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天凱大使3月17日接受了AXIOS和HBO聯合節目的採訪，就新冠肺炎疫情、媒體關係、涉疆問題、中美關係等回答了記者喬納森·斯旺的提問。
採訪實錄公布以後，筆者的國關朋友圈進行了長久熱烈的討論，涉及應答技巧、個人風格、實體問題、相關政策等等。儘管大部分人都對大使採訪給予充分肯定，也有少數不同聲音認為大使發言過於隱忍，過於謙和，肯定會被一些網友罵「太軟」。
筆者在體制內的工作內容涉及到國際傳播，對於媒體採訪領域的實踐和知識略知一二，對採訪實錄學習了多遍，在此也談談自己的看法。
第一，大使接受採訪體現外圓內方、以柔克剛的東方哲學傳統。當前國內的輿論環境當中，民粹主義泛濫，「戰狼」式的霸氣、示強「打雞血」式風格頗受歡迎。相比之下，大使這種以理示人、溫文爾雅、以我為主、不急不躁的風格，恰恰難得一見。
如果說確有一些回答不夠犀利，這也是非常正常的。在西方記者咄咄逼人、敏感問題接二連三的飽和攻擊下，即便個別問題的回答不夠解渴，那也是正常的，這恰恰才是符合人性的。
說到個人風格，這種「強硬派」和「軟弱派/投降派」之爭近幾年在國內很常見。這讓筆者想起這樣一個故事。還在體制內的時候有一次跟一個領導出訪執行談判磋商任務，行前準備會上參團的各單位代表在一起討論談判方案。有個單位的代表很堅決地表態說，對方要不同意咱們就打道回府不跟他們談了，隨後好幾個單位代表附和表示堅決捍衛國家利益。作為團長的那位領導說了一句話：要是所有的外交談判都是奔著談崩去談的話就簡單了，那樣的話每個人都是外交家了。
第二，這是一場當之無愧的難度係數極高的電視採訪，記者提出的問題非常具有挑戰性和攻擊性，大使的回應顯示了職業外交官的高素質高水平！
可以說，記者提問的問題囊括了中美博弈和疫情暴發兩者疊加形勢下所有的敏感問題。病毒來源、政府發言人發推、「公民記者」失蹤、指責中國初期隱瞞疫情以及新疆問題等等，當下最難回答最敏感的問題也無外乎於此了。
筆者在體制內的時候多年與中外媒體打交道，也做過好幾任新聞發言人的助手，期間也接觸許多其他部委的發言人，就崔大使對這樣高難度的電視採訪的應對而言，高水平的職業發言人也不過如此。
很多人對發言人體制不太了解，認為發言人就是一個個體的個人，其實發言人是一個團隊和整體。每次發布會或接受採訪都會預先收集和預測問題，並由團隊一起準備應答口徑，發言人本身也會做大量的功課，現場的效果與發言人自身的發揮關係極大。
崔大使這場採訪能夠完成，即使有團隊事先準備的口徑，更多還要靠自己對政策的把握和媒體應對能力水平。對於這種外媒採訪，一般不會給你提供詳細的採訪提綱，即使提供了，現場採訪也不一定會按著提綱來。在美方記者咄咄逼人的挑戰下，大使沒有被激怒或情緒化，保持了一個職業外交官的定力和素養，太難了！
對於這些高難度問題的回答，核心是了解基本事實和掌握政策，事實和政策是應答口徑的主要支撐。可以想見，崔大使在美國，對國內很多事實情況不一定了解得那麼細，能夠順利完成這場採訪更多就是靠自己能力水平的發揮。
值得稱讚的是崔大使對於事實細節和邏輯的把握運用。此處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體現對事實細節的掌握。在回應斯旺指責我驅逐美國三大報記者的時候，崔大使回應「並不是要驅逐這些人，只是終止他們的記者證。並不是這些媒體的所有人都涉及其中，他們中還有人會留在中國繼續工作。但最重要的是，中方採取的行動是對美國政府針對中國記者實施措施的回應。」這實際上通過細節的闡述對記者的犀利問題做了澄清。
第二個例子體現了對邏輯的運用。在回應記者指責中方早期隱瞞病毒應當道歉的時候，崔大使的回應如下：
「我認為這種說法是歪曲事實的。你說在幾周內病毒增長很快，這是對的。但如果你去認真研究事實，就會發現一開始，人們對這種新病毒知之甚少，沒有人真正了解它。你不能僅因幾個人發燒就認為應該警告整個世界出現了一種新病毒。人們必須認真了解真實情況是什麼。所以我認為這不是一個掩蓋真相的過程，而是一個發現這種新型病毒的過程，要確認病毒種類，更多了解它，更多了解它的傳播途徑以及如何應對。實際上，僅僅在幾周之內，中國就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了了解到的所有情況，包括病毒的基因序列。我們向世衛組織和其他國家發出提醒，大約兩三周內，武漢市就採取了封城措施。」
坦白講，指責我們早期隱瞞病毒這個問題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必答題，筆者讀新聞報道的時候也常常想應當如何回應。崔大使此處使用了「發現認識和了解新病毒客觀上需要一個過程」這樣一個科學邏輯，這樣的回答是我見到的對我們早期反應遲緩的最好的回答，也值得中方官員在後期其他場合應對類似問題時借鑑。
第三，外國記者提問固然立場先行，但其基於細緻調查的職業素養和專業能力依然值得學習。閱讀採訪實錄的全文會發現，坦白講，記者提問的有些問題，筆者作為中國人也不清楚。很難要求外媒記者的立場跟我們一致，但其刁鑽的提問恰恰顯示了記者事前做足充分準備和細緻調查，這一點值得學習。
筆者多年與中外媒體打交道發現，很多國外的資深記者年齡都不小，相比較而言，中方記者的年齡比外國同行都要小。很明顯外國記者不是吃青春飯的，他們的專業老練也來自於多年的積累、歷練和跟蹤研究。
尤其在國際場合提問的時候，中方記者最常見的套路就是引導外方對兩國關係做出積極評價，似乎如果沒有外方說我們好話採訪任務很難說完成，而外方記者很多都直面問題、困難和挑戰。在職業素養和專業性方面，我們確實還有很大進步的空間。
最後，參加這樣的訪談體現了一個愛國者的責任和擔當，這已經不僅僅是能力和水平問題。
今天朋友圈裡很多人都在談論這個話題。筆者的一個老領導做出了這樣的評價：「這是我看到迄今為止崔大使做的最好的專訪，在一些問題的回答上體現了自己坦蕩的人格。訪談固然有技巧，有些問題拷問靈魂，只能以人格擔當，不是技巧能繞過去的。」筆者深以為然。
坦白講，接受外媒採訪這件事，難度極大。你不做沒人說你；你做了，做好了一切平安；做不好容易惹麻煩，影響自己的政治前途。尤其我們國內對政府發言人或官方代表接受採訪還沒有建立一個寬鬆的容錯機制，稍有差錯就無可挽回。很幸運，我們駐美國、英國的兩位大使都是媒體素養高、有擔當的外交官，近幾年也有越來越多駐外大使在駐在國媒體積極為國代言。這是國家和民族之幸運。
尤其在當前中美博弈已經到了關鍵階段，中美兩國國內民粹和保守主義抬頭的情況下，崔天凱大使能夠做到有為擔當，只能是因為他已經把自己的所有一切置之度外，心中只有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這正是每一個愛國者的擔當。如何避免兩個有核武器的大國迎頭相撞，發展造福兩國和世界人民的中美關係，我們需要這樣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