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千一 創作《青藏高原》不是在炫技，我是在捕捉生命的節拍
張千一，男，朝鮮族，中國當代著名作曲家。自上世紀 80 年代初以交響音畫《北方森林》登上中國樂壇以來，張千一創作了各類不同體裁、題材的優秀作品，先後獲得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文化和旅遊部「文華大獎」、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獎、中國音樂家協會「金鐘獎」作品金獎、中國舞蹈家協會「荷花獎」舞劇比賽音樂金獎、中國劇作家協會「曹禺戲劇獎」優秀音樂獎、中國電影家協會「金雞獎」最佳音樂獎，「二十世紀華人音樂經典」等多項高端大獎。他綜合中西的表現手段，以人性關懷捕捉生命的律動和音樂的內在靈魂，作品深沉高遠，綺麗多姿，具有濃郁的民族風格和鮮明的時代風貌，深受廣大觀眾和聽眾的喜愛。
輝煌頌歌獻給偉大祖國
近日，深圳交響樂團攜深圳原創力作——大型交響套曲《我的祖國》奔赴西北，在蘭州、西安以及革命聖地延安三地巡演，獻禮新中國成立70周年，每場演出均受到熱烈歡迎，獲得高度評價。
大型交響曲《我的祖國》為慶祝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以及喜迎新中國成立70周年而作，是深圳重點打造的文藝項目。該作品由深圳交響樂團委約著名作曲家張千一創作，強強聯手打造新時代頌揚愛國主義精神的精品。
作品中，張千一以赤子般的情懷謳歌讚美偉大祖國，是一部新時代獻給偉大祖國的輝煌頌歌。全篇主題鮮明、氣勢磅礴、張弛有致、歡樂和諧。音樂風格上以交響樂為總領，穿插獨唱、合唱、器樂等形式，融入民族元素和經典旋律，像一首首流動的詩。
作品的一開始，就以明亮的號角奏響了《光榮與夢想》主題。在第一樂章中，音樂配器上以銅管音色為核心，滿載歷史的厚重感，與深情溫馨、激情寬廣的夢想般歌詠交相呼應：我們從五千年的黃土中走來，披著一身塵埃；我們從五千年的歲月中走來，懷揣美好的信仰。烈士的鮮血澆灌了英雄的土地，神州大地因紅旗飄揚而傲立東方。
帶領觀眾踏上光榮之旅
據張千一介紹，《我的祖國》共由七個樂章組成，每個樂章都各具特色。
在輝煌的第一樂章後，隨後的《東方詩韻》則以如詩般流淌的鋼琴旋律表達了嶄新中國崛起於世界東方的喜悅之情。單一主題的變奏手法令整個樂章洋溢著新時代的青春活力，清純而又浪漫的音樂語言是青年人的訴說，表達了他們勇於探索、敢於追求、充滿理想的赤子情懷。
第三樂章《雪域抒懷》放眼一望無垠的皚皚雪域和巍峨連綿的高原，那裡凝固著中華民族的堅毅脊樑。一曲若隱若現的藏北阿里普蘭酒歌，仿佛看到年輕戍邊戰士風雪裡靜默挺拔的背影。千山萬壑的清泉，匯聚成源遠流長的傳說，動聽的音樂令人心潮澎湃，唱誦著中華兒女對祖國母親的堅定信仰，傾聽著來自歷史深處的高原文化的足音。
《春到邊寨》則展開了一幅西南少數民族歡歌曼舞的幸福畫卷，把貴州苗族和雲南佤族的音樂作為素材，以豐富多變的節奏律動表達了五十六個民族親如一家、男女老少安居樂業的生動景象。
第五樂章《天山音畫》洋溢著濃濃的邊疆風情；第六樂章《大地錦繡》充分表達華夏兒女內心涌動的真摯情感和對祖國美好未來的憧憬和嚮往。
「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最後的第七樂章《我的祖國》，則以電影《上甘嶺》的經典插曲《我的祖國》作為主題音樂素材，並在高潮部分引入國歌旋律，是整部作品的點題樂章，以交響化思維把對祖國的摯愛推向高潮。
生活是藝術家創作的源泉
「生活是藝術家成長成熟的沃土，也是藝術創作感心化人的源泉。」著名音樂家、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張千一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在藝術人生的道路上，大家最由衷想要表達的四個字就是：感謝生活。
「創作思維包括理性思維、感性思維和靈性思維，要把這三者完美地統一起來才能寫好一首作品。」張千一說，理性思維是創作者對作品進行的總體設計，包括風格設計、結構設計等，而感性思維和靈性思維是每一位詞曲作家特有的，因人而異，但創作沒有感性的衝動和靈性的閃光肯定不行，純理性的創作會讓人感到作品乏味甚至無味。
「生活是創作的源泉。」張千一說，這裡的生活，既包含我們親身經歷的生活（直接生活），也包含我們未曾親身經歷的生活（間接生活），比如通過閱讀書籍、口傳心授、媒體傳播等途徑了解的生活。
