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學史編撰何為？——從《中國西部新文學史》說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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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史，是「靈魂的歷史」

文學史的編撰絕對不是作家生平和其文學作品的簡單介紹和機械堆砌，優秀的文學史作背後總是有某種理論學說作支撐，或歷史學、或社會學、或心理學、或美學、或政治學等，換句話說，有沒有理論支撐，便是衡量一部文學史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之一。在這裡，理論是史觀，是方法，也是文獻史料的黏合劑。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優秀的文學史作概莫能外，如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以心理學理論為支撐，通過「流亡文學」「德國的浪漫派」「法國的反動派」「英國的自然主義」「法國的浪漫派」「青年德意志」六個部分檢視了十九世紀歐洲文學的發展概貌。作者在《引言》中開宗明義，旗幟鮮明地說：「本書的目的是通過對歐洲文學中某些作家集團和運動的探討，勾畫出十九世紀上半葉的心理輪廓。」接著，他不無極端地定義：「文學史，就其最深刻的意義來說，是一種心理學，研究人的靈魂，是靈魂的歷史。」雖然這種著史的觀點有失偏頗，但是，以一種理論思想來主導著史思路，這是值得肯定的。因為不管怎麼說，勃氏的這部史作已成為中外文學史家的必讀書目，並且逾百年而風靡全球，暢銷不衰。

勃蘭兌斯（左）

再如王國維通過西方美學中的悲、喜劇理論考察宋元戲曲史、魯迅從社會變遷的視角探討中國小說史等，這些都是編著文學史的典範。如不贅述。可見，如果沒有相關的理論學說統攝繁雜的文獻史料，文學史看似面面俱到，實則一盤散沙，閱讀這樣的文學史，既不能「管中窺豹」，也無法「知汝遠來」，難免有「不識廬山真面目」之憾。

對於文學批評，我們要杜絕「強制闡釋」，但是文學史的編撰必須強調「理論預設」，因為有了前在「理論」主導， 編者在著史的過程中才能對史料的選取有裁度和依憑的標準，才能在「理論」的指導下為我們有效展示出文學藝術作為審美意識形態對社會現實、生命個體的價值，所著之史便也能立得住。基於這樣的思考，《中國西部新文學史》的出版為我們當下的文學史編撰提供了參考。

《中國西部新文學史》

丁帆/主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8月版

這部作品由知名文學史家丁帆擔綱主編，馬永強、管衛中擔任副主編，賀仲明、李玲、黃軼、陳霖、李興陽等二十多位資深專家團隊編撰而成。撰寫陣容之強、時間跨度之長、文獻資料之豐富都是空前的。可以說是近年來研究西部文學的重要學術收穫。其鮮明的優勢就在於，以文化學為視角，在「文化西部」的理念指導下，對1900到2017年這100多年間誕生在西部的具有代表性的四百多個作家和展現西部的兩千多部（篇）文學作品進行了全方位、多視角的梳理，在學理上第一次對西部文學進行了客觀、系統的呈現。

《中國西部新文學史》以歷史為軸線，依史理文，因文化史，通過「文化」的視野，探討西部文學的獨特性，在學理上增加了這部作品的厚度。正如編者在《序言》說：

「

西部現代文學史的建構並非是簡單地編撰一部區域的文學門類史，它是西部獨特的文明形態的象徵和顯現，受制於西部環境、生產方式、社會歷史進程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的多樣性、混雜性、獨特性的影響，並一直呼應著中國現代文學主潮的脈動。

」

如1979—1992年「西部新文學的繁榮期」，我們既看到西部文學立足西部、不斷開拓的文學自律，如對邊地人生的悲歌、家園故土的不懈吟唱，英雄豪情的讚揚等，也體會到西部文學創作對全國文學發展思潮的呼應，如反思文學、尋根文學、新寫實文學等都在這一時期的西部文學的創作中看到受其影響的痕跡。

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對「文化」有一個被廣泛引用的定義：「文化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複雜整體。」顯然，文學作為語言藝術，是文化的重要載體，而文化則是文學的內在靈魂，誕生在「西部」這一時空中的文學必然浸染著西部文化的底色，承載著西部文明的精神，而「西部」又是中國版圖上的「西部」，所以，西部文學的發展必然要受到中國現當代文學各時期不同思潮的影響。

