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們發起了一個有獎競猜活動:「誰是……」收到了許多朋友留言提交的答案,五花八門,各有理由。顯然,從許許多多候選人中評選出三位以內獲獎者,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本屆諾貝爾獎委員會的特設委員、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的生理學教授Juleen Zierath說:諾貝爾獎不是一個終身成就獎,諾獎評選也不是一場人氣競賽。
那麼諾貝爾獎到底會發給什麼樣的人?為了達成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遺願,為了把這份榮譽送到對的人手裡,諾貝爾生理學與醫學獎委員會已經摸索了一個多世紀,將來還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繼續變革。
撰文 | Jan Lindsten,Nils Ringertz
翻譯 | 繼省,咸姐,曉雨
視頻製作 | Mindy
緣起
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最後一版遺囑,簽署於1895年11月27日
……本人所有剩餘的可變現資產應採用以下方式處理:由執行人進行安全的證券投資,並成立一項基金,將所得利息每年以獎項形式分發給那些在前一年里謀求人類最大福祉的人們……;一部分發給在生理學或醫學領域做出最重要發現的人;……生理學或醫學的獎項應由斯德哥爾摩的卡羅林斯卡醫學院頒發……
這是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遺囑原文的節選,遺囑於1895年11月27日在巴黎簽署生效。這份遺囑和1990年6月29日瑞典政府批准成立的諾貝爾基金會的章程一道,構成了諾貝爾獎頒獎委員會執行工作的基礎。
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瑞典化學家,1833-1896
遺囑公開不久便遭到了法律及其他方面的非議,其中之一便是遺囑內容不夠精準。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侄子侄女們也抗議這份遺囑。等到諾貝爾家族解決了爭端,在政府批准基金會章程之前,遺囑執行人和頒獎委員會仍需進行漫長的洽談並達成妥協。儘管章程引入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規則,仍有相當多的要點留待頒獎委員會去解讀。
本文旨在簡要回顧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遴選程序和獲獎成果。有關獲獎者的科研工作和生平,讀者可閱讀有關諾貝爾獎的系列文章。這些文章自1901年起每年發表,目前絕大多數可以直接在線閱讀(見諾貝爾獎官網 www.nobelprize.org)。
評選獲獎人
由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的諾貝爾委員會頒發的諾貝爾獎,通常稱為諾貝爾醫學獎。然而,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在遺囑中使用的字眼是「生理學或醫學」。在他的年代,作此區分是很有必要的,因為當時生理學的研究領域放到今天是屬於生物學範疇的。通過解讀「生理學或醫學」的含義,結合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在1895年的遺囑中所表達的意願,頒獎委員會獲得了相當可觀的自由空間,來把獎項頒給廣義的生物醫學領域和臨床醫學領域。
儘管有關「生理學和醫學」定義的討論很可能無休止地進行下去,但毫無疑問,頒獎方已經在若干場合下採用了這種廣義的概念。例如,1973年的獎項(本文中特指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下同)頒給了Karl von Frisch, Konrad Lorenz和Nikolaas Tinbergen,以表彰他們在個體和社會性行為模式的組織和引發上的發現,可以說是頒給了行為科學領域;1979年的獎項頒給了Cormack和 Hounsfield,表彰他們對計算機輔助斷層成像技術(即CT)的開發,屬於應用物理學的範疇;而1983年的獎項頒給芭芭拉·麥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獎勵其發現了「可移動遺傳因子」,屬於植物遺傳學領域。
