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羅西里尼《羅馬，不設防的城市》揭開了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運動的篇章，其構成元素與好萊塢絢麗的色彩、懸疑的情節、專業的表演和完美的結局形成鮮明反差，成為影響世界電影發展的一股清流。義大利積貧積弱的社會現狀讓眾多優秀的導演脫穎而出，維托里奧·德·西卡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與羅西里尼構成了新現實主義電影的雙輪驅動，1949年的《偷自行車的人》不僅是新現實主義電影一座里程碑式的作品，更被譽為「世界電影史上十大不朽的影片之一」。
之所以會獲得業界和觀眾的好評，與新現實主義的三大特徵密不可分，也就是長鏡頭、非職業化演員和樸素情感，由此構成了獨屬於新現實主義電影的「紀實美感」。對於新現實主義電影不了解的朋友可能會產生疑問，使用長鏡頭的電影導演大有人在，非職業化演員和樸素情感不是每部影片都存在嗎？為何這部作品會帶來如此大的影響力？
首先，新現實主義電影關鍵在於」新」字，「新」代表了破舊立新的思維模式，在二戰結束後百廢待興的義大利，失業、貧窮、犯罪比比皆是，從當時世界電影格局上來說，以好萊塢為代表誕生了一系列思想上唱高調、追求濃烈情感的電影，義大利亦受到嚴重衝擊，形成了一批公式化的商業電影，這種電影由於脫離了義大利的社會現實，並不能真實反映社會現狀和人民情感，「新現實主義」摒棄了這種代表「崇高思想」的「舊思想」，利用真實的影像，樸素的情感達到反映社會現實問題的目的，影響力不但沒有減弱，反而如一陣春風席捲全球，彰顯其頑強的生命力。
《偷自行車的人》劇情簡單，八個字可以概括：買車、丟車、找車、未果。如此簡單的劇情為何會直指人心，成為新現實主義電影最典型，最突出的代表之作呢？今天，我想從本片的紀實美學談起，深度解析本片簡單故事背後蘊含的深刻哲理，不管是行業從業者還是普通觀眾，相信都能從新現實主義的內涵和外延中體會到電影本真的力量。
01、長鏡頭下的紀實美感、非職業化的演員和樸素的情感折射新現實主義電影的內涵與外延
《偷自行車的人》可以看做《羅馬，不設防的城市》風格的延續，德·西卡在羅西里尼「道德立場」基礎之上融入了濃郁的情感元素，這種情感元素沒有任何的炫技成分，避免蒙太奇過多使用而造成的視覺衝擊，使用大量長鏡頭突出影片藝術上的紀實美感。視覺上的真實觀感將底層人物形象置於歷史環境和社會發展之中，啟發觀眾去思考影片的意境。
新現實主義並不是一個元素的簡單使用，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長鏡頭、非職業演員、樸素的情感三者彼此相連、密不可分，拆開任何一個元素都會打破影片整體的藝術性。長鏡頭保留現實生活的客觀性，非職業演員有著生活細節的種種體驗，不用刻意模仿便能表現出頂尖演員具有的真實效果，樸素的情感通過鏡頭語言和人物真實感情的抒發自然流淌，在真實環境中會得到最本真的保留。
本片第一個長鏡頭追隨一輛緩慢行駛的客車，隨著客車停下，乘客下車展現出失業人群對生活的焦慮與憂愁，壓抑的氛圍是對義大利失業潮的客觀呈現，映襯出里奇得到工作機會的喜悅和惆悵，奠定本片新現實主義的基調，完成敘事文本、創作思路、藝術風格、主題鋪墊的多重作用，表明長鏡頭蘊含著導演巧妙的構思和對生活敏銳的觀察，與人物特性緊密貼合，暗示出影片脫離了戲劇化呈現方式，自然過渡到生活化真實性故事的講述上。
主角安東·里奇飾演者蘭貝托·馬喬拉尼是一位失業工人，他沒有俊朗的外表，也沒有接受過任何的表演訓練，影片中他得到工作的欣喜若狂、走路時腳背略帶外八的姿態，見到老闆佝僂著的身軀，丟失自行車時懊惱的神情，每一個細節的呈現都來源於生活，不需要任何的修飾就能把對生活充滿希望又略帶失望的底層人民形象刻畫的栩栩如生。
里奇兒子布魯諾飾演者恩佐·斯泰奧拉是在德·西卡拍攝時偶然發現的，恩佐貧困的經歷讓他乖巧懂事，他每天對自行車的精心擦拭，猶如心愛玩具般的倍加呵護讓觀眾能感受到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成為影片中最為出彩的角色之一。里奇妻子瑪利亞飾演者是一位同樣貧困的新聞記者，由於常年奔走在一線，不僅對貧困現狀有切身體會，也不斷審視著生活中處於貧困之中的普通居民，對於邊緣人物走投無路的處境具有感同身受的體悟，營造出與眾不同的真實感觀。
