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新片《雙子殺手》講述了中年特工亨利被自己年輕版的複製人追殺的故事。該片採用3D、120幀/秒、4K解析度的高格式，投資超一億美元。 （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10月17日《南方周末》）
「（Junior）比他（威爾·史密斯）還貴兩三倍，而且麻煩很多。」2019年10月14日，電影《雙子殺手》新聞發布會上，導演李安指著一個人形立牌笑著說。
Junior是全數碼創造的數字化人物——一個克隆版的年輕的威爾·史密斯，在電影中被指派追殺老年史密斯，兩人由此開始了一段「自己追殺自己」的故事。李安調侃：「因為這部電影，我對威爾·史密斯的臉可能比他媽媽還要熟悉，他的媽媽可能都沒看過這麼久的他。」
某種程度上，Junior可以被視為七年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下稱《少年派》）中那隻全數字孟加拉虎的延續，製片人傑瑞·布洛克海默——這位加勒比海盜系列的製片人，在發布會上談到了《雙子殺手》吸引自己的理由：「這次是創造真人，會更有難度，也更讓人好奇。」
《雙子殺手》同樣延續了李安上一部電影《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的高格式：3D、4K解析度、120幀/秒。這個變革性的電影格式（普通電影為24幀）曾被詹姆斯·卡梅隆稱為「新白金標準」。
2016年上映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儘管在北美地區反響平平，但在中國內地的票房卻達到1.64億元。 （資料圖/圖）
不同於七年前《少年派》，《雙子殺手》出品方除了美國天空之舞影業，還包括復星影業、阿里巴巴影業等內地資本。
早在2019年8月4日，新上任的復星集團副總裁、復星影視集團CEO張昭已看過尚未完成的影片，在與李安一起吃飯時，李安表示自己對《雙子殺手》在中國大陸市場的反響抱有很大期待。他的信心來自《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該片在北美的票房僅為173.8萬美元（據Box Office Mojo與貓眼專業版數據），但在國內的票房卻達到1.64億元。
張昭與李安同為紐約大學校友。張昭曾對媒體談及，自己從紐約大學哲學系轉到電影系後，經常光顧一個紐約亞裔電影青年據點——一家為學生提供免費咖啡的錄像店。來蹭咖啡喝的人里，有個沉默寡言的小伙子正是李安，他們經常碰面。
2019年10月12日北京首映禮上，張昭再次問李安對該片的期待。「這個電影我做了很多另外的嘗試，上個片子很辛苦，我覺得反響最好的地方是在這個地方，在技術上也能夠搭配。反而在美國沒有那個機會，連給觀眾以本色見面的機會都沒有。」
這位早已縱橫東西方電影世界的導演也不禁感嘆：「全世界很多地方的觀眾都有點疲憊，反而中國觀眾對看電影這回事還挺帶勁的。」
「做導演， 沒有權和錢， 很難玩得起來」
1990年代，賦閒在家六年後，李安才得以真正接觸商業資本。儘管畢業作品《分界線》使他拿到了紐約大學影展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獎，也簽約了大的經紀公司，卻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實質性幫助。
當時的經紀人將李安的首部電影定位於成本兩百萬美元以上的劇情片的等級，因此錯過了一些低成本電影，其中包括他後來重要的合作對象——好機器電影公司（下稱好機器）。更大的碰壁來自劇本，李安在修改劇本、合作劇本中反覆掙扎，不斷得到機會，但劇本不斷擱淺，最後失望到險些「銳氣磨盡」，打包行李回台灣。
實際上，台灣供他選擇的機會也不多。那段時間，李安曾和台灣的製片機構——「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影」）聯繫，當時的製片企劃小野和吳念真直截了當地告訴他：「沒什麼希望」。台灣「中影」成立於1954年，1980年代以鄉村電影引領了島內新電影浪潮，楊德昌和侯孝賢被喻為新電影的「雙子星」。
1988年，當《喜宴》劇本成型時，「中影」倒是和李安提出過對半投資，希望李安能夠在海外籌措資金，各出資四百萬台幣完成拍攝，當時尚靠妻子收入勉強度日的李安後來感慨地說：「那時候我怎麼能籌得出這筆錢啊！」