遺囑中的關鍵詞是「發現」和「人類最大福祉」。在諾貝爾基金會章程的草擬期間,這些詞彙的本質含義曾被充分地討論。然而,直到最後也沒有任何指南出爐,結果解釋權落在了頒獎機構手上,由他們來解釋如何將這些字眼貫徹到獲獎者的評選中。更為複雜的是,在另外兩項自然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遺囑中,對應的詞語並不一致。物理學獎條目下使用的是「發現和發明」(discovery and invention),而化學獎條目則使用的是「發現或改進」(discovery or improvement)。
在基礎科學裡定義什麼是「發現」比在臨床醫學裡容易得多,但另一方面,臨床醫學領域更能體現「人類最大福祉」。「發現」是指人類新知得到了突發的、顯著的增長,而不是穩步的累積。如此一來,獎項只頒給帶有高度原創性的重大科學突破,而非終身的成就。
此外,我們今天在討論頒獎機構如何解讀「人類最大福祉」時,必須考慮到頒獎當時的學科發展水平。Charles Nicolle在1928年獲獎,是因為他「關於斑疹傷寒的工作」揭示了體虱在疾病傳播中的作用。得益於這項發現和簡單的除虱程序,人類才可以對抗流行性斑疹傷寒,數十萬的生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獲救。
Paul Hermann Müller在1948年獲獎,他發現了二氯二苯三氯甲基甲烷(DDT)是一種有效的殺蟲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不久的時間裡,DDT不僅控制了斑疹傷寒的擴散,也遏制了其他昆蟲傳播類疾病如瘧疾的傳播。據世界衛生組織(WHO)估測,在DDT使用的時期內,約有2500萬人的生命獲救。今天,考慮到對魚類鳥類繁殖環境的危害,加上容易在其他物種體內形成生物富集(註:生物富集指通過生態系統中食物鏈或食物網的各營養級,使某些污染物,如放射性化學物質和合成農藥等,在生物體內逐步濃集增大的趨勢),DTT已經成為禁用化學品。但是,在當年的諾貝爾獎頒發時,DDT對人類的益處是相當明顯的。如今,我們已經知道了在農業上無差別濫用DDT作為殺蟲劑所引發的災難性生態效應,看待的角度也將完全不同。
遺囑也提到獲獎工作的開展時間應該在頒獎前一年。這一規則從嚴格意義上講,完全無法遵守。首先,科學發現以出版形式公布於眾需要時間。其次,這些發現在被廣泛接受前,仍需要其他研究者進行佐證。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頒獎方立足現實,將「前一年」靈活解讀為科學發現所產生的效益在頒獎前一年的時間裡明顯出現。這一靈活操作的重要性在下面的例子中有所體現:
芭芭拉·麥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開展可移動遺傳因子(譯註:即轉座子)的首創研究是在1944年,遠在詹姆斯·沃森(James D.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H.C. Crick)1953年確定DNA分子結構之前,但是她直到1983年(比沃森和克里克晚了21年)才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這裡面的主要原因是,當DNA的結構被闡明,遺傳密碼也在1968年被Nirenberg 和Khorana破譯時,人們認為哪怕改變DNA上的一個鹼基都會嚴重干擾遺傳信息的讀取,因此科學界無法接受可移動遺傳因子的概念。很久之後,科學家們才發現轉座子其實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而不僅僅是玉米才有的古怪特性(譯註:同一個玉米上的玉米粒顏色不同,就是轉座子造成的)。當其他科學家在細菌和昆蟲里也找到了轉座子,也認識到生長調節基因的轉座過程(transposition)與癌症相關後,芭芭拉很快就獲得了諾貝爾獎。對於Peyton Rous來說也一樣,他在1916年發現了雞身上的腫瘤病毒,但直到50年後,人們才確認其他動物身上也存在腫瘤病毒,這時他才獲得諾貝爾獎。
一個玉米上有不同顏色的玉米粒(by Emre Gencer)| 圖片來源:unsplash.com
