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應用地理空間分析與統計方法, 定量研究1986、2010、2016年我國農產品批發市場差異化特徵及空間布局效應, 評價2010、2016年市場的區位選擇, 並探索其與農村空間商品化的關聯。結論如下:胡煥庸線兩側市場差異顯著, 與人口分布比重具有一定的相關性, 在農產品多樣性、數量方面, 東南半壁較西北半壁競爭力更強。農產品批發市場布局契合城市群效應明顯, 2010、2016年市場空間格局與「兩橫三縱」城市化戰略格局大體吻合。農產品批發市場在城市分布多於農村, 農村地區的果蔬、綜合市場具有一定潛力, 但仍不能與城市市場數量比擬。經濟、人口、交通影響定點市場的區位選擇。農產品批發市場產業有力地推動相關農村區域的空間商品化進程。
隨著我國經濟與人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 農業科技進步與高產作物增加釋放出更多農村富餘勞動力。生產要素的調整促使農業產業專業化分工日漸深化、農村生產結構逐步優化。自1980年代始, 西方後生產主義將農業生產或食物生產從原有的強調單一作物品種種植、大量生產、大量消費轉變為強調少量多品種、注重環境效應, 並強調了消費者需求在農業生產中的重要作用[1]。農村土地生產的糧食、果蔬、水產等傳統農產品在滿足當地村民基本需求的前提下, 被賦予交易「商品」的性質, 成為溝通並加強城鄉聯繫的媒介要素, 農村土地空間則成為承載「商品」流通的源頭物質載體, 從而實現「銷售」農村資源的目的[2]。供需基礎成熟與政策利好支持催生農產品批發市場落地與優化。
農村的核心產業是農業, 而農產品批發市場是農業發展的生產力[3]。歷經30餘年發展, 我國農產品批發市場數量基本穩定, 經營品種日趨多樣, 業已成為帶動農業、農村和農民發展的堅實力量[4]。作為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農產品批發市場的建設與完善極大地帶動了諸如運輸、倉儲、餐飲、郵電通訊及金融等行業的發展, 加強了農村與城市、農民與市民的互動聯繫, 並最終帶動農民增收致富。農業供給側改革要求完善農產品集散和交易的基本功能, 強化價格形成與降低交易成本的核心功能, 並突出信息服務和公益性的衍生功能[5]。農產品批發市場的發展壯大促進各項功能不斷成熟並衍生多項新功能。其中, 公益性功能呼聲更為強烈, 雖然民營批發市場可提高流通效率, 但公益性批發市場能夠完善社會服務功能[6], 可從經濟、環境、社會三維角度[7]為應對農產品價格穩定、食品安全保障、城鄉協調發展以及行業政策的新挑戰等指明方向[8]。網際網路技術的廣泛應用加速市場信息化服務功能提升, 並在實踐中發揮重要優勢[9]。
農產品批發市場的發展規模 (效率) 與市場建設規模、交易規模、從業人員及輻射帶動能力關係密切[10]。市場效率與市場競爭力多採用DEA、SBM-DEA和Malmqusit方法[11], 涉及時空範疇。不同研究時段, 綜合市場效率與專業市場效率不同[12,13]。2005年, 我國農產品批發市場技術效率偏低, 且由東向西逐漸降低[12], 隨著農業產銷區域專業化與商業化的發展, 我國農產品批發市場「東強西弱」格局得到改善, 市場逐步向城市特別是區域中心城市轉移[14]。農產品批發市場可依據發展規模內涵[15,16]、地域 (國家) [17]、類型 (產銷) [18,19]、發展方向[9]分為不同發展模式, 據此, 學者對模式創新與對策建議進行了深入探討。