「中影」的謹慎與當時電影商業化困境有關。李安說：「當時絕大部分的台灣電影只限於本地市場，海外市場及資金根本沒個影兒，台灣電影在海外的上映渠道除了中國城影院，就是『新聞局』印製十六毫米拷貝『宣慰』海外華人。不像現在，華語片能賣世界版權，就算本地不拍，海外也能籌集到資金。」
等到1990年，《推手》和《喜宴》獲得了台灣「新聞局」第一屆擴大優良劇本甄選前兩名，「中影」終於決定投資《推手》。時任「中影」副總兼製片部經理徐立功找到李安，特地說到了拍攝資金的來源：「《推手》可以拿到四百萬輔導金，錄影帶也可以有四百萬收入，我們就算賠，也很有限，只要不超支就好。」
當時，台灣「新聞局」設立華語輔導金制度，用以鼓勵電影拍攝。接受英國《衛報》採訪時，李安說：「三分之一的預算來自政府，三分之一是錄影帶，所以只有相當於10萬美元的投資……但我說『給我幾天時間』，我不知道我是否想做。我已經等了10年，我不想失敗。」
李安正猶豫著的時候，侯孝賢適時地往前推了他一把，他告訴李安：「我以前只有八百萬，我也拍啦，有機會能拍就拍。」
回到美國後，李安在一位朋友的介紹下，認識了好機器的特德·霍普和詹姆斯·沙姆斯。兩個人半開玩笑說：「我們紐約獨立製片，不是低成本製片之王，而是無成本製片之王，兩萬美元都能拍片，你的預算對我們而言很奢侈了。」以此為起點，之後的數年時間裡，好機器參與了李安絕大部分作品的製作。
從《推手》開始，到《喜宴》《飲食男女》，拍「家庭三部曲」的時候，李安開創了一種獨一無二的製片模式，三部影片都是先拿到「中影」的錢，然後在海外包拍，最後交付成片。《喜宴》成本75萬美元，全球票房達到了3200萬美元，還拿到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到了1994年，《飲食男女》開拍前在世界各地的版權已經賣到150萬美元了。
「《喜宴》起，我摸出市場定位，在台灣及其他亞洲地區，我的電影走大眾主流院線，到了歐美，就是藝術院線。這個市場不但是我的財源，也讓我能夠保有創作上相當的自主性。因為片商知道還有其他的投資者，一來風險分散，二來沒有一個大老闆管，於是我得以保有創作上的自由」。李安說。
他因此總結：「做導演，沒有權和錢，很難玩得起來。不幸的是，電影跟其他藝術不一樣，權力、錢跟社會資源，就是你的顏料、畫布，是你的音符。」
「東方不行西方試」
拍完《理智與情感》後，李安第一次在美國繳稅，填寫的第一張支票是18萬美金，當時他手抖到簽不下去。
《理智與情感》使得李安第一次受到好萊塢片廠的青睞，當時哥倫比亞影業公司主動找上門來，這部片的成本為1550萬美元。拍到一半時，李安突然形成了一種感覺，電影可以成為一份職業，自己的導演生涯也從「小孩」成功跳到了成人階段。心態的變化正源自高成本投資。
這部影片讓李安再次斬獲金熊獎。從福斯到環球影業、漫威，李安電影中越來越多地出現好萊塢的身影。拍攝《與魔鬼共騎》時，成本一度從2400萬美元追加到3500萬美元，監製羅伯特說：「你要什麼，告訴我就好。」
但李安也並未因此受到好萊塢資本的過多約束，除了和片場建立起的良好的合作關係，他曾說道：「因為我有海外投資片商做後盾，撐腰杆子。《與魔鬼共騎》是UIP（環球影業）與海外投資片商對半投資，《冰風暴》的海外投資片商投資達三分之二，約一千兩百萬美金。」
公開信息顯示，《冰風暴》的製作方除了福斯和好機器，還有來自法國的電影公司。
美國內戰電影題材《與魔鬼共騎》票房遇冷，在國外甚至出現不收貨也不付錢的情況。詹姆斯向李安抱怨：「《喜宴》是1993年全世界投資報酬率最高的片子，我不敢講電影史，但這部絕對是1999年賠錢率最高的片子。你最好不要從這部電影的經驗里學到太多東西。」
2000年上映的《臥虎藏龍》則採用一種特殊的方式籌集資金。李安、江志強、徐立功三人擔保，以自己的公司向銀行貸款，承擔所有製片風險。銀行貸款需要保險公司擔保，而保險公司的條件除了信任，便是「先預售再交片」。因此，李安預售版權給片商，交片後才拿到預售款。
2000年上映的《臥虎藏龍》採用一種特殊的方式籌集資金。李安、江志強、徐立功三人擔保，向銀行貸款，承擔所有製片風險。圖為李安給周潤發說戲。 （資料圖/圖）
李安與香港安樂公司老闆江志強的合作可回溯至《推手》在香港上映，經張艾嘉介紹，兩人相識。
「記得當初籌資時，備極艱辛。我們還是先找華人，可惜那時候沒人、也沒有集團或銀行願意投下那麼多資金來拍攝一部華語片，他們看不到華語片有這樣的可能性。當時只有西方有可能投入這筆資金，還是看著我們的老面子及好機器的班底。」李安回憶，「找銀行貸款、找保險公司及監控影片完成的公司作保，都是不得已的事情，因為當時那是唯一的資金來源。電影開拍在即，本來打算投資的台灣老闆，因為股票投資失利臨時撤資，我們到處籌錢，東方不行西方試，片子才得以開拍。」