諾貝爾遺囑飽受批評的另一個原因是它太過模糊。因此,諾貝爾基金會和頒獎委員會在制訂章程時下了大力氣使之變得更加具體。他們增設了一條規則,即,任何時候都不能把獎項頒給超過3個人(要麼每位獲獎人獲得1/3獎金;要麼一位獲獎人獨享一半而另兩位獲獎人各得四分之一獎金)。這一條標準提高了諾貝爾獎的獨特性,但同時也引入了一些限制。它意味著,不是所有達到標準的候選人都能獲獎,甚至有時侯某個領域的人都要被放棄,僅僅是因為候選人數目太多,無法用合理公正的方式精簡到三人。另一方面,諾貝爾獎所獎勵的並非是某個領域,而是作出最重要發現的科學家。
有時候甚至會出現道德層面的爭議,比如當候選獲獎人是四位科學家的組合時,其中一位去世,則會給剩餘三人打開獲獎的機會之門。根據諾貝爾獎的章程,不能給去世的科學家授獎。
註:諾獎歷史上目前僅有一次頒給死者的特例。2011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三位得主之一,免疫學家拉爾夫·斯坦曼(Ralph Marvin Steinman)在獲獎前3天因病去世,由於諾獎委員會在公布消息前並未得知斯坦曼去世的消息,最終仍然把獎項頒給了他。
相比20世紀上半葉,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在20世紀下半葉更常以幾人分享的形式頒發。1901至1950年間,有59人獲獎,而1951至2000年間,獲獎人數升至113人。分享獎金的趨勢日漸增長,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二戰之後國際科學團體的增長,以及每年提名人數的上升。另一個原因可能是,生物醫學研究越來越需要團隊合作,而不是單打獨鬥。
不過,至少還有另外兩個因素值得考慮。第一,兩次世界大戰均發生在20世紀上半葉,而戰爭期間有若干年諾貝爾獎停發。第二,Jöns Johansson——諾獎委員會中唯一一位曾和諾貝爾共事過的成員——對某些評選結果並不滿意。他在諾獎委員會任職的幾年中,成功壓制了獎金的發放,節約出一筆經費用來建設諾貝爾研究所,協助委員會核查被提名人所宣稱的發現是否準確。
頒獎機構:卡羅林斯卡醫學院
按照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遺願,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由卡羅林斯卡醫學院頒發。1901年,這項任務是由僅有的全部19名教職員工來完成的,實際的工作則主要由一個3人組成的諾貝爾委員會負責,而該委員會的主席同時也是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的院長。直到1918年,戈蘭·利傑斯特朗(Göran Liljestrand)教授才當選為諾貝爾委員會的第一任秘書,一當便是42年,在此期間,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聲望不斷提高,然而,這種由一人長期控制的情況也成為後來促使諾獎委員會發生變化的原因之一。
1964年,卡羅林斯卡醫學院有了長足的發展,其研究和教學活動也變得更加多樣化,而到了1970年,篩選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的責任就落到了當時學院的61位全職教授肩上。與此同時,醫學院還針對除教授以外的其他教師(主要為副教授和講師)進行了一次改革,此後醫學院擁有了超過200名成員。人數太多導致篩選諾獎得主時難以、甚至無法進行複雜的科學討論——而這卻是篩選過程中的關鍵要素。此外,1970年代即將出台一項新的法律,規定所有國家機構和組織——包括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的文件都應向公眾開放,從而使得諾貝爾委員會的審議工作無法保密。鑒於以上變化都不利於諾貝爾獎的評選工作,1977年,人們成立了一個新的組織——諾貝爾大會(the Nobel Assembly)。
諾貝爾大會與卡羅林斯卡醫學院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繫,但是在法律和財政上,它又獨立於學院和國家,它的全部預算均來自諾貝爾基金會(Nobel Foundation),而該基金會為頒獎機構處理所有財務事宜。諾貝爾大會由50名全職的正教授組成;大會成員將在65歲時離任(亦即從卡羅林斯卡醫學院退休),隨後大會選舉產生新的成員,且每年都會根據資歷選出新的主席。
諾貝爾委員會(the Nobel Committee)是諾貝爾大會的執行委員會,由5名成員和1名執行秘書組成。為了平衡委員會成員的連續和更新,每個成員只能連續任職兩屆,執行秘書則最多可連任四屆,每屆3年;各成員任期的開始和結束時間要能保證在任何一年中,僅更新委員會的部分成員;從5人中選出1人任主席,任期不超過3年。當委員會審查了某一年的提名後,又會選出10名特設委員會成員,任期9個月。這10人不一定是諾貝爾大會的成員,但他們的加入確保了委員會具備必要的專業知識來評價被提名者的工作——這些被提名者很可能是該年度獎項的主要競爭者。
