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光亭：大名鼎鼎的「庶吉士」
讀過《明朝那些事兒》這部書的朋友，很多人都對「庶吉士」這個職位感興趣。「庶吉士」一職最早設立於於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八年，一直延續到清末，植根於科舉制度，與翰林院的關係十分密切。明清時期的科舉考試，分為童生試、鄉試、會試和殿試等幾個等級。一般而言，殿試考中進士主要有兩條出路，一是授以官職，二是通過選拔成為庶吉士繼續加以深造。
明清科舉「會試」取中被稱之為「貢士」，然後還需要再參加「殿試」。殿試由皇帝親自主持，經過「欽賜」「傳臚」，按照一、二、三甲確定名次。其中一甲三人，就是所謂的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一甲三名在殿試後直接授予翰林院官職，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編修，修撰一職是專門為狀元而設的，其他人員不能升任。殿試二甲的第一名俗稱「傳臚」，有時亦可入翰林院任職，例如康雍乾三朝重臣張廷玉的胞弟張廷珩，於雍正元年考中二甲第一名，即以傳臚特旨授為翰林院檢討，與一甲三人同入南書房。
而其餘的二甲、三甲進士，則必須以各項考試取得的等級為依據，分別授予官職。成績優異者，一般由皇帝在名單上圈點，選入翰林院附設的庶常館學習，入選者即稱為庶吉士。因此，入選為庶吉士又被稱為「點翰林」。其餘不入選的進士，則根據不同情況分別委任為為主事、中書、知縣等官職。
明清兩代，庶吉士制度實質上是高級官員的職前培訓制度，「儲才教養，以待大用」，是士人由科舉躋身統治集團上層的重要途徑，相當於明代官員的儲備庫。選拔庶吉士被統治者視為「儲才大典」，極其重視。
明朝的翰林院，掌編修國史、進講經書、草擬詔諭等高級文墨工作。翰林官雖品級不高，但由於接近朝廷中樞，地位自不言而喻。明朝以內閣制度取代丞相制度，閣臣均是從翰林中簡拔。明英宗以後，朝廷形成「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的局面，甚至「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據統計，明代宰輔共計一百七十餘人，翰林出身的占到十分之九。在清代，翰林院供職的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檢討和庶吉士等，通稱翰林。但是，庶吉士並不能算是正式的翰林，要在庶常館裡學習三年，視其學習成績而定。
庶常館由大學士、尚書等充任大教習，另有資深學優的翰林官六人為小教習。庶吉士在翰林院、承敕監（掌誥敕起草之事）、中書署等近侍衙門觀政，帶有實習性質，亦稱「觀政進士」。最初庶吉士不專屬翰林院，明永樂二年甲申科開始，才專隸翰林院管理和培養，就學於文淵閣，由閣臣督課，三年期滿進行考試，謂之「散館」。散館考試成績優異者留用，二甲出身授編修、三甲出身授檢討；成績不合格的外放科道或知縣等職官。
庶吉士制度草創於明朝洪武、永樂時期，到弘治四年，趨於健全和完備。「館選」的時間、衙門、程序和對象從此「立為定例」，由內閣會同吏、禮兩部共同考選，內容為「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論策詩賦序記之類，限十五篇為止。於一月之內，赴禮部呈獻。禮部閱視訖，編號送翰林院考訂。其中詞藻文理有可取者，按號行取。本部仍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名轉送，照例於東閣前出題考試。其所試之卷，與所投之文相稱，即收以預選；若其詞意鉤棘而詭僻者，不在取列。中間有年二十五歲以下，果有過人資質，雖無宿構文字，能於此一月之間有新作五篇以上，亦許投試。
若果筆路頗通，其學可進，亦在備選之數。」而庶吉士由「內閣同史禮二部考選以為常，遂為永制。」對於庶吉士的考核，翰林院「設會簿，稽勤惰，唯以嚴聲厲色督責之。」每月要交「詩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俱揭帖，開列名氏」發翰林院「立案」，以作日後「散館」時授職的依據。借用現代教育的觀點，除了關注結果以外，也非常注重過程和習慣培養。
嚴密的管理和相對公平的選拔方式，使得「預列者無循私之弊，不預者息造言之謗」。庶吉士在學期間有機會接受翰苑的學術薰陶，又可通過觀政獲得實際從政經驗，經過特殊培訓，有利於年輕進士脫穎而出，成長為朝廷重臣。庶吉士的挑選和散館考試極其嚴格，例如，順治十二年的庶吉士殷觀光等三人被革退；康熙四十二年僅十四人授職編檢，其餘二十人罰令再學三年，另有三人因文字俱劣而遭革斥。
