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犯罪現場》中，古天樂飾演的汪新元，作為一個罪犯，他的心理更是有著異常複雜的一面，一方面他通過自己的意志與沉淪鬥爭，一次次挺住尋找真相，一方面他又深知自己犯下的罪行，在與房東的交往中升華了自己，最終帶著些許安慰倒下。
在古天樂精湛演技的出神演繹下，這個人物形象身上，充滿了一種張力，讓人痴迷，沉醉。
對自我形象與情感的認同
在電影《犯罪現場》裡面，汪新元追求一種對自我形象與情感的認同。
儘管他是一名罪犯，在搶劫珠寶案中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然而在他的心中，也是有一種英雄夢的。
首先從他當時在珠寶行門口拿著衝鋒鎗，對著手下說，「我一個人頂著，你們趕緊撤」這句話中，能夠感受到他內心中的那種英雄情結，以及看到手下被殺後，他堅決不走，誓要追查到底的那種決心，都是這種情結的體現。
其次，他在黑暗中，沉淪中，痛苦中，也在或多或少尋找著一種情感的認同，這時房東丁喜悅的出現，正好填補了他內心的這個缺口。
儘管他與丁喜悅的交往，始終是帶有試探，懷疑，猜測，異常小心謹慎的，卻在不知不覺中，被這種情愫所打動，最終出於內疚，感動，內心中湧現的愛意與溫暖，讓他捐贈了自己的眼角膜。
可以說，正是這種對於自我形象與情感的認同感，追尋感，讓他有一種對於英雄夢的幻想，這是他的精神動力，也是一種行動支撐，支持著他從沉淪中站起，奮起，慢慢刮掉了自己的長鬍子，開始注意自己的形象，為了自己的小目標去努力，哪怕微不足道，哪怕已經知道自己的結局，還是會堅持這樣去做，這些都是人物形象內心的一種現實反映。
從危險開始，以危險結束
電影《犯罪現場》的剪輯體現了一定的功力，從一開始，就把汪新元置於一種異常危險的境地，不帶任何鋪墊地，也沒有任何背景交待，讓這個人物始終繃著一根弦，在危險，追捕，恐懼，焦慮中遊走。
他是一個孤獨的人，為了營造這種孤獨的心境，電影多次綜合運用他的面部特寫，基本是從他的眼神，神態，肢體動作，背景音樂，來體現這種幻想，焦慮，恐懼的，比如他房間中的鏡子，喝糖水的碗，藥瓶等，都是一個個具體而又抽象的道具，讓這個容易幻想，內心孤獨的自我，躍然螢屏，栩栩如生。
汪新元的表情嚴肅，不苟言笑，言語不多，更多在眼神，動作里，以及周圍的環境映襯中。比如他剛進入房間時的那些房客鏡頭，房客過百歲生日的鏡頭，來反射他的內心世界。
同時，電影的另一個成功之處，在於它很好地調動了觀眾的參與，讓觀眾始終沉浸在這種氣場與氛圍中。
汪新元的內心世界，故事背景，以及他和葉守正，林法梁的關係等，很多的劇情敘事和起承轉合，都是觀眾自發去填補的。在這個過程中，觀眾被這種氛圍始終牽引著，關注著，跟隨著他的腳步，去慢慢揭開這個謎團，並在這個過程中，體會到了他身上的那種孤獨感，落寞感。
電影的結束部分，同樣處理的非常藝術化，不到最後一刻，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麼，這種危險一直持續到電影結尾，才見分曉。
不穩定的二人世界
電影《犯罪現場》中，對於汪新元和丁喜悅的描寫，同樣體現了高水準。
兩個人屬於萍水相逢，偶然相遇，一個要租房躲避警察，一個想出租房子，兩個人開始相識。
可以說，在描寫他們兩人關係的同時，有三個重要的特徵始終伴隨這個過程。
一是克制感，鏡頭對於他們的描寫，很少卻很精，個個都見功力，沒有刻意煽情，也沒有誇張油膩，而是始終充滿一種克制，恰到好處，通過細節見真章。
二是鏡頭感，兩個人之間的關係也是經受了多重考驗，電影並沒有採用大段的台詞，更多體現在一些細節，比如熱糖水，藥片，早餐，丁喜悅躺在沙發上，汪新元坐在一旁靜靜看著等。
三是不確定性，他們的鏡頭始終和追尋案件真相的過程緊密聯繫在一起，互相穿插，張弛有度，永遠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
這種不確定性和汪新元內心的希望一直連在一起，好像沒有希望，好像又有希望，好像能夠理解，好像又不被理解，正是這種不確定性，給了他內心一種希望，並讓他做出最後一搏的嘗試。
此外，電影中的細節處理也很到位，比如光影的成功運用，汪新元戴著帽子在黑夜中行走的畫面，光線在他的臉上若隱若現，鸚鵡的獨到安排，流浪貓的前後呼應，決鬥時的風，雨，雷電，蜘蛛網，珠寶，槍聲，都是劇中人物的一種心理投射，它們不約而同地賦予了電影一種神秘的氣場，讓電影有了一種深層次的美感，形式感，儀式感。
正是這種內心的情感，悸動，以及由此引發的觸動，感動，讓汪新元這個人物形象開始變得更加立體多元，飽滿生動，並最終賦予了他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可以說是完成自己的使命後，主動赴死的一種意念。
因為他的內心得到了一種安慰，這種情感的力量可以撫平他內心的傷痛，掙扎，仇恨，讓他更加自然，平和地接受命運給予的一切，並在赴死之前，把自己的眼角膜捐贈出去，還在房間的桌子上，留下了一張帶有維多利亞港灣的明信片。
影片結尾的地方，也是一處點睛之筆，從明信片上的圖案直接切換到維多利亞港灣的夜景，丁喜悅換完眼角膜後，站在海邊，吹拂著海風，這一刻，沒有過多的語言，在她的臉上，寫滿了幸福與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