農產品批發市場存在自身特性, 併兼具批發市場共性。近年, 國內研究學者長於零售業布局, 短於批發市場布局的傾向有所改善。但是, 農產品批發市場議題的相關研究多從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入手, 探索發展、對策、評價等, 雖然涉及時空範疇, 但基於地理學視角與方法的研究成果較少, 將其作為農村空間商品化實現路徑的研究更為缺乏。時空演化分析與區位布局是地理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國內地理學者習慣採用計量方法對其進行測定, 時空 (格局) 演化多藉助ArcGIS可視化功能[20,21,22], 區位選擇因素測度多為回歸分析, 空間物流網絡測度則基於網絡模型與指數測算, 因此地理學方法能夠彌補以上缺憾。但該類文獻研究區域局限於城市內部, 特別是大城市, 如北京[23,24]、廣州[25]、蕪湖[26]等, 缺乏農村區域或者囊括城鄉並視其為一體的視角。為此, 本文嘗試對農產品批發市場的時空演化布局特徵及定點市場橫向區位選擇條件進行研究, 並探討其與農村空間商品化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可為從業人員針對性地發展農業、農產品物流產業及鄉村振興戰略的順利實施與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提供較準確的依據。
1 研究對象、方法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對象及其與農村空間商品化
本文研究的農產品批發市場是具體的「有形市場」, 虛擬網際網路平台市場未包含在內。農產品批發市場將來自產地市場的農產品集中、加工、儲藏與包裝, 通過銷售商分散銷往全國各地。多設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如公路、鐵路交匯處。根據農產品批發市場的交易範圍, 可將其分為綜合性批發市場與專業性批發市場[27]兩類。其中, 專業市場分為糧油市場、蔬菜市場、乾鮮果市場等。按所處地理位置分為產地、銷地、產銷 (中轉地) 批發市場。農業部定點市場是經農業部認定的國家級批發市場, 通常稱為一級批發市場, 是具有全國性或區域性影響的大中型農產品批發市場和農資批發市場。
當前農村土地由單一的自給自足生產功能轉變為生產功能更加豐富、消費功能增強等多元化特徵, 從而引起社會價值觀的改變[28]。作為農村空間生產轉型的主要驅動力[29], 農村空間商品化是指通過諸如旅遊活動和非農人員的房地產投資、農村產品銷售、利用農村印象推銷農產品和其他商品等方式, 來達到「銷售」農村資源的目的[2], 包括農村景觀環境的保護與管理以及城鄉一體化基礎建設的完善。在反覆推敲該概念的基礎上, 基於Perkins對農村空間商品化的解釋[30]、王鵬飛對北京農村空間商品化的類型劃分[31], 結合中國地域情況, 本文認為農村空間商品化的實現路徑應包括:初級農產品生產、農村 (加) 工業、休閒旅遊業、 (農產品) 批發、商貿等專業市場、納入城市建設拓展區、城鄉一體化基礎設施、景觀環境保護與管理等, 後兩者側重生產空間的同時, 亦分別關注生活空間、生態空間 (圖1) 。其中, 專業市場指依託區位優勢與相關產業基礎等因素, 發展 (農產品) 批發、商貿、集貿。農產品批發市場是一種農村空間商品化現象, 對農產品批發市場進行深入而翔實的探索, 有助於完善農村空間商品化科學體系, 並最終反饋到實踐和生產中。
1.2 研究方法
1.2.1核密度分析
基於核密度函數對全國農產品批發市場的空間分布進行熱點探測。核密度估計法從點集對象分布數據中獲得所需信息, 計算每單位面積的量值以將各個點擬合為光滑表面。在二維空間中, 其一般形式為:
式中:λ (s) 是地點s處的核密度估計;r為寬頻, 即核函數的搜索半徑;n為樣本數;φ是街道l與s之間距離dls的權重。
1.2.2皮爾遜相關係數