大會和委員會將在一年內舉行幾次會議,以討論被提名的候選人及其發現的重要性。因此,當涉及到最後的決定時,所有大會成員都了解了當年被提名的候選人,到十月上旬,諾貝爾大會將通過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表決做出最後決定。
提 名
自1901年以來,諾貝爾獎的頒獎時間表基本保持不變。在頒獎前一年的九月,有2500至3000名來自斯堪的那維亞半島以外的醫學院校的科學家會接到秘密的個人邀請,提名第二年諾貝爾獎的候選人。邀請哪些人是根據一個輪換系統決定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往屆得主以及北歐國家(丹麥、芬蘭、冰島、挪威、瑞典)醫學院校的教授每年都有提名的權利。只有那些被正式邀請來提名的人才能收到特別的提名表格。諾貝爾委員會常常收到許多非正式信件,這些信件的提名是無效的,不會出現在委員會審查的文件中。
候選人由國際科學界提名,提名邀請在不同的學院和個人之間輪換——這些操作有助於增強大眾對評選程序的信心,提升諾貝爾獎的聲望。如果一個人幾年內多次被來自不同國家的獨立科學家提名,就意味著該候選人的發現被廣泛認為是重要的。不過,判斷一位被提名人的參選資格,並不會將其當年獲得的提名總數看得很重要。另外,提名不會從這一年延續到下一年,不論之前是否曾獲得提名,候選人只能在獲得提名的這一年參選。
提名的截止日期為1月31日(遲來的提名將延至下一年),之後將開始對候選人進行評估。
評估必須在8月底前提交。諾貝爾大會的成員對所有被提名的候選人進行評估,並為每人制定一份書面協議。諾貝爾委員會和特設委員會對每位候選人——更常見的情況是一群候選人——的工作編寫初步報告和完整報告。優秀的候選人通常不會只被審查一次,而是要經過幾年的時間,由不同的評審員審查,而每次評審員都可以看到原始的提名和以往所有的報告材料。如今所有的評估都是用英語書寫的,以便非瑞典籍的評審員能夠讀懂以前的資料。
候選人在被提名的第一年就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可能性非常小,儘管這種情況發生過,例如1912的Carrel,1922年的Hill和Meyerhof,以及1923年的Banting 和Macleod。值得一提的是,Banting和Macleod關於胰島素的第一篇文章是在他們獲獎的前一年(即1922年)發表的。而他們的提名者之一Krogh的情況也類似,他於1920年被授予諾貝爾獎的成果是在1918年首次用丹麥語發表,1919年首次用英語發表的,1919年他首次獲得提名。在最初的50年里,像這樣研究發現幾年後就獲得第一次提名,而後僅一兩年就獲獎的例子還有不少,例如1939年的Domagk、1945年的Fleming、Carl 和1947年的Gerty Cori。
物理學獎、化學獎和生理學或醫學獎之間的界限並不明顯。例如,Röntgen被授予諾貝爾物理學獎,但他的發現不僅在物理學上,而且在化學和醫學上都非常重要。其他物理學獎得主的發現也構成了生物醫學領域相當一部分研究的技術前提,特別是在二戰後。例如,薛丁格(Schrödinger,1933年物理學獎)和玻爾(Bohr,1922年物理學獎)在說服生物學家相信生命過程可以用原子和分子來分析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從而幫助建立了分子生物學領域;Delbrück,一名轉向生物學的物理學家,創立了噬菌體遺傳學,並在1969年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化學領域的獲獎者做出的貢獻同樣可以被授予生理學或醫學獎。Butenandt因其在性激素方面的研究獲得了1939年的化學獎;1943年,de Hevesy因在化學過程研究中引入同位素示蹤劑而獲得化學獎,這是一項在生物醫學研究中具有重大價值的技術;Sanger因其在現代生物技術領域的重大發現而獲得兩次化學獎:1958年,他因為闡明了胰島素的結構而獲獎,1980年,又因為核酸測序方法而再次獲獎。還有一些諾貝爾化學獎頒給了在醫藥和化學交界處的發現,例如Dorothy Hodgkin通過X射線技術確定了重要生化物質的結構,並獲得了1964年的化學獎;而Mitchell因研究了生物能量轉移,並提出了化學滲透理論獲得1978年的化學獎。
