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魯智深打死鎮關西，為何去了五台山出家，官府就不追究他了？

魯智深，《水滸傳》一百零八位好漢中首先登場的一位暴躁老兄。因為怒揍惡霸鎮關西，身為提轄官的魯智深不僅丟了工作，還成了通緝犯。隨後在趙員外的幫助下，他得到了一道五花度牒，入了文殊院做和尚。再之後，讓生活在法制社會的我們一時難以理解的事情發生了：作為和尚的魯智深自然地擺脫了通緝犯的身份，被從通緝名單中除名。

成為和尚就能不再受法律約束？原來"四大皆空"還可以發展為"目空"法律？那不是天天被臣子念叨"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北宋皇帝都不如一介草根魯智深了嗎？

其實只要我們了解一下北宋佛教政策和管理制度，這些問題就都迎刃而解了。

掉進錢眼的北宋政府和僧牒公鬻制

"僧牒"，即古代譜牒的一種，是政府發放給公度為僧者的合法性文件，從政府的角度看也就是"身份證"。這其實不是宋代的特產。

早在魏晉時期，朝廷就會給"三寶巡民教化者"頒布類似的文書。不過由於早期僧牒極其正式，在僧侶們眼中，僧牒也就成了"僧人文化身份和佛教信仰的表征，具有極為嚴肅的宗教意味"。

然而在國家動盪，政府無力管控的時期，不少人在沒有得到僧牒的情況下就剃度為僧。這種行為與"公度"相對，是為"私度"。私度者按照規定本沒有資格享受和公度者一樣的權力，甚至還會被定義為"黑戶"。可是政府自顧不暇，公度和私度在一定時段內也就相差無幾了。

到了宋代，按照政府的組織程度和社會的穩定程度，國家是有一定實力繼續統一頒布僧牒的。可誰讓自王安石發動改革後的北宋政府就成了掉進錢眼的政府呢。"僧牒"在這個時期變成了政府眼中純粹的斂財工具。於是，具有北宋特色的"僧牒公鬻制"應運而生。

"鬻"，也就是販賣。在北宋政府眼中，既然有人需要僧牒，那麼這就是一個商機。於是北宋的百姓們，只要有一定經濟實力就可以買到僧牒。在《水滸傳》中幫助魯智深的趙員外，他的僧牒便是通過這種向政府購買的形式得來的。因此有正規僧牒的魯智深，儘管在在出家前還是通緝犯，但還是成了一位合法的僧侶。

北宋政府對佛門子弟確實存在優待

在我們的印象中，儒學在宋代仍舊穩坐主流思想之位，且還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峰。不過在此大局之下，北宋朝廷，尤其是帝王，其實對佛學也非常青睞。

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在建國後就一改前代滅佛之風，不僅給寺院免租，還給僧侶提供直接的經濟支持，鼓勵他們去西域遊學。宋太宗趙光義甚至是佛學的"狂熱粉絲"，不僅斥巨資在杭州修建佛塔，還"以堯、舜之道治世，以如來之行修心"。

是故北宋朝廷雖為了維護社會的穩定，以及儘可能的控制財政赤字，對佛教採取了一定限制措施。但總體而言，朝廷對佛教都禮遇有加，對佛門弟子也十分優待，減租、獎賞時有發生。

北宋把寺院當機關管理，地方寺院因而成為與一般地方機構同級的存在

宋仁宗在位的景祐元年（1034），記錄在冊的僧侶385520人，僧尼有48742。因此朝廷就是再尊敬佛教，也無法任由這麼大一群人"自由發揮"。

北宋朝廷對寺院的管理主要有三種舉措：系帳制、敕額制和敕差住持制。系帳制即針對佛門弟子的"人口普查"，一年一次。被摸排出沒有僧牒的，將被強行還俗。敕額制即朝廷統一寺廟的建造。寺廟的規模將以"人口普查"為基礎，由政府確定。

前兩種制度，本質上和政府對一般百姓的管理並無差別。但敕差住持制，則是強行將本該與俗世分離的佛門整個納入政府的控制。常規情況下，寺廟的住持因由佛門自己的選拔系統確定。而敕差住持制則讓住持直接由朝廷任命，這就讓寺廟一下子與一般的政府機關無異。

因此，有僧牒的魯智深，儘管他前一天還是被追緝的逃犯，但一剃度就成了一個合法的僧侶。

既然合法，那他就不會被強制還俗，也就不再由一般政府機關管理。

如果人們想要繼續追究魯智深打死了鎮關西，那麼如果不是中央直接下命令，就只有文殊院的住持可以將他逮捕審查。可偏偏招納了魯智深的文殊院住持是欣賞和袒護他的。

如此，原本追在魯智深身後的捕快就突然失去了用武之地，不能再執行原本的逮捕令。魯智深在俗世的通緝犯身份，也就此消失。

而只因為一份用錢買來的僧牒就洗去了身上罪名的魯智深，和成天被諫官念念叨叨，被史官寫來寫去，卻永遠掩蓋不了自己過失的帝王相比，他"洗白"的代價可就真是遠優於帝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