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是實現鄉村振興的推力,供給側改革和中國小農的多元面向為二者銜接的多樣性提供了可能空間。在家庭勞動力供給質量弱化、政府保障機制供給錯位、市場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以及社會服務供給缺位的現實條件下,多主體參與的銜接模式在各地不斷湧現,為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提供了多元化的思路。根據供給主體差異,具體銜接模式包括「小農戶+合作社」「小農戶+合作社+企業」「小農戶+社會組織」、農村電商、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以及小農戶發展為家庭農場等。文章在對其中四種模式的內容分析及案例評價的基礎上,從立足農民傳統、重識農業價值、整合社會資源和創新合作形式四個維度提出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發展走向。
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於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意見》,就如何提升小農戶發展現代農業的能力,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以及完善小農戶扶持政策提出了相關意見[1],為各層面的涉農主體進行農業發展提供了參考價值。當前小農戶經營在中國農業生產中仍占據主導地位,並且這種趨勢還將長期存在,為實現鄉村全面振興,正確認識供給側改革背景下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理論溯源、具體模式與發展走向成為一個兼具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的重大命題。
一、現代農業與「小農經濟行為」的主要理論學派
農業現代化是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化過程,完成該過程便實現了現代農業。現代農業的特徵主要表現為市場化、工業化、科技化、產業化、組織化和社會化等[2]。依據現代農業的特徵,在探討小農戶與現代農業銜接的問題上,需要對小農經濟行為理論進行辨析,該理論由早期的應用型導向研究轉向理論型導向研究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從歷史上看,圍繞小農經濟行為形成了三個主要理論流派:一是馬克思主義學派的「階級小農」觀點;二是實體主義學派的「生存小農」觀點;三是形式主義學派的「理性小農」觀點。這三個理論流派基於不同的時空條件,更具體地從經濟維度闡釋了小農戶的生產方式,並構成了小農經濟行為理論的多元面向。
(一)馬克思主義學派的「階級小農」觀點
在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中,小農是法國社會中人數最多的一個階級,他們生活條件相同,但生產方式互相隔離。他們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進行生產,缺乏社會分工和對先進生產技術的應用,生產的目的僅為滿足自身的需求,生活資料多半來自於自然的交換,而不是依靠社會的交往,如此保守的農民像一個個分散的馬鈴薯,一般不會以自己的名義來維護階級利益[3]。小農落後的本質並非是「小」,而是由落後的生產方式造成的,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筆下的「改造小農」實質是改變小農的生產工具和傳統技術[4]。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小農排斥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資本的社會積累和科學技術的應用,再加上農業的惡化和農民負債的增加,小農生產方式作為「過去生產方式的一種殘餘」,必然走向消亡[5]。列寧在此基礎上提出農戶分化的觀點,認為在資本主義現代農業的發展進程中,租佃資本家排擠農民,農民將會產生分化,大量的小農將會成為無產階級。若要實現農業改造,需要組織農民走集體化道路[6]。這種「階級小農」觀點的提出與馬克思主義者所觀察到的小農生產方式落後、階級意識薄弱等有直接的關聯[7]。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具備市場化、科技化、社會化等特徵的現代農業,與小農戶之間形成二元對立的局面,二者有機銜接的途徑便是賦權小農戶以及改變他們落後的生產方式。
