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與傳統理解不同，雖然米歇爾·福柯展現了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某種敵意，但積極的將福柯納入到馬克思主義問題式中的嘗試早就開始了。通過陳述法國馬克思主義者積極整合福柯的三種嘗試，我們力圖表明馬克思主義使用福柯的某種可能性，為我們重新思考與福柯的關係提供一些啟示。

一、馬克思主義的危機與漫畫式的福柯應答

如果說馬克·波斯特在一組論文中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無情批評是為了將生產方式與信息方式對峙起來以便通過犧牲馬克思來證明福柯理論的優越性與當代的適當性的話 ¹，那麼作為一名社會學家的巴里·斯馬特（Barry Smart )的相關論著則沒有如此的極端，而更為小心謹慎。

他對福柯理論的相關定位與思考更多的是依託馬克思主義特別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域而展開的，他試圖以此方式證明福柯在某種意義上涉及到了批判理論的當代困境並做出了某種回應。雖然斯馬特同樣沒有過多提及福柯 1970 年之前的著作，但是在其心目中作為人文科學的考古學家的福柯似乎有著與作為微觀權力哲學家的福柯相近的分量，因為他看重福柯思想的認識論價值和方法論意義。

在斯馬特看來，雖然人們無數次宣告馬克思主義的危機，但是蘇聯野蠻中斷「布拉格之春」和 1968 年五月事件引發的「危機」似乎表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轉折點：蘇聯的入侵無法再維繫其經濟、政治、文化與道德上的優越性；而五月風暴呈現出的新的大眾運動形式與法國共產黨對運動的消極不作為乃至抵制則使得社會各界、左翼知識分子認為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替代性方案業已終結。

² 位於這一危機之核心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政治實踐之間的脫節。當然這一始於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俄國十月革命及其爭議性後果之間的悖論性的問題並不是一個全新的問題，而馬克思本人科學概念的含混性對此問題也是難辭其咎。 需要為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科學性確立基礎成為當務之急。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問題日益變得與人文或者社會科學的認識論或和方法論地位的一般爭論聯繫在一起。

雖然阿爾都塞吸收巴什拉的重要觀點，認為理論的有效性並非通過政治實踐得到確認是依照理性的標準內在的建立起來的，並主張利用「過度決定」和「相對自主性」概念在馬克思主義界限內重新制定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的決定關係，但是這種設想也確實無力提供任何一種聯結「經濟決定」和「上層建築相對自主」的精確機制。其最嚴重的後果之一就是政治理論的缺失。此外，馬克思主義通常從生產方式出發進行的分析使得國家被確定為政治權力的中心，因而忽略了其他形式的政治和權力。

³ 或者我們贊成根本的經濟主義的分析形式，其中政治最終被還原為階級利益；或者我們不帶偏見的分析權力關係和政治力量。後者的一個可能含義是：由此我們可能越出馬克思主義問題式的界限。我們隨後將會看到多米尼克·勒古（Dominique Lecourt）走的是第一條傳統道路；福柯毫不猶豫地邁上第二種荊棘叢生之途；而尼科斯·普蘭查斯（Nicos Poulantzas）則一定程度上試圖融合雙方立場，另闢蹊徑。

下面我們先概述福柯主要以否定的方式對馬克思主義問題式進行介入的理論的諸要點。一方面，福柯以兩種方式處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首先，在具體的認識論框架即人文科學得以出現的可能性條件之中思考馬克思著作的出現並對之加以定位；其次，通過對作為聯繫於其公認的科學地位的權威的結果——即（賦予馬克思主義的）權力進行檢測。

前者關係到《詞與物》，後者則是在自《知識考古學》之後的著作中加以實施的，關注權力和知識之關係以及與話語的科學等級化相關的權力效應。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對科學性的追求等同於對充盈科學話語之中的權力效應和制度的默認和心安理得的接受，它對科學性的擁抱等同於實施一種統治形式而不是構成了解放的前提條件。福柯對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與法蘭克福學派的工具理性批判、啟蒙批判異曲同工。

⁴另一方面，批判權力理論中的經濟主義。在關於權力的法律-自由主義傳統和馬克思主義方案之間雖然存在著表面上的明顯差異，但背後卻存在著共同的基礎，即對經濟的依賴性：在權力的法律概念中，權力被當作為一種權利，一種類似商品之所有權的東西，因而能夠被占有或轉讓；而馬克思主義的權力概念則主張一種權力的經濟功能，權力主要是按照其在生產關係的維持與再生產中的作用來加以設想。