SPSS軟體中的皮爾遜 (Pearson) 相關係數法, 度量兩個定距變量間聯繫的緊密程度, 取值介於1～-1。採用皮爾遜相關係數分別測度市域市場數量與變量指標之間的相關性, 可定量識別影響市場區位布局因素, 並為疏通城鄉融合發展通道如何利於「短板」地區市場規劃要求提供參考。與同一指標相關係數的縱向比較, 可探求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的發展該指標對農業部定點、部門前20強等不同等級的農產品批發市場的影響力變化情況。
1.3 數據來源與預處理
研究區域包括全國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 不包括西藏、台灣、香港及澳門。研究對象基礎數據分別來自: (1)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場管理司於1987年編著的《全國主要集市名冊》 (第四分冊專業市場、農副產品批發市場) 一書, 共計537條有效數據, 包括省市、區縣、名稱、經營項目等基本屬性。 (2) 農業部定點市場數據來源於農業信息網、農業局及全國城市農貿中心聯合會等部門。定點市場的申報及審批工作自1995年開始, 於2011年初暫停 (注:新一輪定點市場的調查、認定、複查工作於2018年4月份展開) , 共批准了15批農產品定點市場, 其中, 2009年復合審查取消38家定點資格。結合農業部市場與經濟信息司編著的《中國農產品批發市場發展報告2010》收錄的基礎數據相關屬性, 共得766條有效數據。 (3) 國家統計局貿易外經統計司編著的《中國商品交易市場統計年鑑2017》, 選取按成交額排名居前列的大型商品交易市場中的農產品部分數據, 分別有綜合、糧油、肉禽蛋、水產品、蔬菜、乾鮮果、茶葉、中藥材、花卉及其他農產品市場前20家, 棉麻土畜煙葉市場18家。 (4) 通過數字高程模型 (DEM) 提取全國遙感影像信息, 得到各地級市平均海拔高度。藉助ArcGIS空間連結工具處理全國鐵路、公路數據, 計算得到市級地區交通路網密度。人口與經濟數據來自2011、2017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鑑》。
圖1 農村空間商品化實現路徑示意圖
注:部分內容參考了相關文獻[30-31]。
基於數據一致性考慮, 對2016年18家棉麻土畜、煙葉市場與20家其他農產品市場按照經營類別與範圍 (參考企業官網、中國企業信用檔案庫、360百科等) 剔除17家紡織、棉花、皮毛、皮革加工業等市場, 將大牲畜市場歸類至肉禽蛋市場, 得到201條有效數據。1986年處於農產品批發市場發展初期階段, 數據可探討全國農產品批發市場發展基礎;達到一定標準方可申請農業部定點農產品批發市場, 可認為全國定點市場處於相同「等量級」, 剔除2010年非定點市場研究定點市場空間特徵及影響因素符合科學嚴謹原則;對2016年末部門市場前20強進行分析, 探求綜合實力顯著的市場空間分布及區域農產品發展優勢, 可前瞻性地輔助新一輪定點市場覆核審查工作。農產品批發市場名稱一般包含所在地, 且市場存續壽命較長, 因此藉助市場名稱, 輔以區縣等信息, 通過GPSspg.com網站可獲取市場所在地經緯度及詳細位置信息, 錄入核對後導入Arc GIS軟體。
2 農產品批發市場時空演化分析
2.1 胡煥庸線兩側市場數量、類別差異大, 與人口分布呈正相關
1984年農產品批發市場的雛形——山東壽光蔬菜批發市場建立, 成為我國農產品批發市場劃時代的轉折點。至1986年, 我國農產品批發市場共計537家, 以胡煥庸線為界, 東南半壁510家, 西北半壁27家, 比值為94.97∶5.03, 此外, 兩側農產品批發市場在經營類別亦表現出明顯差異, 東南半壁市場類型包括綜合、糧油、蔬菜、乾鮮果、水產品、肉禽蛋、茶葉等市場, 綜合市場與蔬菜、乾鮮果市場為居民日常基本需求來源, 占比87.84%。中藥材、花卉與棉麻土畜、煙葉市場不作為獨立的專業市場存在, 而是依託以上綜合或專業市場流通的便利與繁榮參與市場活動。綜合、果蔬市場在西北半壁農產品市場占比85.18%, 無專門經營糧油、水產品的批發市場。