(二)實體主義學派的「生存小農」觀點
實體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是恰亞諾夫和斯科特。一方面,恰亞諾夫以「勞動—消費均衡論」來論證「生存小農」的觀點,即小農的體能耗費是有限制的,在一段有限的時間內,小農的工作量越大,他所付出的最後一單位的辛苦程度就越高,同時小農獲得的價值總量與邊際效用成反比。任何小農農場的產值都會有一個限度,當產值增長到一定水平後,勞動強度和勞動所獲價值的邊際效用就會達到一個均衡點[8]41-58,也就是說,小農農場的經營狀況會隨著家庭生命周期的變化而波動。因此,小農經濟不能以研究資本主義常用的階級分化話語來理解,小農是家庭式的生產方式,主要目的是為了滿足生存需要,而非追求利潤最大化,小農具有獨特的組織生產體系,遵循著自身的邏輯和規則[9]。另一方面,斯科特通過對東南亞小農社會的深入調查,認為小農經濟的主導原則是「安全第一」,生存倫理根植於農民社會的經濟實踐和交易之中,農民更關注「剩下多少」而不是「被拿走多少」[10]。故而,在同一共同體中,農民尊重人人都有維持生計這一基本權利的道德觀念,以及「主客」間的「互惠關係」和社會公正準則,農民的經濟行為基於道德倫理而非經濟理性[11]。現代農業的分工體系註定讓小農捲入市場,在生活資料商品化的今天,所有的農民都與非農生產和市場交換有著重要的聯繫,道義原則逐漸被商業倫理所取代,使生存小農經濟行為難以與現代農業進行有機銜接,但傳統農業的多功能性和社會基礎依然能為現代農業的發展提供新思路。
(三)形式主義學派的「理性小農」觀點
形式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是舒爾茨和波普金。一方面,舒爾茨通過證明在傳統農業社會中,生產要素是合理的且不存在隱蔽失業問題,從而說明小農的經濟行為並非懶散愚昧,而是和資本主義企業家有著同樣的經濟理性。改造傳統農業的關鍵在於引進新的現代農業生產要素,這些要素可使農業收入流價格下降,從而讓農業成為經濟增長的源泉[12]。另一方面,波普金在對東南亞農業社會的調查中發現,傳統農民與西方資本農場一樣具有典型的理性特質,小農的行為動力受個人利益或家庭福利的影響,遵循著成本與收益的理性計算原則,並非由群體利益或道義價值觀驅使。因此,農民無論在市場活動還是政治活動中,都是理性投資者,是為追求最大利益而做出合理生產抉擇的人。儘管貧窮,農民還是有機會進行風險投資。但由於搭便車、盜竊集體資源和相互猜疑等現象的存在,使農民集體行動缺乏共識和基礎,鄉村社區難以凝聚,進而損害農民的利益[13]。形式主義的「理性小農」觀點詮釋了小農戶參與現代農業發展的積極性,但該觀點把傳統農業視為停滯的社會,需通過西方現代生產要素來激活,忽視了本土農業社會的文化元素和孕育空間。
(四)中國小農的多元面向及其迫切性議題
在本土化的要求下,人們不禁追問,中國小農的經濟行為究竟呈現哪種趨向,上述三種流派的論述是否能用於解釋中國小農?對此,杜贊奇、黃宗智基於中國華北農村的調研材料,給予了較為清晰的回應。杜贊奇在對小農經濟行為的判斷上,同時接受斯科特和波普金的理論,認為二人的觀點雖然對立,沒有任何一方的理論能全面解釋華北小農的行為特徵,但二人所強調的核心特徵和因素竟然和諧地集中在華北小農身上[14]。黃宗智對該問題的看法則更具徹底性,他提出中國小農是「綜合小農」,即中國小農同時存在「階級小農」「生存小農」和「理性小農」的面向,他們既是階級社會的一員,也是滿足家庭消費的單位,還是追求利潤的個體,是由三種特性共同構成的密不可分的和諧統一體[15]。
以上無論是單一還是綜合流派的論述和觀點,均從某一角度切入,為深入把握小農的經濟行為提供了研究基礎。然而,唯有反思小農的性質理論模型與現實情境解釋力之間的關係,才能進一步為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指明方向,退一步講,對小農性質問題的探討雖然重要,但絕不能局限其中。在國家提出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機銜接背景下,研究重心迫切需要從關注小農的性質問題轉向關注小農的發展問題,即探討小農戶與現代農業銜接的可能性以及如何更好地進行銜接,以指導下一階段的生產和發展。中國情境下小農的多元面向,恰恰在一定程度增加了二者銜接的多樣性與複雜性。此外,如前文所言,各學派對小農經濟行為的闡釋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面對當下多元主體參與農業發展的情境,站在供給側改革的視角下了解各主體的供給資源,能為二者的有機銜接創造可能的發展空間。
二、小農戶與現代農業銜接的供給側結構及其限度