⁵ 這種批判「大體上說，我認為，這一切的賭注應當是：對權力的分析，對各種權力的分析，能否以這種或那種方式簡化為經濟的分析。」

⁶也就是說，福柯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即以權力的非-經濟性的分析無偏見的理解政治和經濟之間的關係。其實質在於，福柯雖然承認存在著政治和經濟之間可能的相互關係，但是權力分析不能被還原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運動法則之總體理論的參照系之中。相反，分析從如下假設出發：不存在關於權力和經濟關係之聯繫的一般理論，（它們的）聯繫必須通過具體的歷史分析而得到確定

⁷。這樣福柯便徹底地拆解掉了經典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上層建築則僅具有相對的自主性的鐵律、瓦解掉了經濟在現代社會中的根基性作用，而向多因素作用下的無限偶然性和可能性敞開了懷抱。在此圖式下，原先馬克思主義所設想的、基於某種決定關係和必然性的理論與實踐的可能性統一也被話語、實踐及其效應者的並非必然一致所替代，由此任何革命計劃、綱領即使不會遭致直接的失敗也將是很成問題的。

⁸從肯定性的角度來看，福柯實施的這種批判旨在對權力進行「至下而上」的分析，旨在關注穿透身體和日常存在的新型權力機制。對國家的直接分析確實在福柯的著作中是缺失的，但這不是出於疏忽

⁹ ，也並不意味著對國家權力之存在的否認，而是反映了福柯認為應該分析（不能被還原為國家形式的）現代權力技術之發展的決心，反映了福柯認為面對以五月風暴為標誌的新的社會發展狀況和多樣的群眾運動形式，僅僅根據國家、階級鬥爭、生產關係、資本主義剝削來概念化權力關係及其相應的機制、效用的某種不充分性。

這種主要在《規訓與懲罰》的歷史分析中獲得表述的、個體化的權力技術即「規訓」雖然經常與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式相聯盟：「實際上，這兩個進程——人員積聚和資本積累——是密不可分的」¹⁰，但是福柯同樣在這兩個進程之間建立一種有利於「人員積聚」的不平衡的邏輯關係，日益認為規訓不是發端於企業、工廠等生產場所，不是僅限於影響生產方式的維持和再生產，反而其本身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以出現的一個重要前提：西方經濟的起飛有賴於使管理人口和個體、控制社會成為可能的政治的現代性的開啟。

就此而言，《規訓與懲罰》頗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遺風。歸根到底，福柯並不滿意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就勞動力所做的說明，更準確的說，認為這種說明遠遠不夠。在他看來，對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前提的勞動力的起源的解釋，既不能僅僅基於作為對耗費掉了的勞動力的生物學上的生殖和恢復之源頭的家庭來進行，也不能僅僅基於創造形式上的自由勞動力的社會條件如圈地運動、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來說明。

¹¹ 我們所需的不僅是隨時可於市場購得的勞動力、粗放的「人手」，更是「合格的」「正常的」、符合標準的、經濟上有用且政治上順從的主體。在此意義上，以空間隔絕和時間配置為基礎的、作用於身的權力技術——規訓對馬克思主義既是一種衝擊也能成為一種重要啟示。但是福柯與馬克思主義的所有分歧並不能阻止人們站在左翼批判傳統立場內對福柯著作有選擇地進行馬克思主義式的整合與利用。我們將以福柯的同時代人多米尼克·勒古、尼科斯·普蘭查斯和我們的同時代人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為例。

二、福柯同時代馬克思主義者「規訓」福柯

1、上層建築相對性的理論家：多米尼克·勒古的福柯多米尼克· 勒古站在作為歷史真理的、科學的阿爾都塞式的結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場、列寧哲學傳統的基礎上，對發源於巴什拉而途經康吉萊姆並發展至福柯的法國歷史認識論進行了一種唯物主義的闡釋。

勒古一開始就意識到嫁接巴什拉與歷史唯物主義將會遭受到的來自兩個方面的攻擊和質疑：或者認為是將馬克思的哲學、「辯證唯物主義」還原為一種重組了的巴什拉式的認識論，因而背叛馬克思；或者認為是為了自身的目的竊取巴什拉的思想，因為違背了巴什拉。但是他堅持認為珍視巴什拉思想中對理論與現實關係的關注必然符合巴什拉本人的心意。