影片中流露出的樸素情感達到了職業演員無法企及的高度，與真實場景氛圍的渲染也有極大關係。本片所有場景沒有一幕在攝影棚內拍攝，隨著電影技術的發展，好萊塢式電影習慣了綠幕拍攝方式，能夠輕鬆還原出世界任何一處風景的氛圍，雖然環境能營造，但人物的情感卻只能在真實場景中才能得到最有效的代入。新現實主義強調「扛著攝影機上街」，其真實的意圖就是用場景的真實性讓演員代入到生活的細節中，強調「在日常生活中發現世界」，這成為非職業演員樸素情感表達的有效利器，與刻板式的扮演方式形成鮮明反差。
日本著名導演小津安二郎是樸素家庭觀的代言人，其榻榻米視角的長鏡頭常常讓觀眾產生強烈的代入感，他習慣於使用常年合作的職業演員，儘管也能傳遞出關於人生、家庭的思考，他的呈現方式相對死板，所有的台詞、攝影角度、人物動作都規定的一絲不苟，不能出現絲毫差異，由此產生表意的確定性，但生活的種種細節並不是給定劇本變成準確呈現的，這裡考驗的是演員對生活的理解，絕非訓練所能達到。
新現實主義只有同時具備長鏡頭、非職業演員和樸素情感才能成立。技術可以模仿，非職業演員可以尋覓，樸素的情感可以傳遞，但戰後的環境去=卻無法再現，這也決定了新現實主義如曇花一現的短暫生命，新現實主義電影是最接近電影「記錄」本質的一個流派，儘管已經不復存在，但像《偷自行車的人》此類的經典作品仍然對後世各類流派起到巨大的影響作用，其電影史上的地位無法撼動。
02、「偷」行為的雙重隱喻，「還我普通人」的現實含義解讀
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的出行方式、支付方式、生活方式都有了具有的提升，中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現過的飛鴿牌、鳳凰牌自行車也成為過眼雲煙，「三轉一響」（收音機、自行車、縫紉機、手錶）構成了改革開放後每個家庭永恆的回憶。
記得當年，每個家庭都以擁有自行車而感到驕傲和光榮，而丟失自行車的現象卻屢屢發生，觸發著每個家庭都揮之不去的憂傷情感。我想，本片之所以在豆瓣上超過6萬人評分9.0，很大程度上源於對個人情感的共鳴。自行車對於里奇來說並不是簡單的出行工具，而承載著對幸福生活的嚮往，而「偷」這個詞一語雙關，里奇既是被偷者，又是偷竊者，「偷竊」行為違反法律和道德，卻又順理成章，由此引發觀眾對於」偷」行為的思考。在我看來，「偷」具有下面的雙重隱喻。
生活的希望與失落
「偷」的行為具有雙面性，偷竊者之所以偷盜自行車並不單純為了生存，而是因為自行車的的高價值，由此映射出義大利當時生活的貧困程度。對於普通人來說，自行車可能僅僅是貴重的財產，但對於里奇來說，自行車象徵著美好的生活。如果沒有了自行車，他無法獲得這份滿意的工作，讓妻兒吃上一頓幸福的飯菜，所以妻子瑪利亞會把全家僅有的貴重物品，陪嫁的床單去贖回典當的車子，偷竊行為直接切斷了里奇對幸福生活的嚮往，有時「希望比黃金還要可貴」，里奇垂頭喪氣的樣子恰恰是每一個民眾對於生活失望的內心寫照。
之所以會違背良心的譴責成為萬眾唾棄的偷車賊，同樣因為想要找回對生活的希望，這是一家人前進的動力和源泉，可有趣的是，被偷時阻攔的民眾這次卻成為抓到他的關鍵力量，再次將他對生活的希望打破。影片最後暗示出偷竊可恥，但生活仍將繼續的樸素價值觀，意圖再次喚醒觀眾對生活希望的憧憬。
個人的尊嚴與墮落
作為一個男人，里奇背負著養家餬口的重任，這象徵著他男人的尊嚴，有了工作便有了堂堂正正做人的資本，但「偷竊」讓里奇喪失掉了這份尊嚴，在偷竊時，他有一個短暫的停頓，像是思考自行車對他人生的意義，正是因為這個停頓，讓他錯失了抓到竊賊的最佳時機，之後的里奇便如瘋子一般四處尋找自行車，恰恰表明偷自行車失去的不僅僅是生活的希望，還代表著男人的尊嚴，他必須試圖挽回自己在妻子和兒子心中的地位。
他在找不到自行車時動手打了兒子，意味著尊嚴喪失之後的懊惱，由此導致他人生的墮落，偷竊作為一個誘因，引發觀眾對於道德淪喪的思考，明明自己就是受害者，卻仍要設法轉嫁這份罪責，折射出底層人民對喪失尊嚴的不甘心，正是因為兒子在場，車主才對他既往不咎，其實這賦予了他尊嚴，也給了他用雙手重新獲得尊嚴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影片來源於生活，卻用藝術的形式超越了生活本身。