《關於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意見》指出,小農戶與現代農業銜接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同時要健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小農戶的利益聯結機制,實現小農戶家庭經營與合作經營、集體經營、企業經營等多種經營形式共同發展[1]。按此分類思路,小農戶銜接現代農業的供給側實際上是由家庭、政府、市場和社會四類供給主體構成的結構體系,這四類主體在體系中分別發揮著基礎、扶持、引導和聯結的作用,見圖1。但這只是頂層設計的理想狀態,現實情境下這四類主體在小農戶銜接現代農業中表現出一定的限度,包括家庭勞動力質量供給弱化,政府保障機制供給錯位,市場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以及社會服務機制供給缺位。
(一)家庭勞動力質量供給弱化
自古以來,小農戶都是以家庭為載體從事農業生產,並具有鮮明的社區屬性,家庭勞動力的有效供給是保證小農戶銜接現代農業的基礎。但伴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大量的農村青年勞動力進城從事「非農化」生產活動,使得家庭勞動力質量供給弱化,動搖了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基石。從代際關係上看,農村青年理性的個體化意識越來越強,且比農村老人更能適應市場化的發展,外出務工成為農村青年主要的經濟來源,務農的代際傳遞呈現斷裂趨勢。社會流動、代際分工和可持續生計三重動因下的「路徑依賴」形塑了「老人農業」的現實[16]。從性別關係上看,男性外出務工,使農村婦女在家庭再生產任務的硬性約束下做出了從事農業生產的理性決策[17],進而打破了「男耕女織」的歷史傳統。由於農村老人和婦女勞動力水平低,且以滿足家庭需要為導向,這就為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和農業技術的推廣帶來難度,從長遠看,不利於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
(二)政府保障機制供給錯位
當以滿足家庭消費需求的小農戶逐步走向市場和社會時,因其生產的個體化以及無序性而難以應對外部風險,急需政府作為第三方提供必要支撐和進行宏觀調控,政府保障機制在小農戶銜接現代農業中發揮扶持作用。《關於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意見》明確提出要提升小農戶的發展能力、加強小農戶組織化程度,拓展小農戶的增收空間,以及健全面向小農戶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並通過穩定完善小農戶的土地政策、強化對小農戶的支持政策、健全對小農戶的補貼機制、提升金融服務小農戶的水平以及拓寬小農戶的農業保險覆蓋面來扶持小農戶。但現實仍呈現政府保障機制供給錯位現象,是否能真正惠及小農戶受制於地方政府在資源分配上即利益選擇上的取捨[18]。
很多小農戶從事農業除了考慮經濟效益外,還包括照顧家人、鄉土情懷等社會效益,但地方政府為應對政績壓力而異化執行上級指令,純粹從經濟效益出發,且沒有充分考慮保障政策的延續性等行為造成諸多不良的後果,比如惠農政策、補貼機制、金融服務等向下鄉資本和大農戶傾斜,進而擠壓小農戶生存空間。很多小農戶反映,「國家政策都是好的,但到下面就變了味」。
(三)市場交易成本居高不下
小農戶銜接現代農業必然要求小農戶的農產品商品率得到較快增長,但囿於小農戶的生產規模較小,使其能用於市場交易的農產品數量不足,無法像專業大戶或農業企業那樣和採購商建立穩定的銷售關係,由此導致單位農產品市場交易成本較高,在流通環節上缺乏競爭優勢。在現代市場規則下,交易成本往往成為影響小農戶的家庭收入來源及其進入現代農產品交易市場的關鍵因素。隨著土地租金上漲、勞動力價格上升以及勞動過程管理成本提高,小農經濟行為能夠吸收和承擔資本主義農場主所不願意背負的生產成本與市場風險,因此部分專業大戶或農業企業允許小農戶從事農業生產,但卻控制著產業鏈條的上游和下游,例如控制種子、化肥等生產資料的價格,農民在價格談判中處於不利地位,最終被負債捆綁,受到來自金融資本主義的控制,即「經濟強制」[19]。另外,農產品的生產周期較長並受自然環境的影響,災害性氣候和爆發性病蟲害都會給小農戶的生產帶來波動和風險,造成小農戶隱性交易成本上升。
(四)社會服務機制供給缺位
當前面向小農戶的農業社會化服務主要包括公益性農業服務組織、農民專業合作社、經營性農業服務組織和購買服務四種類型[20],也存在一些問題使得小農戶從傳統小農向現代小農的轉型受阻。一方面,基層服務機構的體制機制固化、人力物力資本缺乏保障、服務內容和質量相對落後、區域差異明顯等問題依然存在,甚至部分地方服務功能逐漸弱化[21],難以給小農戶生產提供有利的資源服務支撐。另一方面,以農民專業合作社等為代表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兼具生產和服務的雙重功能,但在經營過程中「各自為戰」的特點突出,甚至和小農戶只形成簡單的僱傭關係,對小農戶產生一定的擠出效應。這導致社區內部為小農戶提供的生產和信息服務十分有限,再加上外來經營者的不斷湧入,弱化了地緣關係主導的社會網絡[22],難以激發專業合作社為小農戶提供農業社會化服務的意願,一定程度上壓縮了小農戶的發展機會。