他首先著重概要性地闡明了巴什拉歷史認識論的基本要點和理論局限：立足於 20 世紀初以愛因斯坦相對論為基礎的現代物理學的迅猛發展——在現代科學實踐層面，現實/思維對子的消失與模糊化具有顛倒哲學/科學關係的作用，巴什拉一方面意識到哲學所操持的話語與新科學所使用的術語之間的矛盾、兩種不同話語之間的脫節和緊張關係、哲學觀念相對於科學進展的滯後，使得哲學成為了科學進步的某種障礙，成為認識論障礙和意識形態之代表，而科學實踐反而成為我們反思、顛覆哲學的支。

另一方面注意到將科學知識作為其對象的學說必須重視對象即科學知識、真理標準的歷史性，必須重視科學知識之生產的現實（歷史的）條件，這樣，必須將歷史引入認識論。巴什拉提醒我們警惕：（諸）科學的歷史，並不按照按年（累進的）發揮作用，它有著自身的時間（節奏）。但在所有這些洞見之外，巴什拉的所有認識論概念諸如「科學精神」、「應用理性主義」和「科學團體」等都受到心理主義的困擾和糾纏。

¹²作為巴什拉之繼承者的康吉萊姆通過在認識論方面重視科學概念之生產的歷史性，使得科學的歷史獲得了批判的優勢。每一門科學有著其自身的運動、節奏以及特殊的時間性；它通過重新組織、斷裂和突變先前推進；它轉向「至關重要的」節點：在這些節點上時間更為鮮活或者更為笨拙；它經歷突然的加速和突然的退卻。

最後，它無疑是相對自主的，但是純粹的「知識領域」不過是一種虛構：一種科學只能被人為地與康吉萊姆所稱的「文化結構」隔離開來（在這一點上我們看到福柯《詞與物》的偏斜）。科學的重組得以發生的表面上的偶然性，實際上都與周圍的情勢、科學的論爭、立場的對立聯繫在一起，如碘的發現與工業需求的千絲萬縷關係，而細胞概念的歷史與個人概念的歷史是不可分割的。

¹³ 儘管其諸多洞見，但是其生物學主義的歷史概念促使我們與其保持距離。正所謂成也蕭何敗蕭何，使得福柯獲得巨大聲望的、其著作中的某種結構主義傾向最終成為其理論進展的掣肘之物。勒古認為，在《詞與物》中被以一種不及物的方式考古學的加以思考的不同時代的知識型，明顯帶有一種去主體化的反人道主義、反人類學的歷史和認識理論的論戰作用，但其付出的巨大代價則是使得福柯無法思考意識形態的歷史。

福柯隨後需要做的，正是擺脫知識型的結構主義面向，恢復理論與現實之間的關係。雖然《知識考古學》構成了福柯事業中的決定性轉折，但是福柯本人對該著作的自我說明——該書具有不同的含義且它所確立的問題式是真實而徹底新穎的——並不充分。因為在此著作中他在哲學上的新立場使得他只是實施了一定數量的、來自歷史唯物主義的具有令人吃驚價值的分析；即，按照他本人的說法，他再生產了而不是取代了在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中發揮作用的概念

¹⁴。歸根到底，這一新的理論進展是在話語構形的名義下得以闡發的。也就是說，福柯開始有意無意地越出原先假想的、自主的純粹話語領域，開始了一種建立在對「話語實踐」和「非話語實踐」的區分之上的初步理論。勒古甚至不無誇張的認為福柯在《知識考古學》中的所有分析都是建立在這種區分之上。已經生產了「話語實踐」範疇的福柯不得不承認這一「實踐」並不是自主的，不得不承認構造它的諸關係的轉換和變化不是由純粹的組合行動產生的。為了理解它們我們有必要指涉另一種實踐。福柯既要建議去確定陳述之間的聯結，同樣也要去確定陳述和非常不同種類的事件（經濟的、技術的、社會的、政治的）之間的聯結。

¹⁵ 勒古雖然稱讚福柯對話語實踐內在機制、相對獨立性的分析，並通過將話語實踐與非話語實類比於馬克思主義問題式中的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來為福柯建立唯物主義之維以便最終達到同化、收編它的目的，但是福柯論述的不充分性即話語實踐與非話語實踐之間從屬關係的不確定性、非理論化狀態構成了勒古批判福柯乃至整個歷史認識論的根本癥結之所在：這種認識論必須承認認識論和科學之歷史的實踐之間的聯繫。這些理論家試圖以不同的方式勾這種聯繫，但都歸於失敗。這種失敗是必可避免的，因為這種理論在原則上應當屬於他們並不認可的學說，即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福柯遭遇到的困難和最終的相對失敗除了在歷史唯物主義領域之外既找不到解決之道也產生不了效果。

