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素有富宋之稱，但是富宋的外表下是對人民課以重稅，對官員士紳過度優待，「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除此之外，宋朝還「不抑兼并，田制不立」，任由富民兼并侵吞貧民田地。這樣的制度，無疑會導致政府缺乏自耕農作為稅源，執行力低下等一系列問題。
一、宋代河南居然有一片「西大荒」
無論是封建社會還是近現代，水利設施對於經濟發展都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說要致富，先修路的話；那麼要發展農業，首要就得搞水利。
而北宋王朝則對於恢復水利設施顯得非常不作為，這既有政府懶於投入大規模開支興建恢復水利設施的因素，也有地方官員害怕被指責勞民傷財而因循守舊的因素。
蘇轍《御試製策》：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荊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跡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為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菇。往者因其死喪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嘗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喪亂，驅民為兵，而唐、鄧、蔡、汝之間，故陂舊堤，遂以堙廢而不治，至今百有餘年。
蘇轍所說的地區，主要是當代河南中西部，從南陽盆地往北直到洛陽以東，汴京以西。
可以看到，從南陽盆地到河南中部之間，缺乏東北-西南向的河道，又有南陽盆地東部的方城山脈（宛東丘陵）阻隔。雖然有不少淮河支流流過，但這些支流在河南中部所流過的基本都是上游，水量頗為有限。因此，河南中西部大部分地區的灌溉非常依賴於水利建設。
伏牛—桐柏山兩側的唐、鄧、蔡、汝等州因唐末戰亂時多為戰場，人戶凋零，一直處於地廣人稀狀態，水利設施廢弛。北宋建立百年以來，對此無所作為，甚至進入仁宗朝之後，賦役日重，河南中西部百姓本就貧苦，不堪其負，產生了大量的荒田。
《宋史·食貨》載：皇祐、治平，三司皆有《會計錄》，而皇祐中墾田二百二十八萬餘頃，治平中四百四十萬餘頃.....是時，累朝相承，重於擾民，未嘗窮按，故莫得其實，而廢田見於籍者猶四十八萬頃。
到宋神宗繼位時，登記在冊的荒田已經達到了48萬頃，而英宗治平年間登記在冊的田地也才480萬頃。水利廢弛的河南中西部地區，當然更是田地荒廢的重災區。
無疑，如果這個問題沒有解決的話，北宋末期人口在一億左右（據葛劍雄先生估計）的盛況是不可能出現的。需知後世元朝疆土遠大於北宋，巔峰人口卻不過9000萬。
二、王安石亮妝上陣
宋代士大夫大多是嘴上工夫，一到實際操作時便露怯。但是上天給宋神宗送來了氣魄驚天的一代名相王安石，荊公的變法政策極多，不便一一贅述，這裡只說農田水利法對於農業的恢復和振興作用。
農田水利工程的特點，一方面是如果予以實施，未必能看到立竿見影的收益; 另一方面是即使不加以實施，也不會立即危害到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在人浮於事，官員大多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宋代，對於水利問題就產生了普遍性的懶政。
但是雷厲風行的王安石一上台就不一樣了，一聲令下，農田水利法上馬，農田水利被直接列為官員政績考核和升遷的標準。
王安石十分重視群策群力，「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垾、堤堰、溝洫利害者，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功利大小酬賞」，向官民有償徵集意見，用來自基層的意見解決基層問題。而民間為了賞賜也踴躍響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
對於老百姓開荒墾田，王安石令官府予以補助扶持。
而官員興建農田水利，招納安置流民，則以翔實的指標進行評定考察，予以獎勵。考慮到不可能所有地方官都能對農田水利有作為，王安石又下令「在官三年，無隳損堙塞者賞之」，即只要能讓水利狀況不惡化，也能合格而受賞，但如果這都做不到，就只有被懲罰了。