新現實主義講究「還我普通人」，拒絕假大空的過度吹捧。如果按照典型好萊塢式的解讀，很可能會出現自行車失而復得的「高遠立意」，所有人都知道被偷自行車找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在警察局，警長毫不耐煩地勸說里奇自己去尋找，巫婆告訴他「如果現在找不到，那麼就永遠也找不到」，德·西卡用反諷的方式展現出生活中各種不同人群對於盜竊自行車的觀點，從本質上來說起到的就是展現真實人生的目的，沒有五光十色的色彩，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沒有過度渲染的立意，卻將社會凋敝的現實和複雜的人性呈現給了觀眾，讓觀眾自行思考「普通人」生活的艱辛和幸福取得的不易。
03、時代轉型期間的深層集體意識隱喻，呼喚人性的回歸與救贖
影片之所以成為新現實主義電影的標杆，在於其濃厚的文化蘊含和哲理意識。對其解讀必須基於時代轉型上義大利的切實狀況：下崗工人日漸增多，消費水平極度低下，留守兒童前赴後繼，制度建設有待完善，由此引申出對社會現狀頹廢不堪、停滯不前真實狀態的思考，隱喻著時代的深層集體意識。
由邊緣人物丟自行車這一簡單的過程，折射出義大利方方面面的社會現實，里奇丟失自行車是一個家庭的悲哀，卻也是整個時代的悲哀。不穩定的社會動盪極易導致民眾基本權益無法保障，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見識到了商人與偷竊者的私下交易，教堂里教徒對於信仰的膠著狀態，失業人群面對工作機會的無限憧憬，他們渴望掙脫舊社會的束縛鎖鏈，迎接新時代的到來。新現實主義反映的正是社會轉型時期普通民眾的所思所想，呼喚著善良人性的回歸與救贖。
里奇尋車的過程從失望到絕望，卻又從絕望中找到了生活的動力，在其中妻子和兒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兒子一直耐心地陪伴他尋找，里奇說「如果找到了自行車就好好親親你」，找尋的過程雖然失去了物質卻得到了溫暖的親情。妻子情緒上的緊張、焦慮、期盼，傳遞給觀眾懸念的氛圍營造，儘管在心理上我們非常同情里奇的遭遇，但卻知道找回自行車的幾率微乎其微，但找尋的價值不在於結果而在於過程，就如同夢想，只有努力的過程才能讓再次獲得充滿了期待和意義。
影片中我們看到了羅馬大街小巷的破敗，窮人沒有辦法生存，所以很多人選擇了偷竊為生，逼迫更多人「加入」偷竊的隊伍，如此悲涼深層的基調下探討的是社會殘酷性與道德之間的關係，導演試圖用溫暖的人性來傳遞出人道主義關懷，當車主抓住里奇時，卻由於親情放走了他，本身便是對於現實無奈的一種思想折射，也表明每個人都有善良和純真，如何在最困難時抵抗慾望的侵襲，保持道德的純潔性，便是新現實主義帶給我們的啟示。
影片的結尾堪稱影史經典，當父親放棄尊嚴，熱淚盈眶地用厚實的手掌握住兒子稚嫩的小手，親情化解了偷車的罪惡感，預示著愛和希望可以打垮一個人，也可以拯救一個人。如此溫暖的結局並不一定非要以自行車的找回為終結，德·西卡正是用如此美好的回憶來呼喚觀眾善良人性的回歸，用親情完成了人性的救贖。
《偷自行車的人》飽含著德·西卡對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思考，藉助里奇這樣一個邊緣人物折射出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社會現實與溫暖人性的救贖，長鏡頭、非職業演員和樸素情感的表達代表著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的最高境界，自行車這個簡單物品成為民族希望延續的代表，簡單純樸，深刻雋永，用嚴謹的紀實美學傳遞出溫暖的人道主義關懷，即使七十年後依然會喚起觀眾內心對善良的思考，這就是新現實主義電影最具魅力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