三、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具體模式與實踐樣態
不同的供給主體特點各異,進而在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銜接過程中也呈現明顯的差異。還應注意到,小農戶與現代農業銜接不是一個靜態的過程,而是一個不斷演化的動態過程。近年來,國內湧現出多種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具體模式,為小農戶產業的服務完善和現代農業的創新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根據發揮促進作用的主體差異,本文選取四種模式和相應的典型案例做詳細分析。
(一)「小農戶+合作社」模式
在市場的影響下,農業合作資本的原始積累勢必發生,農業合作社取得對加工技術與銷售的控制,統籌農民依據合作組織的規定製定家庭農場的生產計劃和生產技術,從而適應世界市場的需要[8]240-271。該形式最終演變成資本社會化基礎上的社會合作經濟體系,使社會經濟制度發生質的改變。故此,政府應支持和引導農業合作社的發展,將分散的小農戶或家庭農場聯合起來,形成以「小農戶+合作社」的銜接模式。以小農戶為主體的農業合作社實現農產品的產供銷一體化服務,使從市場中獲取的利潤分配能夠公平地分配給小農戶或家庭農場,而不是僅分配給擁有大量資本的企業或資本家[23]。無論如何,農民合作社無疑是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關鍵載體,小農組織化過程將是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重要路徑[2]。該模式演化過程見圖2,以下結合現實案例進行具體分析。
2013年4月,河南省靈寶市焦村鎮羅家村的村兩委為了盤活農村土地、農作、資金等資源以增加農戶收入,成立了靈寶弘農沃土農牧專業合作社,聯合村內社員100餘名,旨在共同探索「傳統文化、生態農業、資金互助」的綜合發展之路[24]。近年來,合作社在道義流通、資金互助、聯合統購、生態農業和養殖、土地託管、互助養老、便民服務、學習培訓等領域進行了探索。2014年,鼓勵社員和村集體以土地和果樹入股,打造了165畝的蘋果高標準生態示範園。2017年開展發酵床養豬項目,引入先進、環保的生產技術,提高產品品質。這些項目均以合作社為中介,並引導果農與企業家簽訂不使用化肥和農藥的協議,企業以高出市場40%的價格承擔生態成本,解決了銷路問題。截至2019年1月,社員達300餘戶,資金互助部也實現了第一次分紅,發起社員每股20000元可以獲得分紅9322元。此外,合作社還對老人社員和貧困戶社員每人資助300元現金和禮物,真正地帶動了村民致富。
靈寶弘農沃土農牧專業合作社不是所謂的「空殼社」,它實現了「集中資源辦大事」。合作社作為一個聯合載體,把小農戶的各種資源和力量囊括進來,在降低成本、提高銷售數量和價格、引進技術、促進資源轉化、方便政府監督等方面,均發揮重要的作用。無論是以道義流通的方式對外銷售蘋果,或是設立資金互助部,開展文化公益事業等,均展示這個合作社以全新的思維看待和運營農業。除此之外,該合作社的主要特色還在於由村兩委主導,具有巨大的內生力,因此在促進小農戶組成合作社的過程中,需要有效動員地方已有組織,如地方黨政組織、行業互助協會、文娛團體的參與,讓他們扮演重要的角色,藉助他們較成熟的組織網絡,效果將事半功倍。在愈加嚴峻的產業結構調整、農產品供需失衡的壓力面前,合作社要進一步整合集體智慧、拓展產業類型、建立特色品牌,特別是要以「小而精」而非「多而泛」的姿態面向市場,還要注重發揮眾多社員的主體性作用,避免一人或小團體專權的情況出現。
(二)「小農戶+企業+合作社」模式
「企業+農戶」模式是以市場為導向,以經濟利益為紐帶,以農產品為交易對象的企業和農戶結成利益共同體來開展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目前該模式衍生出的有公司和農戶的鬆散聯結型、訂單農業型、公司+基地+農戶型以及公司和農戶的股份合作型等[25]。這四種類型有著較強的穩定性,為小農戶的產品銷售拓寬渠道,提高了小農戶的收益,且促進了農業產業化的發展。但值得注意的是,該模式使得小農戶處於資本的控制之下,這種「經濟強制」為小農戶的利益增長埋下隱患,例如面臨高違約風險,同時還會造成農民分化加劇,甚至破壞鄉村社會結構和傳統文化。因此,小農戶聯合起來成立專業合作社作為中介組織,聯合起來與市場打交道,從中可以獲取更大的利益,也能夠從農業企業中獲得資金和技術的支持[26],「小農戶+企業+合作社」經營方式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該模式演化過程見圖3,以下結合現實案例進行具體分析。