在遺傳學領域,有一些發現獲得了生理學或醫學獎,而另一些則獲得了化學獎。前者包括Morgan(1933年)、Crick、Watson 和Wilkins(1962年)、Roberts和 Sharp(1993年);而被化學領域所認可的分子遺傳學成果則包括Berg、Gilbert和Sanger (1980)、Altman和Cech (1989)、Mullis 和Smith (1993)。
為了協調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委員會和化學委員會的工作,各委員會會在春季舉行聯席會議,這也確保了一位候選人不會因為同一項發現而獲得兩個諾貝爾獎。
獲獎者及其工作
1901年至2000年之間,一共有172名科學家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他們的貢獻涵蓋了從基礎到臨床的研究領域。下面我們簡要彙編了這些諾獎得主們作出的發現。為了增強可讀性和概括性,我們總結的獲獎理由並不完全等同於官方的敘述(括號中的注釋也不是官方獲獎敘述的一部分)。此外,不同的獎項被編入不同的類別下,但值得注意的是,某一個發現有可能適用於不止一個類別。
彙編:諾獎得主及其工作
傳染性病原體和殺蟲劑
Ross (1902)
昆蟲在感染周期中的媒介作用(瘧疾)
Koch (1905)
結核桿菌的鑑定和其他有關結核病的工作
Laveran (1907)
原生動物在引起疾病中的作用(瘧疾)
Nicolle (1928)
體虱在斑疹傷寒傳播中的作用
Müller (1948)
發現DDT是一種高效殺蟲劑
Theiler (1951)
發現黃熱病病毒
Enders, Weller & Robbins (1954)
脊髓灰質炎病毒的體外培養
Blumberg & Gajdusek (1976)
傳染病的起源和傳播的新機制
Prusiner (1997)
發現朊病毒——一種新的感染原理
免疫學
Behring (1901)
血清療法及其在治療白喉中的應用
Ehrlich (1908)
在免疫性研究上的工作
Mechnikov (1908)
吞噬作用
Richet (1913)
過敏性反應
Bordet (1919)
免疫反應中的抗原和抗體
Landsteiner (1930)
血型及血型分類
Burnet & Medawar (1960)
獲得性免疫耐受
Edelman & Porter (1972)
抗體的化學結構
Benacerraf, Dausset & Snell (1980)
免疫反應的調節
Jerne, Köhler & Milstein (1984)
免疫系統控制理論和單克隆抗體產生的原理
Tonegawa (1987)
抗體多樣性產生的遺傳學原理
Doherty & Zinkernagel (1996)
細胞介導的免疫防禦特性
化療/藥物開發
Domagk (1939)
百浪多息(磺胺類藥物)
Fleming, Chain & Florey (1945)
青黴素
Waksman (1952)
鏈黴素——第一個有效對抗結核病的抗生素
Bovet (1957)
首次合成類似腎上腺素的藥物和使骨骼肌麻痹的藥物
Black, Elion & Hitchings (1988)
發現藥物治療的重要原理
光療和熱療
Finsen (1903)
光線放射治療尋常狼瘡
Wagner-Jauregg (1927)
發熱治療全身麻痹
癌症
Fibiger (1926)
發現螺旋體癌,說明慢性刺激可引起癌症
Rous (1966)
在雞體內發現致瘤病毒
Huggins (1966)
發現前列腺癌的激素療法
Baltimore, Dulbecco & Temin (1975)
腫瘤病毒和宿主細胞之間的相互作用
Bishop & Varmus (1989)
發現逆轉錄病毒致癌基因
經典遺傳學
Morgan (1933)
發現遺傳中染色體的作用
Muller (1946)
X射線照射產生突變
McClintock (1983)
發現可移動遺傳因子
細胞生物學
Claude, de Duve & Palade (1974)
發現細胞的結構和功能組織
Cohen & Levi-Montalcini (1986)
發現生長因子
Blobel (1999)
發現蛋白質具有內在信號以控制其在細胞內的傳遞和定位
發育生物學
Spemann (1935)
胚胎髮育中的「組織者」效應
Lewis, Nüsslein-Volhard & Wieschaus (1995)
早期胚胎髮育中的遺傳調控機制
分子生物學/遺傳學
Kossel (1910)
對包括細胞核物質在內的蛋白質的研究
Beadle & Tatum (1958)
對特定化學事件的調控的研究(一個基因對應一個蛋白)
Lederberg (1958)
細菌遺傳物質的基因重組和組織