截至2010年底, 我國東南半壁定點市場659家, 西北半壁定點市場93家, 這包括新疆建設兵團114家市場。東南半壁與西北半壁定點市場之比為86.03∶13.97, 新疆兵團市場存在特殊, 將其剔除後的東南半壁與西北半壁市場比為87.63∶12.37。東南、西北差異趨勢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西北, 尤其是新疆、寧夏特色產品向外輸出比重較大, 市場數量增加較快。東南半壁綜合市場與果蔬市場共占74.96%, 茶葉、花卉、中藥材市場明顯增多, 尤其是茶葉市場。西北半壁綜合市場與果蔬市場共占76.34%, 新增糧油、花卉、中藥材專業市場, 無水產品專業市場。可推測, 水產品市場區位需接近河流水系, 即產地市場。花卉等特色產品市場的增加再次驗證居民消費需求呈多元化, 經濟水平的逐步提高催化越來越多的新農產品類型產生。
2016年成交額排名前20的部門市場可有效突出農業、商業地域優勢及市場競爭力格局。按照主營產品區分相應的專業市場, 市場的建設更為科學, 有效地避免了聚集不經濟現象, 最大程度實現地區集聚與擴散功能的最優協調, 同時也緩解了區域城市交通擁堵現象。2016年東南半壁、西北半壁市場數量分別為192、9, 比值為95.52∶4.48。東南半壁市場交易競爭力更大更強。東南半壁綜合、果蔬市場共78家, 占比39.39%, 其他類型專營性市場專業性更強;西北半壁無綜合市場, 果蔬市場3家, 占比33.33%, 肉禽蛋3家, 1家肉禽蛋市場兼營水產品, 花卉、中藥材市場各1家。
胡煥庸先生根據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 將東南半壁、西北半壁人口份額比例由1935年的96∶4, 更新為94.4∶5.6。1986年兩側市場比例為94.97∶5.03, 其與人口比例相差不大 (表1) 。2010年市場比例與人口比例相差較大, 而隨著2016年東南、西北市場比例差異性的增加, 其與人口比例又呈相關關係。推測出2010年農業部定點市場可能加入部分人為原因 (發展政策、定點市場審批) , 導致其與人口比重差異加大。儘管西藏、台灣、香港、澳門等地數據缺失, 仍可以大體推算, 農產品批發市場分布與人口的分布存在一定的相關性, 即在宏觀層面, 城鄉融合發展視角下的農產品批發市場呈合理性分布。
表1 歷年胡煥庸線兩側市場與人口比重/%
注:人口比重根據統計資料整理。
2.2 市場布局契合城市群效應明顯, 東部沿海地區競爭力最強
2.2.1 1986年東南半壁市場呈「人」字型集聚格局, 西北半壁集聚尚弱
1986東南半壁市場集聚明顯。城市層面, 自東北至西南呈「人」字型布局, 瀋陽、北京、西安、成都、鄭州、武漢、廣州、深圳等地集聚最為顯著, 稱為市場一級節點城市;其次, 哈爾濱、長春、呼和浩特、太原、重慶、廈門、南寧等地在「人」字形外圍展開, 為市場二級節點城市。東南半壁市場已形成城市群基礎, 如環渤海地區、珠江三角洲地區、成渝地區等。西北半壁僅蘭州、西寧、銀川、烏魯木齊與甘肅西部集聚強度稍強, 但節點城市市場尚不能與東南半壁相比, 大體呈傾斜「L」型, 為市場三級節點城市 (圖2a) 。
2.2.2 2010年東南、西北半壁市場呈「勿」、「Z」字型集聚, 格局複雜化
