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早起來看見了小學同學兼對門校友控訴拉薩路小學的文章(原文連結， 作者是和我一屆從南外畢業， 後進入清華大學， 現在在U Michigan做PhD的孩子， 1997-1998兩學年在拉薩路小學), 百感交集. 我突然發現， 原來因為畢業於南京市拉薩路小學而感到羞恥的不只是我一個——當做田野調查的時候許多家長問起我在哪裡上的小學時， 我每次都需要支支吾吾， 百般搪塞. 而當我看見許多辛苦
工作的父母就像我的爸爸媽媽當年一樣絞盡腦汁地把孩子往這所號高升學率的"名校"里送的時候， 我每次都要苦苦勸阻. 作為一個喜愛回訪母校的孩子， 我在小學畢業之後一次也不曾回到拉薩路小學監獄一般的校園， 因此我覺得實有必要以磚應玉. 總的來說， 我在拉薩路小學幾年的經歷中， 最高興的， 就是我最後一次離開的時候.在開始敘述之前， 必須指出的是： 同原文作者一樣， 我在小學的時候還反骨未露， 整體算是比較乖、 坐得住的小孩， 並且基礎不錯， 一年級的班主任王老師又跟我家是鄰居， 因此我在學校遭到的摧殘遠遠沒有許多男同學多. 後者光是我眼見的就能寫出一部虐童史. 這是後話.拉薩路小學對於學生的摧殘， 毫無疑問地要從課業負擔上開始. 抄生字生詞和課文固然枯燥可憎， 但比起日後的提高班制度又是真心弱爆了. 提高班的本質就是奧數班——或許是因為語文和英語提高起來比較慢， 這兩門課程似乎被無限擠壓了. 在我印象里奧數班每周三晚上補課， 周六全天， 加上補課後發下的無窮無盡的試卷， 基本吞噬了學生所有的休息時間. 作為一個看似成績不錯， 實則作業磨蹭、反應遲鈍的兒童， 這些補課讓我從8歲到10歲的兩年成為了一個大黑洞， 以至於到了五六年級轉學之後我才知道世界上有個東西叫美少女戰士， 有種遊戲叫魂斗羅， 之前學到七級的電子琴(好吧我知道這個很弱= =)也被放棄了. 諷刺的是， 老師發的這些試卷自己也沒有時間答疑講解， 學生本次錯下次繼續錯， 進步非常緩慢， 提高班莫如更名為停滯不前班.要是人民以為只有有升學潛力的學生遭此毒手， 那就錯了. 至少在我上學的時候， 根據考試成績， 提高班不僅有一班， 還有二班. 前者是考南外的主力， 後者則是民兵儲備， 兩者結合推高學校的升學率. 在定期或不定期的考試中， 這兩個班級的人數加起來至少占所有學生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 兩班之間有一定的流動. 這樣的舉措一方面給"主力"學生帶來無窮的學習與心理壓力， 更浪費了「儲備軍」學生的大量時間與精力去學習一些無用的知識.
是的， 我本人並不反對在興趣主導下學習奧數， 並且完全支持對於較有天資與興趣的學生加以特殊對待， 但現實情況是， 並沒有太多的學生有天資在訓練之後達到理想的升學效果. 運用舉校體制搞人海戰術從而提高升學率的方法， 在本質上是粗放、低效而殘酷的. 而為了學校的利益把毫不知情的家長與沒有反抗能力的孩子捲入， 則是極不道德的.有人大概會說， 這就是升學的代價呀， 學奧數準備考試就是需要花這麼多的時間——然而這一點大錯特錯. 就我在多個老師處學習奧數的經驗來看， 把一個學生教好， 更多需要的是清晰的講解， 精選的練習， 個性化的輔導. 離開拉薩路小學之後我去投奔的是現在開辦蘇傑學校的張傑、蘇平兩位老師， 當時每周上課一次， 每周布置的作業只有五題， 但這五題足以考察所學的知識， 很好地鍛鍊思維能力， 並會在下一節課中得到反覆講解. 在一周五題就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 大搞題海戰術的必要性簡直不堪一擊.可惜的是學業負擔根本只是拉薩路小學這座魔窟中最不值一提的酷刑. 當眾體罰是*許多*拉薩路小學的老師喜聞樂見的形式， 尤其是女老師.