Ochoa & Kornberg (1959)
核糖核酸(RNA)和脫氧核糖核酸(DNA)的生物合成機制
Crick, Watson & Wilkins (1962)
發現核酸的分子結構及其對生物中信息傳遞的重要性
Jacob, Lwoff & Monod (1965)
發現酶和病毒合成的遺傳控制
Holley, Khorana & Nirenberg (1968)
破解遺傳密碼並闡釋其在蛋白質合成中的作用
Delbrück, Hershey & Luria (1969)
病毒的複製機制和遺傳結構
Arber, Nathans & Smith (1978)
限制性內切酶及其在分子遺傳學中的應用
Roberts & Sharp (1993)
發現斷裂基因
中間代謝
Hill (1922)
揭示肌肉產熱的原理
Meyerhof (1922)
揭示肌肉耗氧量與乳酸代謝的關係
Warburg (1931)
呼吸酶的性質和作用方式
von Szent-Györgyi (1937)
維生素C和延胡索酸的催化作用
Cori & Cori (1947)
發現糖原的催化轉化原因
Krebs (1953)
發現三羧酸循環
Lipmann (1953)
輔酶A及其在中間代謝中的重要性
Theorell (1955)
氧化酶的性質和作用方式
Bloch & Lynen (1964)
發現膽固醇和脂肪酸的代謝機理
Bergström, Samuelsson & Vane (1982)
發現前列腺素及相關生物活性物質
Brown & Goldstein (1985)
膽固醇代謝的調控
Fischer & Krebs (1992)
發現可逆蛋白質磷酸化可作為一種生物調控機制
Gilman & Rodbell (1994)
發現G蛋白及其在細胞信號轉導中的作用
激素
Kocher (1909)
對甲狀腺的生理學、病理學以及外科學上的研究
Banting & Macleod (1923)
發現胰島素
Houssay (1947)
垂體前葉激素在糖代謝中的作用
Kendall, Reichstein & Hench (1950)
發現腎上腺皮質激素及其結構和生物學效應
Sutherland, Jr. (1971)
發現激素作用機制
Furchgott, Ignarro & Murad (1998)
發現一氧化氮在心血管系統中起信號分子作用的一氧化氮
維生素
Eijkman (1929)
發現抗神經炎的維生素
Hopkins (1929)
發現刺激生長的維生素
Whipple, Minot & Murphy (1934)
發現貧血的肝臟治療法
Dam (1943)
發現維生素K
Doisy (1943)
發現維生素K的化學性質
消化、循環和呼吸
Pavlov (1904)
消化生理學(條件反射)
Krogh (1920)
發現毛細血管運動的調節機理
Einthoven (1924)
發明心電圖
Heymans (1938)
發現竇和主動脈機制在呼吸調節中的作用
Cournand, Forssmann & Richards (1956)
心臟導管術及其在循環系統的病理變化的發現
神經生物學
Golgi & Ramón y Cajal (1906)
神經系統的結構
Sherrington & Adrian (1932)
神經元的功能
Dale & Loewi (1936)
神經衝動的化學傳遞
Erlanger & Gasser (1944)
單一神經纖維的高度分化功能
Hess (1949)
間腦的功能性組織對內臟活動的調節功能
Bovet (1957)
發現作用於血管系統和骨骼肌的合成化合物(箭毒)
Eccles, Hodgkin & Huxley (1963)
在神經細胞膜的外周和中央部位與神經興奮和抑制有關的機制
Katz, von Euler & Axelrod (1970)
神經遞質及其儲存、釋放和失活的機制(突觸傳遞的概念)
Guillemin & Schally (1977)
發現大腦分泌的肽類激素
Yalow (1977)
肽類激素的放射免疫分析法
Sperry (1981)
大腦半球的功能性分工
Neher & Sakmann (1991)
細胞中單離子通道功能
Carlsson, Greengard & Kandel (2000)
神經系統的信號轉導
外科
Moniz (1949)
腦白質切除術對某些精神病的治療價值
Murray & Thomas (1990)
發明應用於人類疾病治療的器官和細胞移植術
感覺生理學
Gullstrand (1911)
眼睛的屈光度的研究
Bárány (1914)
前庭器官的生理學和病理學的研究
von Békésy (1961)
耳蝸內刺激的物理機制
Granit, Hartline & Wald (1967)
