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過去一百多天的亂局中，「大學生」和「學生會」時不時就成為新聞中令人感到扎眼的詞彙；「孩子，回家」這句溫情的呼喚，也漸漸帶上了痛心和惋惜。
大學應該是怎樣的？《禮記·大學》中如此寫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這裡的「大學」，其實並非如當下單指一所學校，其中包含了個人道德的提升，以及推己及人使整個社會都能達到更完美的境界。不過從某種意義上，這也應該成為如今進入大學校園深造的重要的目的。用現在的話來說，《禮記》中的「大學之道」就是「彰顯光明的品德（明明德）；使人人都能改過自新、棄惡從善（親民）；讓整個社會都能達到完美的道德之境並長久地保持下去（止於至善）」。
但很難想像，那些參與到了街頭打砸、毆打市民、縱火襲警、擾亂城市、背棄民族的年輕人，能理解上面所說的「大學之道」。
而對於在大學中傳道授業解惑的老師而言，他們又如何看待現在的狀況，和部分學生的作為？帶著這樣的疑問，直新聞記者專訪了香港大學教授、港大專業進修學院副院長劉寧榮。
以下是採訪的文字實錄：
直新聞記者：聽說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今年在開學時，很多學生因為安全的考量退學了，對您的學院乃至港大教育和交流方面來說影響大嗎？
劉寧榮：從我們中國商學院來說，毫無異議這連續三個多月的事件，對內地同學到香港來學習是有一個負面影響的。本來這個學期九月份會有600個學生來香港大學參加我們中國商業學院的學習，最終只有250多位同學來。那他們最大的一個憂慮就是香港的安全問題，尤其是從電視畫面上、從新聞報道上看到有很多暴力的衝突。所以他們對安全是非常擔心的。
從長遠來看，我認為今年因為香港的大學，像內地招生，在事情發生之後已經基本上招完了，所以對今年的本科生入學影響不會很大。我相信下一個學年，如果在未來一段時間裡香港的情況沒有一個重大變化，過去三個月香港發生的事情在很多內地父母腦中已經形成了一個固化的形象，他們還是會擔心把孩子送到香港的大學來讀書。所以明年香港各個大學在內地的招生，我評估是會受到不小的影響。
我們也看到海外一些和香港不同高校的交流項目也受到一些影響，例如新加坡一些大學就停止了跟香港高校的學生交流活動，當然其中也是有安全的這個擔心。
直新聞記者：最近看到像浸會大學校長被學生包圍，批評，這些事件受到廣泛的關注，您在香港大學的觀察，有沒有類似的比較撕裂的情況發生？
劉寧榮：有些朋友問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他說五年前的那次「占中」，香港大學是在風暴中心，那個時候也發生了學生跟校長之間的某種衝突，主要是跟我們大學的校委會之間的衝突。而這一次，香港大學是沒有發生這個事情的，像在浸會或者別的學校（里發生的）。所以從目前來看的話，香港大學相對來說還沒有發生這些衝突的事情。當然了，包括連儂牆在內的這種，在大學校園到處都可以見得到，罷課的情況也有發生，那麼這個也是跟其他高校一樣，都是用同樣的方式來處理。
直新聞記者：那其實像浸會大學的學生會，還有像中大學生會他們會進行聯署，就是比如說到街頭集會，言論和行為都會比較激進一些等等，您怎麼評價學生會的這些行為？
劉寧榮：毫無疑義，在「占中」也好，或者這次也好，各個高校的學生會當然都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不管這個角色你是從哪個角度去看，起碼是非常的活躍。
當然我們也不希望在高校裡面會產生暴力，高校我們是非常注重言論的自由，學術的自由，我們也必須尊重不同的意見，這個是高校必須去捍衛的原則。但是同樣，我覺得高校裡面也要確保一個最基本的一個底線，不應該讓暴力在高校裡面發生，不管是來自任何一方的暴力，我都覺得是應該進行譴責的。
直新聞記者：那其實三個多月了暴力事態一直都沒有平息。社會一直呼籲成立反蒙面法，那今天港府說還是要慎重考慮這個反蒙面法的設立，您對此怎麼看？