貴州省貞豐市魯容鄉辰印紅糖廠在推進企業發展的同時,引導當地農戶自發組織成立魯容鄉貴妃源甘蔗種植專業合作社。2015年9月,魯容鄉辰印糖廠通過鄉政府協調,流轉土地40餘畝建立加工廠房。以往糖廠收購甘蔗都是由老百姓自行砍運到廠,現在,糖廠創新合作模式,聯合合作社組建互助收割隊,進行甘蔗集中收割,統一運到加工廠,並由糖廠每天按噸發放工錢。互助隊的建立,不僅解決了當地蔗農勞動力不足的問題,還拓寬了老百姓就業路子。高品質紅糖在市場上很受廣大消費者的青睞。目前已經實現產值2000餘萬元,糖廠建設發展帶動了當地200多戶農戶種植甘蔗,吸納80多人到廠就業[27]。
魯容鄉貴妃源甘蔗種植專業合作社起著重要的引導作用,是銜接蔗農和糖廠的中介組織。一方面,農業合作社打造區域農產品品牌和建立信息管理系統,通過優質的蔗糖和合理的市場價格吸引糖廠與其簽訂訂單合同,糖廠則向農業專業合作社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企業技術員對蔗農進行培訓。另一方面,蔗農自發組織成立農業專業合作社,為合作社的發展注入資金,並收到合作社經營後的利潤分配。但在實踐中,該模式也存在著一些問題,自發組織的專業合作社在擴大規模的情況下,普遍存在領導人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較低,決策能力也較弱,使糖廠和蔗農的銜接較為艱難。此外,在與糖廠的訂單合作中,水稻和苞谷被甘蔗所替代,單一化的種植結構面臨更大的市場風險,一旦市場低迷或糖廠退出,蔗農將會產生巨大的經濟損失。因此,農戶自身和地方政府需要立足地方實際建立相關的保障機制,以保證產業發展的可持續性和種植結構的多樣化。
(三)「小農戶+社會組織」模式
在政策文本和西方話語的建構下,現代農業成為企業化、工業化、資本化的代名詞,以取得最大利潤為主要目的,逐漸形成了單一的發展軌跡,大規模的土地流轉、資本下鄉和高碳技術的使用成為發展現代農業的主流話語。然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種發展方式引發了環境污染、食品安全、信貸危機、農民分化等社會問題,使得小農戶和現代農業銜接陷入困境。因此,我們需要清晰地認識到現代農業並非單一的軌跡,可以有多種類型的發展方式,不同的方式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和收益分配形式[28]。「小農戶+社會組織」模式的出現重塑了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安全食品信任網絡,激發了鄉村的活力,展現了以小農戶為主體的現代農業多元格局,在獲得可觀收益的基礎上,形成了新的食品市場和組織形式,並通過新的網絡實現了食品價值的再分配[29],例如社區支持農業(CSA)、農超對接、「巢狀市場」等,均證明小農戶的生產方式在社會組織的引領下完全能夠融入現代農業的發展體系。該模式演化過程見圖4,以下結合案例進行具體分析。
2008年,在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和海淀區農村工作委員會的支持下,一批大學生創辦了北京小毛驢市民農園,旨在重建農民與市民的良好關係,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小毛驢市民農園的經營模式在於重新定價農村資源,挖掘「三農」的多元價值,使消費者和生產者無縫對接,發揮政府、高校、企業、農民、市民、媒體等主體各自的優勢,探索合作共贏的生態農業綜合發展路徑。在社會倡導方面,聯合孕育了全國CSA大會、社會生態農業CSA聯盟、北京有機農夫市集、全國愛故鄉公益等平台,發起「返鄉有種」等活動,提高農民的自信,改變社會對「三農」的刻板印象,促進城鄉公平貿易和農戶收入增長。市民還可通過農園直接參與耕作過程,體驗農業樂趣,享用生態食材,十年來,該農園服務北京2000多個宅配家庭、1000多個租地家庭,並為他們供應了300多萬斤有機蔬菜。同時還發起CSA實習生計劃,培養了100多名新農人,成為推動鄉村建設、返鄉創業的重要力量[30]。