正是關注到西部文學既有自身的美學特色又呼應著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脈搏這一雙重性，《中國西部新文學史》就不是一個地域意義上的文學彙編，也不僅僅是一部一般意義上適合於大中專院校文學教育的教科書，而是一部以更開放、更包容、更自由、更嚴謹的態度對文學所反映的西部的自然、歷史、民族、戰爭、鄉土、民俗、宗教、工業、農耕等元素多彩呈現和學術探討的厚重之作。

相對於2004年出版的《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而言，在此基礎上修訂的《中國西部新文學史》除了將時間段延展至2017年外，最大的變化就是在「緯度」上凸顯了西部文學的美學特色：風景畫、風俗畫、風情畫，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而在布局列綱中，將西部文學的民族主義、英雄主義、生態主義、現實主義等精神氣韻灌注其中，這在整體上讓我們能更有效地了解西部文學在不同時期的美學追求、題材演變、文體創新等基本發展脈絡。

《中國西部新文學史》也擴大了我們對「西部文學」的理解視域：即西部文學，不僅僅是西部作家創作的反映「西部」的文學作品，也是全國各地，甚至國外作家在暫居、遊歷、考察等過程中書寫西部的文學作品。前者如劉亮程、張賢亮、楊顯惠、阿來、葉舟、雪漠等的作品介紹，後者如斯文·赫定、井上靖、金庸、蕭乾、王蒙、楊牧、張承志、馬原、陸天明等人的「西部」書寫。這種開放、包容的選材態度，打破了我們慣常所謂的「西部文學」就是「西部作家創作的文學作品」的固化理解，實現了「西部文學」和「文學西部」的辯證統一。以「史」的方式編撰西部文學，最終導向了對西部文化、西部文明的認識，「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把西部文學的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理性高度」。這種「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學術智趣，為地域文學史的編撰提供了一個極具啟發的反思：地域文學史何為？

左起：王蒙、張賢亮、阿來、張承志

前面談到，因為有了前在的「理論」依據——文化學，《中國西部新文學史》面對龐雜的文學史料就有了採選的標準和依據。例如何華在西部文學史上的價值就是通過《石化魂》《共和國長子》等一系列報告文學作品反映了西部工業的發展歷程，是工業文化題材的書寫代表。雖然其作品有很多不足，但在西部「工業題材文學作品嚴重缺位的客觀現實」中，何華的寫作無疑具有文學史價值。再如金庸武俠小說的西部書寫，王蒙的西部邊疆系列、九葉派詩人代表唐祈的西北吟唱，張恨水的西北考察紀行等，將這些域外作家納入《中國西部新文學史》，一方面，這些作家的關於「西部」的作品是西部文學理所當然的一部分，因為這些作品是西部這片土地上生髮出來的文學碩果。另一方面，這些作家在西部的不同經歷、不同感受恰恰因為「文化震驚」再一次挖掘出西部文化的新質，豐富了「西部文學」的內涵。他們理應在「文化西部」的西部文學史中占有重要位置。

不言而喻，《中國西部新文學史》在文化學的視野中考察不同題材、不同主題、不同作家的文學作品便是對西部文化、西部文明的文學呈現，也是在宏觀上對西部形象、西部精神的巡禮。這是這部地域文學史作的文化價值所在。

《中國西部新文學史》的編撰視閾是寬闊的，不僅梳理了西部文學在各時期的發展狀況，而且開闢了四章的篇幅考察了西部的少數民族文學、西部口傳文學及其現代傳播、現代西部文學制度與文學思潮。這四個部分突出了西部少數民族文學對於西部文學的貢獻，超越了慣常文學史為書面文學作品著史的局限，通過現代西部文學制度與文學思潮的回顧，展示出西部文學發展的外部條件。這種「補充」也是對中國古代著史方法和思想的繼承，是當下文學史的編著應該借鑑的。

綜上，《中國西部新文學史》作為地域文學史，不僅僅適用於大中專院校中文學的教科書，其更深遠的意義就在於對這一地域人文精神、獨特審美、思想情感的縱向展示。理論是著史的方法，文學史編撰者良好的理論素養是其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證，正如福斯特所說「文學史家必須是個批評家，縱使他只想研究歷史」。有了理論的指向，所著文學史才能在辨章學術中為我們認識社會現實提供一個視角。

最後，西部有著豐厚的文化資源，這些資源需要文學去深挖精耕。而《中國西部新文學史》可以看作幾代作家對西部文化的開發史，他們的吟憂嘆唱，就是對後來文學創造者的一種召喚。從這個角度上講，《中國西部新文學史》對於未來西部文學創作發展也具有指導意義。

新媒體編輯 張瀅瑩 圖自攝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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