¹⁶ 換言之，福柯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是不夠格的。雖然勒古對於福柯的話語理論並沒有進行任何創造性的使用與發揮，但我們必須讚揚他作為一名極其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直覺與本能：事實上正是這種從屬關係的不確定性（雖然它在巴里·斯馬特看來似乎有著無與倫比的「解放」意義，可以幫助我們從馬克思主義的權力分析的經濟主義中擺脫出來）使得我們邁向即便不是反馬思主義立場也是一種非馬克思主義立場。

2、單向的批判性讚賞：尼科斯·普蘭查斯對話福柯 ¹⁷

相較於勒古的保守主義處理方式，晚年尼科斯·普蘭查斯（Nicos Poulantzas）在《國家、權力和社會主義》一書中基於其更為開放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對福柯著作（主要是《規訓與罰》）進行了單向的批判性讚賞和使用，並由此生成出了某種極具原創性的、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但是，普蘭查斯試圖在馬克思主義框架中使福柯為我所用時面臨著若干重大難題，其首要的就是雙方在某些關鍵點（比如國家問題）上存在著異質性。

這就提醒普蘭查斯和我們不能武斷地主張兩種理論範式的絕對不相容，而需要在某種理論基礎上有選擇地聯結、整合雙方。當然，其根本原則在於，福柯的理論應該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某種補充乃至深化而不是替代。後面我們將要考察的雅克·比岱本質上也遵循這一路線和原則。為了對福柯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普蘭查斯明確地拉開《規訓與懲罰》中的歷史分析與《性經驗史》第一卷《求真之志》所做的方法論總結之間的距離，並將後者置於從屬、次要地位且認為它受到唯心主義的糾纏。

¹⁸ 在他看來，雖然福柯堅持認為現代社會中權力的行使較少的依賴於公開的暴力和鎮壓而更多的基於與暴力不相協調的微妙機制即規訓這一觀點使得他低估了國家本身的作用，未能認識到位於現代國家之核心的鎮壓機器（作為實施肉體暴力的手段）所發揮的絕對性的作用，但是《規訓與懲罰》中的若干分析不僅僅能與馬克思主義相兼容，而且只有在將馬克思主義視為它們的起點時，這些分析才能夠得到充分地理解。

雖然這必須要滿足如下兩個條件：首先，我們必須要對奠定現代權力結構上的獨特性的「經濟」要有正確的概念；其次，國家與生產關係和勞動的社會分工的關係必須通過空間和時間基質來理解其全部複雜性。¹⁹ 我們將看到，普蘭查斯主要受福柯的關係性的權力理論的啟發，在對後一條件的細緻闡發中不僅為規訓、身體的政治技術尋找到了物質基礎以便將之納入馬克思主義框架之中，而且為說明國家權力提供了某些新的嘗試。

普蘭查斯認為生產過程以勞動過程和生產關係的統一為基礎。這種統一是通過生產關係對勞動過程——生產力的優先性而得以實現的。他甚至引用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的名言來進行論證：從手推磨向蒸汽磨的改變解釋不了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直接導向技術主義的傳統的經濟主義觀點是：生產關係最終只是生產力本身的技術過程的結晶化、映射；以這種方式，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被正當的帶入生產過程的核心。

對我們而言，正是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優先性導致對生產和再生產過程的聯結。生產力確實具有不能被忽視的物質性；但是它們總是在既定的生產關係下被組織起來的。