通過小毛驢市民農園的介入,小農戶可直接與消費者建立短鏈的交易模式,保證了產品信息的真實性,規範了小農戶安全食品生產的經營行為,市民打破市場壁壘直接了解甚至到實地參與農事活動,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信任度在不斷提升,逐漸走向互助共贏,從「產銷聯合」進化為「產消聯合」。小毛驢市民農園除了在生產、銷售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外,還為小農戶提供眾多的培訓機會,重塑了以匠人精神為主導的價值理念,並匹配以生態為核心的、傳統與現代元素交融的產銷技術。這些經過培訓的人才返鄉,成長為推動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星星之火」。此外,這種新型模式已經引起良好的社會反響,媒體的介入和客觀報道能夠擴大「小農戶+社會組織」模式的影響範圍和縱深發展。但也要認識到這種模式在中國尚處於初級發展階段,還存在許多問題亟待完善,例如要處理好社會組織與政府之間的關係,要從幫扶小農戶到促進他們自立。對於市民,要有效發揮他們的多樣才能和利用他們豐富的社會資本以推動這項富有意義的事業的發展。
(四)小農戶發展為家庭農場
家庭農場源於傳統農戶,但又緊貼市場的變化,有學者認為這是中國現階段最適合的生產經營主體,對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機銜接具有促進作用[31]。家庭農場這種新型經營主體把原子化的小農戶重新凝聚起來,並不意味著小農戶的消亡,相反能刺激小農戶煥發生機,具體表現為小農戶家庭內部互動及小農與社會互動方面。對於家庭內部互動,家庭農場有助於提高家庭的合作化程度,主要是由於家庭農場以家庭為經營單位,經營決策需由家庭討論和執行,能為父輩和子代創造溝通機會,使家庭內部無論是在勞動力還是資本合作上,能夠達成一定的共識。此外,小農戶採用家庭農場形式進入以工具理性為主導的現代農業體系,一方面追逐經濟利潤,依據工具理性組織生產、銷售等過程;另一方面,家庭農場主要立足熟人社會的市場,「道義」和「情感」原則依然適用,小農戶對依附於土地和農業上的文化和社會價值的堅持,實現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平衡發展。小農戶發展為家庭農場的模式演化過程見圖5,以下結合現實案例作具體分析。
安徽郎溪是一個農業大縣,20世紀農業生產主體均為小農戶,全縣農戶貧困發生率較高,農業生產率較低。2001年嚴某創辦了第一個家庭農場———綠豐家庭農場。開辦之後,郎溪縣很多小農戶效仿,截至2015年底,郎溪縣共有家庭農場683家,經營土地面積達15萬畝。2009年郎溪縣成立了家庭農場協會,有效促進了家庭農場之間以及家庭農場與市場之間的溝通交流,並搭建了動態長效的交流平台,與多家銀行協商,打造了「家庭農場貸款」金融產品。為促進家庭農場發展,郎溪縣出台了支持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政策措施,包括財政補貼、投資、就業等扶持政策[32]。此外,結合基層農技推廣補助項目和農技人員包村聯戶活動,縣農委每年組織100多名農業技術幹部與家庭農場開展對接服務活動,指導家庭農場開展標準化生產和農業新技術應用[33]。該模式推動了農業發展、農民增收,並保護了當地傳統的農業文化資源。
從這個案例可看出,家庭農場不僅實現了小農戶從家業向職業轉化,而且延續了家庭勞動力的主體地位,郎溪家庭農場的組織化實現和制度的不斷完善帶動了小農戶的發展。但小農戶若想發展為家庭農場,在很多方面還亟待完善。首先,在自身稟賦方面,外出打工依然是傳統農戶的首選,經營農業的農民年齡偏大且科技文化素質較低;其次,在發展家庭農場的過程中,金融機構對家庭農場的貸款較為謹慎,小農戶的自有資金難以滿足發展需求。同時家庭農場註冊有些也名不副實,例如在郎溪當地就存在採用全僱工方式的經營主體註冊成為家庭農場,這就會稀釋家庭農場的支持力度。除此之外,家庭農場不僅面臨著機械化、信息化方面的技術需求,同時還面臨著具有風險的市場。因此,在小農戶發展為家庭農場的模式下,未來有望向多功能農業發展,將農業的經濟功能與社會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態功能相統一,在多方主體的支持下找尋多元化的發展模式。
四、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未來發展走向
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作為一種鼓勵小農內生髮展及多元主體合作形式的農業發展規劃,是改造小農戶的表現形式之一,在整個供給側改革的體系中承擔著重要的「依託」功能。依據鄉村振興戰略所提出的「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小農戶在和現代農業的銜接過程中,可以結合地方發展實際,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完善。
(一)立足農民傳統,從「去小農化」到「再小農化」轉變
