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囧媽》《肥龍過江》之後，由大鵬、柳岩主演的喜劇電影《大贏家》3月20日免費網播。影片講述了銀行小職員嚴謹，在一次搶劫演習中被委以重任，擔任搶劫犯的角色。本來只是一次走過場，但嚴謹人如其名，凡事都過分認真的他構思了一整套搶劫計劃，預想了幾乎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於是，演習過程中出現了各種讓人啼笑皆非的狀況。
《大贏家》改編自8.2分日本電影《遊戲永無結束時》，在此之前，韓版《率性而活》在豆瓣上也有8.3分，而《大贏家》與大多數海外IP改編國產電影遭遇相同境況，評分僅有6.8，差評也主要是認為該片「投機翻拍」、「尷尬」。
事實上，作為一部翻拍電影，《大贏家》在進行本土化做了不少工作，體現中國式造假、形式主義、社會潛規則、中國式親子關係等的情節也不在少數。但段子式的喜劇橋段，加上最後刻意的正能量主題升華，弱化了日韓兩版的冷幽默和批判意味。
近幾年，國產電影在翻拍的道路上可以說是越挫越勇，除了不能像原版一樣放開了尺度，本土化改編的不成功往往成為通病。電影在翻拍過程中，經常是對原版進行複製粘貼，然後企圖靠一些網絡段子引起觀眾的「共鳴」。例如，《「大」人物》《破·局》《小小的願望》《找到你》等翻拍自韓國影片的作品都有這樣的問題。
但國產翻拍電影也並非都是一無是處，2014年的《十二公民》，去年的《誤殺》等在本土化創作上都有可取之處。
「
因為沒有外景，我們拋開由環境產生的差異，除了在大學裡虛擬陪審團的設置以外，最大的本土化都是緊緊圍繞人物展開的。我們必須要求這12個人要帶有中國人的普遍性與代表性，我們在創作的時候就讓這12個人物真的是我們身邊認識的或者看到的人，這樣觀眾才能相信。
我們最終選取了中國現在最具普遍性的貧富、地域、子女問題。在做這樣的設計時還是基於劇情，並沒有太從觀影人群角度來想，我們相信只要是好故事，是適合不同口味的觀眾。
」
電影《十二公民》改編自1957年的美國影片《十二怒漢》，豆瓣評分8.4，被認為是本土化最為成功的翻拍劇。編劇韓景龍曾在採訪中表示，對原作的改編，最主要的問題在故事本土化的合理性。
「
原作的故事本身是一個好的載體，可以承載家庭、親情、責任、社會矛盾、青少年的教育問題、家庭成員的關係，階層矛盾等諸多元素。
對於家庭的守護、故土的眷戀，是深深埋藏於每個中國人心中的深層情感。
」
電影《誤殺》在2019年賀歲檔低開高走，成為年末黑馬，豆瓣評分7.7。影片改編自2015年的印度電影《誤殺瞞天記》。編劇楊薇薇認為「原作作為環環緊扣的成熟懸疑片，情節設置上『牽一髮而動全身』」，改編的空間並不大，因此《誤殺》的改編重點放在了家人情感的中國化上。
「
在改編時，我們要抓住原片一些核心的東西，不管是情節還是情緒，包括很多價值觀，在做落地改編的同時，不能讓故事走味。
」
《來電狂響》是義大利小成本高分電影《完美陌生人》的改編版本中改編力度最大的一部。編劇於淼和李瀟表示，改編的難點在於價值觀念上的差異。為此他們摒棄了原版中計程車司機與自己大嫂的不倫關係，以及中產夫妻畸形的捆綁關係，因為這是「中國觀眾不能理解的」。
「
我覺得翻拍最重要的是不能照搬原版，用最快捷的方式去複製出來一個東西，這是山寨品，觀眾是不會認可的，他們會覺得你在搶錢。
」
2016年賀歲檔票房黑馬《情聖》翻拍自1984年的美國電影《紅衣女郎》，《紅衣女郎》則翻拍自1976 年的法國電影《大象騙人》，導演《宋曉飛》提出電影成功的關鍵是對情節本土化的處理。
「
本土化是電影材質的問題，要做到本土化，就要從人物到事件徹底本土化，人物的精神世界一定是本土的，慾望和困境也是本土的，尋求突破的動作也應該是本土的。類型不能成為桎梏，疊加和變型是編劇應該研究的方向，通過這些手段可以豐富電影的商業屬性，讓電影處於類型的安全範圍。
因為國情不同，有的類型片很難在中國電影里自如地呈現，中國電影應該回到類型本身尋找答案，選擇適合國情的類型片，再則嘗試復合類型或類型變型。
」
《我不是藥神》熱映期間，觀眾將電影與《達拉斯買家俱樂部》（美國）、《辯護人》（韓國）等影片做比較，編劇鍾偉在談及類型片的本土化時如是說。
「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環境的不同，帶來了故事形態和故事氣質的不同。尤其是講氣質講味道的故事，基本不能轉化。
」
著名編劇宋方金認為，影視行業里，有少部分人物關係既強烈又抽象的故事可以轉化，大部分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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