²⁰ 由這種優先性直接流溢出了生產關係中的政治（意識形態）關係的在場性。這些關係既不只是對已經存在的生產關係的補充，也不是以絕對外在性方式作用於生產關係，它們本身就存在於生產關係的構成之中，權力、階級鬥爭自一開始就進入經濟之中：生產關係不能獨立於社會階級而得到概念化，它們並不在權力關係和鬥爭之外存在。²¹ 這樣，生產和剝削的過程即是政治-意識形態統治和服從關係再生產以及階級權力實施的過程。就此而言，福柯的規訓雖然可以依據場合和情勢具有不同的技術、規範、標準以及空間排列、節奏和空間組合、配置，保持多樣性和異質性，但它實際上始終以國家暴力為基礎（程度不一）並最終服從於一定生產關係和勞動分工的需要。即使那些原先溢出通常意義上的經濟領域的規訓也並沒有擺脫被生產關係的生產和再生產所殖民、被國家所招安的命運：對於那些超出階級權力的權力關係，「國家通過活動和作用介入一切權力關係之中以便賦予它們一種階級相關性並使它們陷入階級權力網絡之中。國家因此接管了中繼和補給統治階級的經濟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權力的異質性的權力。」

²² 例如當今國家的一系列活動對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工業重組、教育和職業教育以及諸如住房、健康、交通、社會福利、城市發展和集體消費等諸多領域具有至關重要性。雖然看上去相當異質性的，但是所有這些領域都圍繞著國家在勞動力的擴大再生產中的作用被整合起來。這樣的再生產不再只是剝削的「條件」；它位於剩餘價值生產的核心，通過從粗放型的剝削和絕對剩餘價值轉向集約型的剝削和相對剩餘價值（勞動的生產率）。

在它提供了一種對權力的具體制度的唯物主義分析、在它說明了通過正常化來建立和塑造個體的意義上，福柯著作或者其著作的某些方面被認為確實能夠與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分析相兼容。另一方面，受福柯的關係性的權力理論的啟發，普蘭查斯試圖建立一種關係性而非實體性的國家學說。

在他看來，國家的政治領域總是以多樣的方式顯現在生產關係的構成和再生產之中，國家政治領域與經濟領域並不是傳統理解的兩個相對應的實體，有著自身不變的結構和邊界，而是「生產方式本身——經濟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總體——確定這些領域的邊界，概述它們的領域並規定其各自的要素。」（資本主義）國家不應該被視為一種內在的實體：如同「資本」，它應該是一種力量關係，或更為準確的說是階級間、階級成分間這樣一種關係的物質凝結。

²³ 正是這種關係及其必然的不平衡性使得「正如不存在擁有歷經各種生產方式而保持不變的理論對象的經濟一般理論，也不存在具有固定對象的國家-政治一般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中確實無法找到國家的一般理論：不只是因為這些作者出於這種或那種的理由無法完成這一理論，而是因為永遠不存在任何這樣的理論。」

在沒有關於國家的一般理論的意義上，同樣不存在從一種國家到另一種國家，尤其是從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國家轉變的過渡理論。這種理論的優勢在於：一方面能夠說明國家具有本質的階級性和中遠期的利益趨勢，另一方面能夠思考國家形式的多樣性及其短期表現出來的「異常」和波動。

雖然普蘭查斯對福柯的處理過於急速和倉促，因而留有諸多不夠圓融、相互矛盾的地方，但仍不失為一種積極的嘗試，他以某種異質性的理論來激活乃至重構馬克思主義問題式的勇氣與決心值得我們效仿。

三、我們的同時代人：新自由主義語境下「福柯加馬克思」

雅克·比岱在其著作《福柯加馬克思》的引言中就開宗明義、直陳在當前的左翼批判中協同福柯與馬克思的時代必要性：「資本主義全球化遵循著馬克思觀察到的趨勢······但是從資本主義的發展中誕生出來的革命則偏離了軌道。進入舞台的『新人』不是期盼已久的被解放了的生產者，而是在一切方面被規範化和控制了的主體，新自由主義權力下臣服的主體。

²⁴ 也即是說當前時代的發展歸根到底仍未超出馬克思的預見，而福柯的觀察則有利於我們理解其新的特徵。他注意到當前對於福柯與馬克思關係的處理通常指向「階級/種族/性別」三聯畫，但這一配對方式存在著難以逾越的問題，因為它會機械地將一方歸於剝削而將另一方委託給統治，這無疑會削弱和庸俗化雙方的理論貢獻。為此我們需要在新的、更具穿透力的基點之上有機地整合雙方。這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他充分地意識到了這是一項高風險的任務，在其推進中必然存在無數的陷阱。要想有效地完成這一任務，首先必須認識到福柯與馬克思雙方理論上的聚合與偏離點，注意到它們的異質性，注意到它們各自存在的困境和問題，雖然雙方將並不是在同一水平上被同等對待。「正是這種矛盾關係——馬克思與福柯的親緣性和排斥性——證明將他們放在一起對當今時代進行分析和批判是正當的。」