在傳統的經濟體系中,小農戶被視為弱勢的勞動力要素,其與現代農業的規模生產、成本節約導向不相適應,由此,「去小農化」成為政策話語和社會實踐的必然選擇。經過一系列反思之後,近年來,黨的十九大報告、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等,均在國家政策層面明確釋放要重視小農戶的信號。人們逐漸從單一的生產要素視角拓展為社會結構視角,進而發現小農戶身上的多元價值,那麼,在破除刻板印象之後,我們應該如何定位小農戶呢?歐洲在20世紀末以來正經歷普遍的「再小農化」過程,似乎指明了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共生方向。「再小農化」指在農業活動受到擠壓、邊緣、退化、依附等背景下,讓農業再一次變得更加貼近小農,其特徵是「新小農」擁有自主的資源庫,具備生產積極性,匠人精神占主導,以及農業活動與自然、社會和諧發展,呈現消費關係以外的多元社會關係,這些特性使小農戶獲得強大的生命力[34]。在歐洲經驗的基礎上,中國小農戶也可嘗試進入「再小農化」過程。但值得注意的是,歐洲語境下的「新小農」是具備一定能力的農場主,在借鑑「再小農化」「新小農」概念時,要作本土化處理,立足中國農民傳統,保持文化自覺,例如由小農戶自主轉變為「新小農」,由家庭農場擴大轉化為「新小農」,在理念、生產和經營等方面,實現傳統與現代的中和,從而更好地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機銜接,形成中國式的發展道路。
(二)重識農業價值,從「單一功能」到「多種功能」轉變
振興鄉村,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前提之一,是要重新認識農業的價值。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對農業的認識局限在糧食生產功能上,而忽視了農業在促進勞動力就業、提供優質原材料、傳承傳統文化、保護生態環境、提供休閒娛樂、協調城鄉發展、穩定國家戰略等方面的作用。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活力在於依據農業的多種功能而創造出巨大的產業增值空間,由此,不僅要發展農業,而且要建立發達的非農產業體系,推動農業向二、三產業延伸,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使農村產業體系全面振興。農業與工業相融合併不是一條西方式的農業工業化道路,而是符合中國國情的農村工業化道路。費孝通曾提出通過恢復鄉鎮企業來增加農民收入和解決中國的農村和土地問題,之後,在中原調研中又發現在不脫離農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庭院經濟,從發展手工業和副業,逐步發展到農產品的深加工業[35],除了蘇南模式和庭院經濟外,還有以家庭工業為主的溫州模式和以「外向型」工業為主的珠江模式等。因此,產業融合存在歷史淵源和可為空間,引導和支持小農戶參與產業融合,需要在不脫離農業的基礎上因地制宜地發展工業,尊重中國鄉村社會發展的多樣性、複雜性和個別性。近些年,特色小鎮和傳統村落的發展為小農戶銜接第三產業提供了契機,成為培育農業農村新功能的主要抓手並有效促進了城鄉交流。所以需要在突出市場主體運作和發揮政府引導及支持的基礎上,立足農業多元價值,挖掘本土特色,發展文化創意農業,疊加旅遊功能[36],能有效提升當地剩餘勞動力就地就業的能力,最終切實增加小農戶收入。
(三)整合社會資源,從「自我服務供給」到「社會服務供給」轉變
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是穩定小農戶銜接現代農業的戰略引擎,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是各要素的「粘合劑」,能夠將各要素進行科學的重組和分配,釋放市場經營的風險壓力,調和小農戶經營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37],也是保障農村社會秩序良性運行和改善鄉村治理環境的可靠途徑[38]。為此,我們需要通過優化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來引領小農戶發展,改變小農戶生產服務自我供給的限度。其一,針對不同類型農戶的需求發展專業化服務組織,將產業型政策和社會型政策結合起來,鼓勵本地農民返鄉創業,強化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人才力量[39]。其二,構建社會化服務體系的體制和機制。體制建設上,政府要引領鄉鎮農業服務機構改革,打破部門和領域界限,整合服務資源,各部門相互聯動,打造維護農戶利益的有效組織載體,並加強農村社會化服務的法制建設[40]。此外,還需要通過完善運營機制、利益協調機制和保障機制來發揮社會化服務體系的長效作用。其三,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政府需要強化農業信息化建設,打造社會化共享服務平台,加強水利設施和道路建設,創立農業社會化服務中心,為小農戶在生產薄弱環節提供服務支持。