張千一認為，生活對於藝術家來說，體驗是入門，感受是過程，關鍵是感悟，有了感悟才能寫出有情懷、有情感、有情趣的作品。
民族文化是我創作的魂
記者：您是怎樣走上音樂創作道路的？
張千一:我出生在一個音樂世家，家庭環境讓我很小的時候就對音樂產生濃郁的興趣，所以也開始學習音樂。我最開始不是學習作曲，而是學習鋼琴演奏，練琴也比較刻苦，每天能夠練習8到10個小時。就在這個器樂學習的過程中，我就發現自己對於音樂創作有著強烈的渴望和衝動，於是從十幾歲起就開始嘗試著寫一些作品。1980年，我20歲，完成了自己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音樂作品——交響音畫《北方森林》，這部作品在改革開放後舉辦的第一屆全國交響樂創作比賽中獲得一等獎，我也由此非常幸運地成為了一位作曲家。
記者：您的創作顯然有自己的鮮明風格，您認為支撐自己風格的有哪些決定性因素？
張千一：一個成熟的作曲家，應該有自己的風格，這是長年積累的結果。決定我藝術風格的可能有多個層面、多種因素。比如在節奏方面，我喜歡用復合型拍節，這會使曲子在技術上面臨更多挑戰。我認為，音樂的律動是隨著人心理的聽覺要求而變化的，而不是簡單地用某種固定的拍子來規定的。拍子應該有多長就標記多長，時值長度的準確定位要憑作曲者的感覺和判斷了。在長時間節拍不變的律動之下，人的聽覺會產生審美疲勞，這就要求樂曲能夠隨機打破原來的定式，然後再返回來。但什麼時候打破？怎樣打破？這需要感覺。歌曲《青藏高原》，大家都會唱，但是看譜子，都覺得不可思議，拍子變化太多。這不是炫技巧，而是我在捕捉心理的節拍，生命的節拍，這不是一個技術的規定。
從宏觀上說，我在創作中總是力圖追求一種崇高的審美意識和情感，我希望能從審視人類命運的角度去觀照作品，我希望把那種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的東西傳遞給人們的心靈。在這種傳達中，有迴旋、有悵惘，甚至有感傷，但絕不會一味悲傷，我只是淡淡地哀輓流逝的年華和記憶，但仍然以美好的心態，積極地、有力量地面向未來。
記者：您的每一首曲子，做到什麼程度就滿意了？
張千一：史蒂夫·喬布斯對自己要求非常苛刻，他說：每次只做一件事，並把這件事情做到極致。我對自己的要求是要在有限的範圍內儘量做到最好。我判斷自己音樂的藝術水準有兩個標尺：一是在技術上，要經得起業內同行的審視，是高端的；另一個，在聽覺上，讓人們從內心舒坦地接受，正所謂雅俗共賞。比如交響樂，我要大量運用西方的手法，但是最大的希望還是要讓一般的中國聽眾聽起來是中國氣派。
我是一個受西方音樂影響很深的人，和外來的技術常年打交道。從巴洛克風格、古典風格到現代風格我都了如指掌，對他們的技術也都有過模仿和借鑑。藝術肯定要有模仿階段，但最終要脫離模仿。我有大量西方音樂技術的積累，技術上，常常使用典型的歐洲技法，但最後還是用我自己的語言方式、風格來組織作品。我運用技術比較節制。一部作品，不可能把技術用完，這就需要在技術的運用上恰當地拿捏。我可能只用一種技法，但要把它發揮到極致。
記者：在您的藝術生涯中，有哪些音樂家、藝術家對您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張千一:除非是在極致的環境中，比如戰爭中的共患難等，你可能被某個人深刻地影響，在當代社會，這種突出的影響會比較難，更準確地說我的音樂是一種多元影響和塑造的結果。
上世紀80年代我在上海音樂學院讀書時，聆聽英國作曲家蒂佩特的講座，有人問他作品的結構問題，他說：我的作品沒有結構，就是有頭有尾。這句話對我印象很深，影響也很大，我現在寫作特別注重作品的開頭和結尾，一開頭就要把人的心抓住，開頭一確定，就要考慮結尾的照應。這位作曲家不善言辭。我接觸的大作曲家都是極其不善於表達的，口若懸河對音樂創作也許並非好事。
另外，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對我影響也很大。幾十年來，我一直堅持到少數民族地區採風，心甘情願地接受少數民族文化滋養。我曾創作了交響音畫《北方森林》，管弦樂組曲《雲南隨想》，歌曲《走進西藏》、《在那東山頂上》、《傳說》、《茶馬古道歌》、《玉龍情歌》、《依戀瀾滄江》等許多少數民族題材作品。可以說，我的心是和中國56個民族連在一起的，這才是我創作的根，我創作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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