²⁵ 比岱試圖將雙方置於同一個理論框架之中加以處理，準確的說，他試圖在一種他稱之為以「理性的工具化」為基本特徵的現代社會的「元結構」中來進行處理。比岱確實表達了對馬克思的某種敬意，他甚至將其「元結構」理論視為一種擴展和完善化了的「歷史唯物主義框架」，而認為「理性的工具化」（有意識地與法蘭克福學派拉開距離）在馬克思那裡也獲得了充分的表達。

在他看來，實際上馬克思是揭示現代階級關係蘊含的兩個「中介」即市場和組織化的第一人。也正是這種二元性構成了馬克思歷史-經濟學分析的樞紐。但問題在於馬克思將市場和組織化置於一種目的論圖式之中而不正當的處理了它們。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在資本主義中辨別出資本的「集中」和「集聚」，在其極限處，每一部門或者甚至每一國家只有唯一一個公司：市場邏輯因此傾向於退卻並最終屈服於圍繞著協作計劃組織起來的秩序，從而為社會主義鋪平了道路。就此而言，馬克思在某種程度上將市場置於過去一方而將組織化置於未來一方。馬克思因此是在一種歷史的而不是結構的意義上使用市場/組織二元性。

²⁶ 組織化被不正當的賦予了一種革命和解放的潛能，而實際上雙方是彼此不可分割、相互共存的。也就是說，馬克思錯失了構成統治階級的一極，即與知識-權力聯繫在一起的組織化，而片面的側重分析與財產-權力相關的市場，由此將統治階級僅僅定義為占有生產資料的階級，而忽視了構成其一部分的進行組織化的精英，默認了他們實施的知識-權力。

正是在這裡，福柯在 1970 年代的法蘭西學院講座具有密切的相關性，因為他提供了有關現代性的「知識-權力」一極的理論。事實上，在從 1971 年到 1974 年的講座中，福柯相當明確地將分析置於階級社會的背景之下。福柯認為 18 世紀末的自由主義立法以工人身體為目標（使之適應於生產節奏，從而提供所需的勤勉而專注的勞動力），刑罰的監獄形式相應於勞動的工資形式。

時間被引入資本主義權力系統和刑罰系統之中，而鎮壓系統是控制與維持生產關係的政治工具。規訓的功能在於使人存在的時間服從於生產循環的時間系統。換言之，「規訓」呈現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一個維度：它某種程度上先於生產，是生產力的生產所必需的。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看，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之中通過斬斷規訓與資本主義生產界限內的原初背景之間的聯繫，「象徵著不同的規訓機構的假想的同源性，連接著不可比較的事物（學校、監獄）的」抽象的「規訓」概念開始傾向於占據優勢地位。

²⁷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相對於馬克思主義傳統福柯這裡開始的確實是一種具有創造性的重新部署。「事實上，福柯引入了一種全新的分析格柵。他揭示出規訓不只是資本主義秩序的一種功能上的需要，而且緊挨著財產和交換秩序，是另一種秩序原則：權力-知識。這另一種權力形式明確地關切到對被認可的知識的占有和應用。它是經濟管理所必需的，但是並不僅局限於這種應用。」

²⁸ 福柯正是在將我們從馬克思主義的權力分析的「經濟主義」模式中解放出來的過程中悖論性的將我們引向馬克思提出但錯失掉了的組織化之維。我們只有將福柯與馬克思「相加」，才能出「關於現代社會形式的總理論（overall theory）」。

四、結論與評述

大體而言，所有這些研究者都察覺到了福柯相關思想的價值與一直處於發展中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某種「局限」或者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通過建立馬克思與福柯之間的對話，而不是不加審慎地預先判定雙方的對立，一方面可以通過福柯來實現對馬克思的某種重新理解、注意到馬克思那裡未曾得到發展的理論資源，從而豐富歷史唯物主義的內涵和當代價值；另一方面也是藉助於馬克思的穿透力「軟化」福柯的某種極端化做法，從而使其儘量與後現代主義拉開距離，恢復批判價值的過程。福柯確實注意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某些不同面向和內容，注意到資本主義發展所呈現出的一些新變化，因而作出了自己的理論貢獻。但這不應該也不能證偽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本質性規定的正確性。只有將福柯的某些遠見卓識納入到歷史唯物主義的框架之中，它們才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某種新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