眼睛的初級生理及化學視覺過程
Hubel & Wiesel (1981)
視覺系統中的信息處理
行為科學
von Frisch, Lorenz & Tinbergen (1973)
個體和社會行為模式的組織和誘導
診斷方法
Cormack & Hounsfield (1979)
開發計算機輔助的斷層掃描技術
獲獎人地區分布
我明確希望,在頒發這些獎項時,不應考慮候選人的國籍,而應考慮誰的貢獻最大,不論他是不是斯堪的納維亞人。(摘自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遺囑)
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遺囑公開後,上面這句話曾一度被認為是不愛國的,並受到了相當多的批評。因此,100年過去了,研究獲獎者的地域分布(以獲獎者得獎時原籍為準)是很有意義的。
事實上,幾乎所有的獲獎者都來自歐洲或北美,或曾在那裡從事研究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便開始成為這份名單的主導者。20世紀30年代,德國和奧地利的納粹崛起,導致許多猶太科學家從歐洲逃往美國。1951年至1975年間,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32名美國科學家中,有9人出生在美國以外的國家。而在全部172位獲獎者中,有4位是丹麥人,7位是瑞典人。此外,其他小國也做得同樣好,甚至更好。例如,瑞士的人口總量只有瑞典與丹麥之和的一半,卻產生了8位生理學與醫學獎得主。這可能是由於瑞典和瑞士沒有捲入兩次世界大戰中,因此在其他國家的研究工作難以為繼的時候,他們可以相對不受干擾地繼續研究。最後的結論是,並沒有證據表明諾貝爾獎的遴選偏袒本國公民。
Q&A,諾獎委員會成員Juleen Zierath為大家講述諾貝爾獎的評選標準 | 視頻來源:nobelprize.org
批 評
對諾貝爾獎的批評主要有三種:遺漏、錯誤和缺少對女性貢獻的承認。每年都有很多值得獲獎的候選人,但只有三個人能夠得獎,所以遺漏在所難免。發現DNA是遺傳物質的艾弗里(Oswald T. Avery)未能獲得諾貝爾獎就是一個例子。艾弗里發現,高致病性菌株的DNA可將低致病性菌株轉化為高致病性菌株,無疑證明了DNA是遺傳物質的載體。早在1944年,他就發表了第一篇有關該主題的文章。在1932年至1942年期間,艾弗里因研究多糖抗原而幾次獲得提名。從1945年開始,他每年都因發現DNA而被提名。在當時許多科學家看來,DNA只有4個不同的組成成分,其結構過於簡單而不能作為遺傳物質。他們認為含有20種不同胺基酸的蛋白質更有可能是遺傳物質;同時,他們也不相信艾弗里在DNA製備過程中去除蛋白質所使用的酶消化法(也稱酶解法)。當包括諾貝爾獎委員會在內的科學界認同艾弗里的數據時,他已經去世了。
關於諾貝爾獎的錯誤,有三個例子經常被提起:1923年的班廷(Banting)和麥克勞德(Macleod),1926年的菲比格(Fibiger)與1946年的莫尼茲(Moniz)。班廷和麥克勞德因發現胰島素而獲得諾貝爾獎,獲獎消息從宣布之日起就受到了質疑。麥克勞德是班廷及其年輕同事貝斯特(Charles Best)工作的實驗室的部門主任和創始人。胰島素是由班廷和貝斯特發現的,當時麥克勞德並沒有在場。然而,班廷獲得了諾獎,貝斯特卻沒有。1982年Bliss在其專著《發現胰島素》(The Discovery of Insulin)中分析了這一決定,得出的結論是:根據當時已知的情況,這個決定可能是最好的。另一些人則強調,要獎勵上一年的發現有很多困難。說個題外話,貝斯特在1950年首次獲得提名。
Michael Bliss: The Discovery of Insulin. 首次出版於1982年。
1926年諾貝爾獎被授予菲比格,以表彰他發現了一種名為「螺旋體癌」的生物(譯註:菲比格認為寄生蟲導致癌症,後來證明這一結論是錯誤的),這一決定遭受了嚴厲的批評。當時人們對致癌機理知之甚少,直到40年後,諾獎才再次頒發給癌症研究領域。那時人們已經積累了關於遺傳密碼、突變、腫瘤和其他與癌症有關的生物機制的知識。
1949年的諾貝爾獎頒發給了莫尼茲的腦白質切除術,這一手術療法必須與20世紀早期治療精神病患者的其他方法相比較來加以評判。在引入手術療法之前,精神病患者接受的治療是非常殘忍的,包括穿拘束衣(straitjacket)和冷水浴;後來出現了手術干預和電擊治療。在神經藥理學推出治療精神病的有效藥物後,這兩項技術就被廢止了。在今天看來,腦白質切除術似乎是不道德的,但問題是,與當時那個年代可用的其他方法相比,這種方法是不是道德?