劉寧榮：我理解為什麼社會上有個呼聲就需要去有這個反蒙面法，因為現在出來示威的，尤其是「勇武者」，比較暴力傾向的，不僅戴著黑口罩，而且還帶著像防毒面具的裝備，裝備有的還是相當的貴。所以從這意義上來講，可能去取締這個的做法是值得去考慮的。
但是我也理解，如果這樣一個法律推出來之後，它的執行層面到底能不能有效？從政府角度來講，如果要設立這樣的一個法律，那麼要考慮能不能執行，你不能執行，那我覺得就是沒任何意義，你能執行才是有意義的。當然在很多國家，包括西方國家裡，這種蒙面也是不允許的。所以我覺得回到香港目前的情況來講，最主要的就是，你制定這個法律能不能有效去執行它，實施它。如果不能有效的執行和實施，那還不如不去設，如果能夠做到有效的執行和實施，我覺得就有意義。
直新聞記者：明天特首就會跟社區展開對話，您預期會有成果嗎？
劉寧榮：在過去幾年裡面，我們看到全球的一個趨勢，這趨勢不僅是香港獨有的，而是很多國家都出現了這種民粹主義或者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出現，很多時候是跟當地的經濟和政治情況惡化是相關聯的。我們看到美國的像特朗普這樣的人能夠當選成總統，那也是一個民粹主義的興起。
因為這整個的國際化趨勢裡面，美國的藍領階層失去了向上移動的機會，他們的生活跟過去相比，跟富人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那同樣我們在英國「脫歐」裡面也看到這個趨勢，因為在整個歐盟越來越東擴的情況下，原來的東歐相對貧窮的國家的一些人也涌到了西邊，涌到了英國，那英國人也感到自己的這個飯碗被人搶走了。也出於這樣一個恐懼，才會發生「脫歐」的這樣一個事件。
香港也面臨著問題，香港在過去的20多年回歸之後，總體的經濟當然是向上走了，GDP向上走，但是貧富之間的差距也是越來越大。在香港整個的經濟轉型當中，我們看到香港一直依靠的首先是金融、地產，最多的旅遊。在很多的創新領域，它並沒有隨著科技的變化能夠創造一個新的產業出來。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年輕人就在地產這個行業裡面滾打，沒有真正得到一個非常好的發展機會，這個都造成一些年輕人感到無望的一些原因。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當民粹主義高漲的時候，真正的問題所在，反而被人忽視了。
那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不是可以通過靠喊口號來完成的，所以政府必須要真正的意識到有哪些深層的問題、分步驟來解決。那麼這裡我覺得很重要，對於政府來講，就必須告訴全體民眾，我們（解決問題）的步驟在哪裡？我們的目標在哪裡？我們第一步要解決什麼樣問題？第二步要解決什麼樣問題？要給他一種希望。現在開始的這種對話，我覺得是開了一個好頭。但是並不是容易做的一件事情，不容易完成的一件事情。那麼到底最終有什麼樣的行動，能夠解決掉香港民眾、現在年輕人關注的問題，這是最主要的。
直新聞記者： 您剛才談到香港有很多深層次的矛盾，其實也不廣光是經濟和民生的問題，學界裡也有很多不同的聲音，以您在高校聽到這些聲音，您覺得其實還有哪些大家關注的問題？有解決的出路嗎？
劉寧榮：剛才我們談到了民生的一些問題，經濟的問題，包括貧富懸殊，包括年輕人向上移動的機會，包括能不能承擔得起買房的一個負擔。但是這次出來的很多人是中產階級，他們是有房子的。對於香港的中產階級來講，他們最關注的當然是自由的問題、民主的問題。也就是說我現在有飯吃了，那麼我能不能有更多的權利去決定我這個城市未來的發展？我能不能決定我的政府官員如何能夠更好的為這個城市服務？
但同時我也認為，很重要一點就是我們的第23條，23條因為是涉及到國家安全問題，那麼在給予香港民眾更多的民主自由的權利的時候，那麼如何去承擔起國家安全的責任，這是互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