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中國經濟50人論壇深圳研討會」在深圳舉行，論壇主題為「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建設中的深圳」，各位大咖濟濟一堂，為深圳經濟發展與改革等重大問題獻策獻力。
一個危險信號，製造業流向海外的趨勢正在發生
全國人大常委、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強調，一個社會如果沒有製造業的不斷提升，就不會有中等收入群體，也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高端服務業，如此，經濟成果的分享就會變成一紙空言。「今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和利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會，深圳應該重新打造高端的製造業，利用更高的規模經濟」。
蔡昉在分析製造業發展時，提到了「雁陣模型」，這個概念描述的是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他分析稱，製造業的競爭優勢在不同的經濟體之間，或者在一個國家內部的地區之間，可以依次轉換。「過去，日本曾經是東亞甚至世界的製造業中心，隨著勞動力成本的提高，這個中心逐漸轉向『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龍』之後又進一步轉到了中國，主要是沿海地區，而深圳在這個雁陣模型中完整的演繹了這個模型的變化」。
但他也提到，深圳在2004年出現人工荒，隨後，中國經濟到達了「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不再是無限供給。
此外，蔡昉還提到了規模經濟效應，即製造業在選擇布局時，會考慮地理位置、交通設施條件、基礎設施基礎、產業配套能力以及金融和其他生產性服務業的服務能力等等，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最早並沒有布局在勞動力最豐富的中部地區，反而是沿海地區的原因。
但蔡昉指出，根據測算，在1998年-2008年的十年中，中國製造業布局受上述兩種因素的影響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是比較優勢效應的作用大大提高，在十年裡面提高了80%。而規模經濟效應的決定作用在下降，下降了46.5%。
蔡昉提出，雖然比較優勢的效應越來越強，但不只沿海地區，我國中西部地區也正面臨著勞動力短缺的情況，勞動力成本大幅度提高，以致製造業留流向海外，到了那些人口更年輕、人力資源更豐富、人口紅利更充沛的周邊國家甚至非洲。
「我們應該看到這個趨勢發生，如果這個趨勢發生，是比較危險的」，蔡昉強調。按照已開發國家的經驗，通常都是在人均收入水平達到很高的時候，如美國人均收入達到16000美元，日本接近19000美元時，製造業比重達到最頂點再下降。
而像拉美等地區，在人均六七八千美元的時候，農業比重還比較高的時候就開始出現製造業比重下降，最終，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比這些中等收入國家、拉美國家還早，我們在大概3000美元的時候，2006年的時候就開始製造業比重的下降，到現在仍然在下降之中，而到現在我們的人均收入還沒有達到高收入國家行列，因此這個過程應該治理」，蔡昉提出。
蔡昉還提出了經濟的「飛龍模型」。「飛龍模型」的兩翼，一個是比較優勢，一個是規模經濟。他認為，深圳在這兩翼上的優勢是其他任何地區都沒法比的，「深圳有特殊優勢，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打造了一個最好的、最高端的規模經濟聚集效應，同時深圳又依託廣大中西部地區的人力資源，中國在長期內還有豐富的勞動資源，這是一個資源稟賦，利用資源稟賦就是經濟規律，而不利用資源稟賦就意味著對規律的違背，也就會遭到懲罰，形成了前面所講的高收入陷阱的現象」。
深圳不僅是出幾個華為，要謀劃科技創新新體系
今天深圳新的定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這個定位是對深圳的重大提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表示，深圳以前的定位是對外開放的窗口、改革開放的試驗區，作為試驗區，可以先行先試，試錯了可以改，作為先行示範區，就不僅要自己跑的快，而且還要帶著其他城市、其他地區往前走。「很重要的一條是不能錯，如果你把人家帶岔路了，這是影響全局的，所以說這個定位的重大提升，深圳的責任更加重大，任務更加艱巨，它叫先行示範，很多問題就必須帶有前瞻性。」
隆國強提出三方面問題。
前瞻性全面謀劃信息化時代的現代化城市。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主體，今天絕大部分是屬於工業文明時代的城市，「我們講叫千城一面，長的差不多，因為大家都是大高樓。」他表示，現在我們面臨進入信息化時代，深圳要面向信息化時代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城市，而不是複製一個紐約一個倫敦。「我們的城市不應該再複製工業化時代，必須面向未來，所以說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城市是一個技術進步的綜合體，作為一個先行示範區，怎麼能夠前瞻性的看到這種變化，是否前瞻性進行謀劃。」
要前瞻性謀劃科學技術創新的新型體系。中國的現實條件，一方面在傳統領域趕超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在那些關鍵技術領域和新興經濟體的差距還很明顯。我們面臨著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戰略機遇，有很多是前沿的，不可能說還停留在追趕，要把握新技術革命。「不僅僅是出幾個華為，出幾個創新，我覺得特別重要的是在這樣一個全球格局下，我們的科技創新體系正在改變，好好的做一些探索。」
探索信息化時代對數字經濟的規制和規範。所有的技術進步都是雙刃劍，信息技術也是雙刃劍，大大提高運行效率，但帶來了很多挑戰。比如，個人隱私的安全問題，很多倫理問題。
「當前我們看到數字經濟，你說不讓它發生流動，肯定會影響到數字經濟的發展，怎麼讓它既流動，又保證安全，這就需要創新的監管，在管得住、管得好的前提下讓它儘可能的流動起來，所以它既是一個規制的創新，又是一個國際規則的博弈。面向數字經濟發展的前景，我覺得深圳，特別前海還是試驗區，要在數字經濟的規制、規則方面做一些探討」，他說。
希望企業設立法人交稅，解決企業財務低的問題
中國註冊稅務師協會顧問、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許善達提出，我國稅收制度對於集團公司的納稅有缺陷，與西方國家相比，加重了集團公司的稅收負擔，降低其財務效率。
許善達分析稱，由於我國採用的是分稅制，企業只有在當地交稅，才能算做給當地政府做貢獻，要是集中交稅，當地政府就拿不到稅款，當地政府部門也不會同意此種做法。「各地政府都讓這個分支機構變成一個法人，在我這兒交稅，在我這兒核算，至於你總體上效率高低跟我這個地方政府沒關係，你愛高愛低，只要保證我的利益」。
但如果製造業集團不能集中納稅，而是各個子公司的法人，各自核算的話，財務效率就會很低，「這個企業盈利，那個企業虧損，要是分別繳稅，是不能對沖的」。
因此就造成一種局面，比起已開發國家，我國的大型企業集團的財務效率很低。「在同樣的稅制、同樣的金融制度情況下，稅收負擔和財務成本都會高出已開發國家很高的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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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國企業報》綜合報道。編輯：米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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