清代庶吉士散館考試落選改任其他官職者，一般不得復入翰林院任職。而且，編修、檢討等翰林官和知縣，雖然都是七品，但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卻有極大的區別。七品知縣晉見督撫要上手本、稱卑職，行庭參禮，而同是七品的編修、檢討，簡放為主考、學政，與總督、巡撫等封疆大吏來往時則可平起平坐。由此可見翰林的地位之尊崇。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共任用漢人大學士二十五名，大都是翰林出身。所以庶吉士一旦被留館為翰林，就有當宰輔的希望。即使是一般的翰林，也因為可以入值內廷，接近帝王而掌握文柄，從而獲取巨大的聲名。
明代由庶吉士入選翰林，最終升遷至六部侍郎、尚書以至閣臣、首輔等朝廷重臣者很多。據王其榘《明代內閣制度史》統計，明代164位閣臣之中，庶吉士出身的128人，達到78.04%，這個比例是相當高的。這一點與清代不同，儘管在清朝，庶吉士的社會名望很高貴，但大部分人只能浮沉於中低級職官。清代的大學士是「滿漢兩途」，「滿蒙漢軍大學士不必盡由翰林出身」。自雍正設立軍機處以後，軍機大臣更是遠非一般翰林所能企及。錢實甫教授編著的《清代職官年表》統計，清代庶吉士總數6216人，只有2470名（占總數39.75%）成為高級官員，其餘的60.25%的只能擔任中低級官員。清代8451名高級官員中，庶吉士出身者只占總數的29.23%。可見清代庶吉士的政治命運和仕途地位遠不如明代。
明代庶吉士僅次於一甲進士，是明代高級官員的主要來源之一。更加難能可貴的是，82.48％的庶吉士出自非進士家族，即便是出自進士家族的庶吉士，一般也以一代進士家族為主，絕無超過三代者，具有很高的社會流動率。而且庶吉士主要經「考選」產生，成為固定的科舉功名，地位低於一甲進士但高於一般進士，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將形式公平貫徹到最高水平。
考察明代庶吉士的地域分布，對於理解中國教育的發展變革，能夠帶給我們很多啟示。明代庶吉士地域分布的主要特點是區域廣泛，但不同地區之間相差懸殊，各省之間，尤其是東、西部省份之間擁有庶吉士的數量存在巨大差異。處於前5位的省份是浙江、江西、南直隸、北直隸和福建，共有880名，占總數的61.97％；其餘10省共有庶吉士540名，僅占總數的38.03％。庶吉士的分布與當時各省的人口和經濟、文化、教育發展水平大致吻合。比如在人口方面，據《明會典》記載的明弘治四年各省人口數，浙江達到530萬人，而貴州只有大約25萬人。
看來類似於現在高考的分省制其實古已有之。明清時期，全國各省都有庶吉士分布；某些科次還採取指定區域考取的措施，以保障邊遠和落後地區的進士入選；明朝宣德以後的科舉實行南、北、中地區分卷錄取制度，各自規定的錄取率分別占總數的55％、35％和10％；天啟、崇禎年間甚至實行了按省分配名額的辦法。
一個尤其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庶吉士出身濃厚的家族承襲色彩。通過對明代自永樂至崇禎52科14763名進士的統計，有1902名進士出身於進士家族，占統計總數的12.88％。出身於進士家族的庶吉士249名，占庶吉士總數的17.54％；成化以後平均達到24.8％。
總體說來，大部分普通人群具有更為強烈的上升慾望，並願意為此付出更為艱辛的努力。家庭環境對人才的成長也有著決定性影響，除了優越的物質條件，良好的文化積澱和氛圍更是人才成長的基礎和支撐力量，往往需要幾代人的努力。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風尚作為一種精神力量，潛移默化、前後相繼、日積月累的陶冶和塑造著家庭成員的性情。在自古以來的中國家庭中，「詩禮傳家」、「勵志勉學」都是重要要求。
希望當今社會少一點功利主義，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找到文化之根、精神之魂。德慧相長，才能獲得持久的改變命運與時代的力量。
(作者簡介:邵光亭,知名學者、經學史專家,書法家、畫家。長期致力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教學與傳播工作，研究方向涉及中國古典哲學、史學、經學、書法、繪畫等，在諸多研究領域皆卓有建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