直到今天， 有人跟我說男性比女性更為暴力(violent), 我都感到將信將疑. 當眾體罰的變種從一年級就開始了——當時的數學老師， 是一個姓夏的老太太， 愛好是用教鞭抽打學生. 作為一個在上課紀律方面實在無可指摘的女生， 我都莫名地在背上挨過一教鞭， 男生們被用教鞭敲頭的則更加不計其數. 大部分的家長要在自家孩子的屁股上打一巴掌都心疼得不行， 不知他們聽說自己的孩子在學校有此遭遇作何感想. 我在拉薩路小學的整個過程中， 最受驚嚇的體罰則來自原文中所說的董惠霖「董校長". 當時我是作為大隊委員幫老師送個什麼東西. 大約是因為送遲了或是拿錯文件， 董校長在學校的走廊里拎著我的領子把我拎到空中大聲辱罵——她罵了什麼我都記不得了， 因為當時脖子已經被勒得喘不過氣， 聽也聽不清楚. 這件事情在我日後於北大心理系的課堂上聽到老師講學校暴力的時候想起， 依然嚇得渾身發抖.變相的暴力就不計其數了. 朝學生大吼大叫是家常便飯， 而需要吼叫的內容無非是雞毛蒜皮的小事. 就我們這一級而言， 在一二年紀的時候我記得二班的班主任是一名面相兇惡的呂姓女老師， 每天下課或是午休的時候， 都能看到她在教室門口把學生罵得痛哭流涕. 當時教我們奧數的孫健老師， 興趣愛好則是在考試讓學生去死並撕毀學生的試卷——我至今不能理解她是想讓學生怎麼回去複習錯題. 我們這一級的在四年級(不確定)時任一班班主任的吳姓老師， 則是跟學生的東西過不去——鉛筆盒乃至整個書包被當眾倒出來， 或是直接扔下三樓， 預測下一步就是直接把學生從樓上推下去. 聽說到五六年級在提高班裡還有更可怕的. 罰站這種事情， 在拉薩路大概根本就不算體罰了.
不過罰站屬於拉薩路小學生活的另一個主要範疇， 叫做公眾羞辱. 這點在原文中已經得到充分展開， 我就不多舉例子了. 只說一點： 我家熟人的孩子、被我視為親弟弟的一個小朋友， 當我在他上學之前和他一起玩的時候， 能感到他是多麼聰明、活潑、開朗、善良的一個孩子， 在被拉薩路小學老師的高壓恐怖政策折磨了幾年之後， 已經變得垂頭喪氣， 木訥寡言， 毫無自信， 他的家長則因為送他去上了這所小學悔不當初.
拉薩路小學最為惡劣的是它對兒童道德的摧毀. 我記不清有多少次， 老師在因為有人在升旗儀式時說話而大發雷霆之後， 自己在隊伍後面高聲聊天(因為我是大隊委， 有時候會在這種時候被差去做事， 所以能看到), 要求學生相互打小報告和檢舉揭發. 老師自己犯錯而不承認反省反而轉頭大罵學生也是慣例了. 我之所以會認為這些行為比暴力與羞辱更惡劣， 是因為這些行為直接擾亂孩子的道德發展， 讓成長中的學生看不到一個公平、統一、有效的賞罰體系和健康的問題解決方式， 讓孩子知道大人是不用遵守規矩的， 小朋友是可以利用和傷害的， 責任與錯誤是可以推卸的. 這種言行不一的道德教育輕則讓孩子困惑， 重則可能成為反社會人格的啟蒙課.
假如以上更多的是我作為一個學生的私人化回憶的話， 那麼這一段是我以一個學習兒童發展的研究者的身份說出的： 拉薩路小學的培養模式剝奪學生的未來潛力. 當然， 中國的基礎教育多多少少都有這個通病， 然而從小學開始極端的壓迫式、功利式、羞辱式的教育則恐怕是疾在骨髓， 病入膏肓. 以我所見， 它耗竭一個兒童活潑的精力， 讓孩子每天在苟延殘喘的狀態下生活； 它摧殘一個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讓孩子除了跟著老師踉踉蹌蹌地完成每日課業， 不要說休閒玩耍， 就連進一步反思所學內容的時間都沒有， 亦沒有機會訓練自己安排時間、計劃生活的能力. 這一點即便從功利主義的角度上來說也不可饒恕， 因為這種後遺症在進入中學之後就立即表現出來——至少在南外這個背景里，比起琅琊路小學、北京東路小學的畢業生，拉薩路小學的畢業生在日後的適應中更為艱難，在社交活動與綜合素質方面的缺陷暴露無遺； 它毀壞一個發展中的人格， 因為長期激烈的信心打擊、當眾羞辱、社交攻擊(social aggression), 拉薩路小學給學生帶走的不是知識與求索的快樂， 而是一種可能會蔓延一生的強烈的不安全感， 使得兒童或是為了取悅他人而自我壓迫， 或是在壓抑之後爆發或放棄.
如果說拉小的四年極度的黑暗與寒冷， 我在學校生活中能夠存活四年半(後因家庭原因轉學), 依賴著為數不多的幾點微光. 在這個污濁的環境中， 我還是遇到了幾位比較善良的老師. 他們是： 一年級班主任/語文老師王秀年(她也是我外婆的鄰居， 對我非常和善); 三四年級班主任/語文老師張麗麗(雖然有時比較嚴， 但在我外公過世、精神非常脆弱的時候很照顧我); 二三年紀(記不清了)教數學的繆玲玲(雖然有時也急也凶，但不曾記得她羞辱過學生， 或許是當年剛開始工作的緣故). 當時並不覺得，但現在想起來， 能在拉薩路小學這個上樑不正的環境中做到他們能做的已經很不容易. 而在醜惡的學校制度不斷激發兒童內心相互迫害的狼性時， 許許多多的同學還是保持著單純和善良， 形成了同甘共苦的情誼.只是，這種被虐兒童互助會式的共情， 不知道到哪一代人才能被歡樂的集體記憶所取代呢.本文作者署實名. 歡迎轉載.李萱01.06.2012 於英國劍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