農田水利的興建需要很大財政投入。不過王安石變法期間，通過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等法度打擊豪強，與豪民爭奪財源，擴大了政府財政開支，也為大規模興建水利提供了資金基礎。
在「農田水利法」下達全國不到7年的時間裡，全國興修的水利工程就已達17093處，灌溉民田更是高達36177888畝。熙豐年間全國修復和新建的較大規模灌溉工程遍布全國各地，但從上表可見，京西路，即河南中西部的建設是最多的，這無疑是因為京西路是水利荒廢的重災區。
熙寧時期農田水利法的規模與成效，官員為督促田戶修整陂塘，甚至採取了鳴鼓督催的方式，堪稱一場聲勢浩大的農田水利運動。這些工程不但在當時促進了當地農業經濟的發展，其帶來的長遠利益甚至一直延續到明代。
在京西路，即河南中西部地區，水利設施的廣泛恢復帶來的是移民和流民的廣泛遷入和安置，災荒年間產生的災民很多也被安置在這些地方。北宋時期遷入南陽盆地的移民來源眾多，契丹、陝西、河北、湖北、淮南、河東等地都有人口向南陽盆地遷徙。
人口得以上升，帶來的是荒田紛紛開墾。由於水利的興建，這些地區得以建設大量水田，種植水稻，人們由以前的「不習水田之利」到「粳稻大豐收」。對於水源的使用，宋神宗時代也頒布了嚴格的管理條例，神宗元豐二年（1079）三月詔令，「禁伊洛上源私取水者……惟西京分引入城，下流還歸洛河」，來確保農業用水。
經過農田水利法的改革，京西路的河洛、汝潁、唐鄧等地，由唐末五代到北宋前中期的「人稀，土不膏腴」，「土地褊薄，迫於營養」，得到大規模的發展，成了經濟較為富庶的地區。
到北宋崇寧元年，即公元1102年，京西路被分為京西南路和京西北路，兩路合計100萬戶、225萬口，由於宋代口數隻統計男口，實際上是450萬口以上。當時北宋全國人口則在9000萬以上，算上隱戶很可能達一億。由這個數據可見，京西地區的農業和人口得到了有效的恢復。
三、王安石也推不動江南改革
然而即便是大刀闊斧、富於氣魄如王安石，在農田水利法的推行中也有難以解決的問題。
在江南地區，地狹民稠，水利工程被往往侵占為耕地，因此破壞了整體農業環境。
曾鞏曾描述 江南寧紹平原上鑑湖的狀況:
宋興，民始有盜湖為田者……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於治平之間，盜湖為田者凡八千餘戶，為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為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
很顯然，大規模圍湖造田，雖然可以獲得一時的收益，但不利於長遠的農業發展，湖泊的縮小，不但對灌溉和漁業不利，湖泊蓄水能力下降，澇無蓄泄之所,旱無蔭灌之水，更是容易發生水旱等自然災害。
但比起興修水利，還田為湖更容易損害富民利益。而宋朝的國策，又是以保護富民為基礎。而宋朝的官員也大多瞻前顧後，因循守舊，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如蘇軾就曾站在富民立場上說——「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茍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 甚非善政」，來表示對還田為湖的反對。
雖然在江東地區還田為湖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更多時候還是因為既得利益者的反對而失敗。如沈括在兩浙興建水利，導致當地富民攻訐，「蘇人訴沈括等所築民田岸圍，侵壞良田，橫費公私錢」，而兩浙地區的水利事業也未能得到充分改觀。
大量湖泊池塘被侵占後，江東地區靠著風調雨順的優勢，雖然依然人口稠密，地方富饒，但是自然災害卻極大增多。
蘇軾曾上奏說「熙寧中，張能、沈起首行此事，至浙中餓死百餘萬人。臣聞熙寧中，杭州死者五十餘萬」。他這是攻訐新黨，所言也頗有誇大之處。然而兩浙、杭州這樣的地方發生大規模饑荒，餓死者甚多，顯然與湖泊水塘被大規模侵占導致自然災害加劇有極大的聯繫，反而顯出舊黨因循守舊的惡劣影響。
然而面對富民恃強勾結官吏，圍湖造田，妨礙法度，即便是鐵腕如王安石也只能徒呼奈何。農田水利法的實行，能解決京西路地方荒蕪的情況，恢復人口民生，卻填不了江東之地富民的貪婪之心，只能眼睜睜看著兩浙之地，一旦水旱發生，便死者無數。
參考資料：《試論宋代河洛地區的農業生產》
陳曉珊《北宋農田水利法推行中的區域差異現象——以南陽盆地的水利事業與河北移民為線索》
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
《宋史》
《續資治通鑑長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