(四)創新合作形式,從「單一合作社」到「合作聯合社」轉變
為了滿足日益多元的市場需求,抵禦複雜的外部風險,還需要創新更具有競爭力的小農戶組織主體。農民合作是中國組織建設的寶貴經驗,據統計,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數量達193.3萬家[41]。由多個小農家庭組成專業合作社,再由多個專業合作社組成「合作聯合社」,是一個可行的發展方向,能進一步釋放小農戶的合作潛力。2017年12月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賦予了聯合社合法的地位。在實踐過程中,農民已經初步形成多樣的聯合社形態,有生產型聯合社、銷售型聯合社、產業鏈型聯合社和綜合型聯合社[42]。聯合社有助於促進資源共享,降低交易成本,擴大市場,強化產業聯合與鏈條延伸,提高市場談判能力,提升品牌影響力,其經濟前景十分可觀。在推動專業合作社往「合作聯合社」轉型時,需以文化為魂、以組織為綱,注重文化和制度建設,完善入社規章,利益分配兼顧效率和公平,特別是要留存一部分盈餘用於設立公共服務金,以支持社會服務的開展,例如有些聯合社創辦養老院、幼兒園、開展各類文體活動。由此可見,無論是在合作主體數量,還是在合作領域和範圍上,小農戶均做到聯合,就能真正享受銜接現代農業的紅利。
五、小結
在「大國」小農的國情下,小農戶的長期存在已然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小農戶不僅是國家糧食安全的守護者,同時也是中國農業文化的傳承者。目前,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培育工作已經邁入新的階段,學界與之相關的探討也日趨成熟。在供給側改革的背景下,多元主體如何參與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產業銜接仍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議題。在中國小農多元面向的背景下,小農戶銜接現代農業的供給側結構體系的供給主體包括家庭、政府、市場和社會,他們分別承擔著基礎、扶持、引導和聯結的功能,但各主體在參與過程中均存在一定的限度;為了突破限度,各地方均呈現出不同的實踐樣態,包括「小農戶+合作社」「小農戶+合作社+企業」「小農戶+社會組織」、農村電商、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以及小農戶發展為家庭農場等,文章選取了其中四個模式進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小農戶銜接現代農業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同的主體參與對二者銜接都起著外部支持作用,但同時要注重小農戶的內生髮展。基於此,本研究認為未來發展需要立足農民傳統、重識農業價值、整合社會資源及創新合作形式等。
當然,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農業經營主體勢必會面臨分化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小農戶在未來會退出歷史舞台。相反,小農戶承載著濃厚的傳統文化和傳統技藝,並與鄉土社會相契合,生產行為以家庭為基礎,有別於農業工業化的思維與主導行動。在自我觀念改造和多元主體的資源供給下,小農戶能有效吸收現代元素,完成從傳統小農戶向現代小農戶的轉變,進而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
作者簡介： 陳健,男,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博士生;; 蘇志豪,男,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博士生。;
基金：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農業社會學的基本理論與前沿問題研究」(17ZDA113); 中國農業大學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以小農戶為主體的多功能農業發展研究」(2019TC091);
來源：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