拘束衣示意圖 | 來源:Cambridge Dictionary
172位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中,只有6位是女性,1947的格蒂·科里(Gerty T. Cori ) 、1977年的羅莎琳·耶洛(Rosalyn Yalow)、1983年的芭芭拉·麥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1986年的麗塔·萊維·蒙塔爾奇尼(Rita Levi-Montalcini)、1988年的格特魯德·B·埃利昂(Gertrude B. Elion)以及1995年的努斯萊因·福爾哈德(Christiane Nüsslein-Volhard)。考慮到20世紀男性在生物醫學領域的壓倒性優勢,這一結果並不奇怪。
結 語
過去一個世紀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無疑突出了許多重要的發現,但並不足以涵蓋所有的故事。有一些疏漏和獎勵事後看來似乎是錯誤的。然而,諾貝爾獎的聲望來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委員會的大多數決定是受到國際科學界認可的。
諾貝爾獎的初衷是讓有前途的科學家能夠繼續他們的研究而不必為財政狀況擔憂。而今天的諾獎是否仍能實現這一目的,有待商榷。首先,獲獎者的平均年齡相對更大了;其次,大多數獲獎者在得獎時已經是知名科學家了。此外,醫學研究已經走上了和物理學一樣的道路:經常需要相當大的預算和龐大的團隊。因此,諾貝爾獎已不太可能像一百年前那樣發揮如此重要的作用。
對於諾貝爾大會來說,挑選獲獎者是一件激動人心的任務,而獲獎者發表演說也是令人難忘的時刻。每年10月的名單揭曉以及12月的頒獎典禮和慶祝活動吸引了國際媒體的關注,這為頒獎機構提供了極好的機會來闡述獲獎者的成就,積極促進公眾對科學的理解,並激發年輕學者對生物醫學研究的興趣。
參考文獻
Bliss, M. The Discovery of Insulin, McClelland and Stewart, Toronto, 1982.
Jansson, B. Controversial Psychosurgery Resulted in a Nobel Prize, Nobelprize.org.
Liljestrand, G. The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in: Schück, H., Sohlman, R., Österling, A., Liljestrand, G., Westgren, A., Siegbahn, M., Schou, A. and Ståhle, N. K., Nobel – The Man and His Prizes, Sohlmans Förlag, Stockholm, 1950.
Liljestrand, G. The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in: Schück, H., Sohlman, R., Österling, A., Liljestrand, G., Westgren, A., Siegbahn, M., Schou, A. and Ståhle, N. K., Nobel – The Man and His Prizes, Third revised, updated and enlarged edition Elsevier Science, Inc., New York, 1972.
作者簡介
Jan Lindsten(1935-至今)曾任斯德哥爾摩卡羅林斯卡醫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t)醫學遺傳學教授,在1979-1990年間擔任諾貝爾大會秘書長、諾貝爾醫學委員會秘書長,以及諾貝爾基金會董事會成員。他同時也是瑞典皇家科學院成員和芬蘭醫學協會榮譽會員。
Nils Ringertz (1932-2002)主要研究方向是核質信號和螢光探針對細胞結構的數字成像。曾任卡羅林斯卡醫學院醫學細胞遺傳學教授、諾貝爾醫學委員會主席、醫學院諾貝爾大會主席,是瑞典皇家科學院的成員,1994年發起「諾貝爾電子博物館項目」( the Electronic Nobel Museum Project,E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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