把表層的後期壁畫剝去，以探視隱藏在裡面的早期壁畫。他或許是為了使自己看到更多的古代藝術，或許是不讓他之後赴敦煌臨摹的畫家領略這些珍品，這一做法不僅自私，而且使敦煌壁畫蒙受了一次無以復加的災難。

莫高窟第130窟是敦煌最具代表性的石窟之一，窟內26米高的佛像是敦煌第二大佛。張大千剝損的壁畫位於進門甬道，據介紹，他首先剝去第一層的西夏壁畫， 然後又剝去第二層的晚唐壁畫，如今人們只能看到最下面的盛唐壁畫，而盛唐壁畫因前人覆蓋時為了增加泥土粘合力，已被劃得面目全非。

甬道的牆上，清晰地留下了他層層剝畫的斷面。據記載，這座石窟歷時29年才築成，平均一年掘進一米，而張大千在短時間內使它大大改觀。如此典型的被他剝損壁畫的石窟還有第108窟、454窟等。

報道確定這些壁畫的剝損是張大千所為，而張大千這樣做，不算是一種考古性質的舉動。報道最後感嘆說：「100年前，王道士為了整修莫高窟而向外國人出賣藏經洞文物，相隔40年，張大千一面宣揚敦煌藝術，一面卻為了個人私慾隨意剝損敦煌壁畫，這是愚昧時代的兩個悲劇。」

最富爭議：張大千剝損壁畫是否情有可原

對此報道，羅華慶認為是「有失偏頗」的。羅華慶說：「在接受該記者採訪時，我只是說：」用現在的眼光來看，當年張大千剝損壁畫的行為是一種破壞。『他的言下之意，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中，張大千剝損壁畫的行為是情有可原的，他並不是敦煌的「罪人」。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李永翹則認為，該篇報道不但沒有「證實和揭開這個歷史謎團」，反而顛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用流言代替歷史真實。這位張大千故鄉的專家曾歷經數年，行程萬里，查檔無數，對此問題作過全面的調查研究。

「無數不可辯駁的證據表明，張大千先生是清白的、無辜的，他沒有破壞敦煌壁畫」。「他對於敦煌藝術的功績，將永載史冊」。「張大千是有功的，他是研究敦煌壁畫產生巨大影響的第一人，他對弘揚、傳播敦煌藝術做出了很大貢獻。」

這純粹是聽了「傳說」，「我們敦煌研究院的人絕不會說張大千破壞了壁畫。」樊錦詩說，早在40年代，曾有「張大千破壞、偷盜壁畫」的說法，最後鬧到南京的「最高法院」，結果判定張大千無罪。現在這一說法，不過是舊瓶新酒罷了。

如何解釋現在敦煌壁畫上遭破壞的痕跡呢？樊錦詩說，1965年她來敦煌時，莫高窟尚處於缺乏管理的狀態，「亂得很」，更何況在40年代。當時，這裡還曾用作馬鴻逵騎兵的馬廄；張大千來臨摹壁畫期間，人員進出很雜，誰也不能肯定說被毀壞的壁畫就是張大千所為。

樊錦詩一再強調，張大千至今留下的明顯痕跡，只是對洞窟的編號，而編號是研究工作必須做的，現在他們研究人員也會給洞窟重新編號。

功過難辨：張大千剝離壁畫不一定沒有私心

認為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確鑿無疑，從張大千一生中所做的其他各種有爭議的事情來看，張大千剝離壁畫的時候不一定完全沒有私心，他除了是一名畫家， 同時也是收藏家，一生收藏了許多稀世珍寶，據說還有一部分被轉賣給了日本人，因此保不齊被剝離的敦煌壁畫也成了他的收藏品。

無論如何，張大千對敦煌所做貢獻比破壞要多，何況他那點兒破壞比其他人差遠了，所以在這件事上莫怪張大千。後來國家吸取了這類事件的教訓，對這些搞藝術研究的人留著一手，並不是言聽計從。

張大千剝損壁畫的行為，恐怕和當時缺乏文物保護意識有關。四十年代曾有人在甘肅的報紙上揭露張大千對敦煌壁畫的破壞，但未引起重視。因此，對他的評價不能脫離具體的時代環境。在這座舉世聞名的洞窟內牆上，張大千居然用毛筆題寫了一篇文字，這種對中華國寶的滿不在乎，以及唯我獨尊的態度，令人驚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