《臥虎藏龍》背後的資本、人員的複雜在參加奧斯卡頒獎禮時可見一斑。當時，《臥虎藏龍》代表團拿到了四十多張票，如何分配這些票卻成了很大的難題。「這次是中美聯軍，美國公司本身有其內部倫理及功勞等問題，大陸、香港、台灣每一方又各有幾面要顧及……」
《臥虎藏龍》之後，由美國資本支撐的《斷背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再次讓李安攀上事業高峰，兩奪奧斯卡最佳導演，躋身世界頂尖導演之列。
「投資李安的電影 是有機會衝擊奧斯卡的」
2011年，新原野娛樂傳媒公司投資1000萬美元，成為《雲圖》的投資方，這是中國內地資本進軍好萊塢的一次較大的嘗試。
之後五年，萬達集團相繼收購美國第二大院線AMC、美國傳奇影業；華誼兄弟則在牽手韓國Show box後，再次牽手美國STX，參與合拍片的投資、製作、發行、分帳；阿里影業聯手派拉蒙，投資《碟中諜5》，拿到美國電影製作公司Amblin Partners一個董事會席位；奧飛娛樂、電廣傳媒、1905影業亦有不同程度的海外資本投資……《聚焦》《荒野獵人》《火星救援》等影片背後均有內地資本參與。
同一時期，內地資本入局李安的高格式電影《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不過，博納影業CEO於冬最初中意的是李安聚焦拳王阿里的《馬尼拉之戰》，意外遇到《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後，雙方一拍即合，遂決定和索尼合作投資。
持有博納股份的復星集團及其控股的好萊塢電影公司Studio8也順理成章地加入了合作陣營。值得一提的是，索尼也是Studio8的股東之一，最後，博納的投資占到25%，投入1000萬美元。
接受媒體採訪時，於冬談到中國資本選擇加盟的緣由：好萊塢六大電影公司習慣於通過金融模型計算出影片的投資收益，而中國電影投資者更理解中國市場，這部電影的技術或將引領一次電影產業革命。此外，「中國的製片家都還有一個夢想，就是奧斯卡。投資李安的電影是有機會衝擊奧斯卡的。」
「好萊塢現有的體制已經很難允許任何真正的創新，因為其難以承受可能的風險；如果好萊塢還在嘗試運用昨天的經驗度過今天，那麼中國直接用未來去改變明天。」前米高梅、環球影城資深製片人Randy Greenburg接受媒體採訪時亦表示。
2016年《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上映時，全球只有幾家影院可以放映120幀電影，其中，北京、上海各有一塊銀幕，這兩塊銀幕在上映一個月內創造了近三千萬元票房。到《雙子殺手》上映時，中國將有近三十塊120幀銀幕，到2019年底120幀銀幕數將達百塊。
巧合的是，與《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同年上映的還有張藝謀的《長城》，該片由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樂視影業、傳奇影業、環球影業聯合出品。在接受印尼《雅加達郵報》採訪時，李安談及合資電影仍然使用白人演員。「馬特·達蒙就是馬特·達蒙，總有一天，中國的明星會更出名。」李安說，「輪到我們了。」
《長城》《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均未能獲得預想的成功，但李安的電影實驗從未結束，三年後，《雙子殺手》上映，追隨者除了好萊塢資本，依然有內地投資者。
據《好萊塢報道》，天空之舞影業總裁兼營運長Jesse Sisgold曾表示：「我們很高興能與復星在《雙子殺手》上合作。我們相信，復星在中國的巨大影響力，以及通過眾多品牌與全球觀眾的聯繫，將使這部電影受益匪淺。」
當下，李安面對的是一個更加巨大的內地電影市場——2018年，中國內地電影票房達到609.8億，占全球票房21.9%，位列全球電影產業第二位；中國影院的數量更是從2800家增長到了10461家；影院銀幕數大幅增長，目前已突破六萬塊，位列全球第一。
在北京首映禮上，在談及技術對自己吸引力很大時，李安說：「只要有人投資（都會做下去），當然如果它不賣座沒有人投資，我也沒辦法，只要還有人肯投資的話。」
（參考資料：張靚蓓編著《十年一覺電影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