2010年定點市場的在東南半壁更加集聚, 同時西北半壁節點城市集聚程度也有所增加, 市場次級節點城市增加。東南半壁大體呈「勿」字型集聚, 市場一級、二級節點城市數量增加, 而西北半壁呈傾斜「Z」型分布, 烏魯木齊集聚程度可與東南半壁一級節點城市睥睨, 西寧、蘭州、銀川三地按集聚程度可劃入二級節點城市, 四地作為「Z」字型的關鍵關節, 連結若干市場三級節點城市。縱觀東南、西北市場一、二級節點城市, 其基本契合國家「十三五」規劃提到的「兩橫三縱」城市化戰略格局, 核心城市與次級節點城市向外輻射擴散, 市場的空間布局更加均衡。絕大部分市場在城市化節點城市內部、外圍或鄰近地區, 中心城市地位突出, 並有向城市群全域鋪開趨勢, 如環渤海、長江三角洲地區, 僅太原城市群、東隴海、黔中、北部灣地區內部的市場集聚程度較差 (圖2b) 。
2.2.3 2016年東南、西北半壁市場呈「勿」、「L」字型集聚, 東部沿海地區更凸出
相較於2010年農業部定點市場的分布格局, 2016年市場集聚更顯明朗, 更加凸顯城市群內核心城市地位, 即, 交易額較大的市場更趨向於分布在城市群中心城市, 該類城市對「大」市場更具吸引力。2016年東南半壁市場格局在定點市場基礎上略有變動, 東部沿海的市場集聚力凸出, 如環渤海、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城市群, 中部地區成都—重慶成渝城市群集聚力仍較強;而內陸城市, 如鄭州、西安、昆明及武漢—長沙—南昌組成的長江中游城市群市場與東北地區的哈爾濱、長春及海峽西岸的福州、廈門等城市集聚力下降, 仍呈「勿」字型格局。西北半壁結合1986與2010年格局的特點, 烏魯木齊「一城獨大」, 銀川、蘭州、西寧集聚力仍較低, 甚至不明顯, 四城市場呈現「L」型分布 (圖2c) 。2016年市場分布空間格局也大致與2015年國家提出的「兩橫三縱」城市化戰略格局相符合。
2010、2016年農產品批發市場的全國布局集聚程度已成熟刻畫2015年國家提出的「兩橫三縱」城市化戰略格局, 再次驗證農業部定點市場布局的科學性, 更進一步明確了農產品批發市場可作為連接城鄉產業融合的載體。農產品批發市場的分布與城市化戰略部署之間基本對應。結合北京新發地市場 (包括北京新發地、涿州新發地、高碑店新發地) 、山東壽光市場、河南萬邦市場及河北保定工農路市場等的實踐調研, 發現市場多分布在大城市內部或其外圍、而距離城市較遠的農村地區分布較少的規律, 推測出市場布局基本符合消費市場接近消費地的原則, 在中、微觀層面, 農產品批發市場布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圖2 1986、2010、2016年我國農產品批發市場空間分布及主要城市群分布
2.3 部門市場差異大, 城市地區農產品批發市場占比更多
釐清市場用地屬性, 可在一定程度上洞悉我國農產品批發市場對農村地區的作用形式及城市對相關農村地區的作用強度。定點市場的申報需符合一定條件, 但考慮到國家設置定點市場時仍會考慮到區域 (東中西) 均衡問題, 而部門前20強市場則更多地由市場需求決定, 因此後者更能體現城、鄉的市場競爭力水平。假設定點市場、同部門前20強市場分別處於相同「等量級」, 則城、鄉所占比例可作為指標直接評價城、鄉市場分布情況。
採用市場具體地址對農產品批發市場的城鄉布局位置屬性界定, 根據城鄉劃分原則, 市場所在地位於市區的劃分為城市市場用地類型, 市場所在地位於縣級及下轄鄉鎮村的則劃分為農村市場用地類型。2010年定點市場有252家位於縣域內, 即農村市場, 可認為是產地市場, 占比32.90%, 城市銷地市場占比67.10%;2016年部門市場有33家位於縣域內, 占比16.42%, 城市銷地市場占比83.58%。農產品批發市場在城市分布較農村地區多, 且成交額較大、競爭力較強的大型農產品批發市場更傾向於分布在城市地區。
2010年農產品基礎消費市場綜合、糧油、蔬菜、畜禽產品分別有0.29、0.45、0.37、0.45的比例分布在農村, 部門前20強中四者在農村地區的分布減少到0.05、0.05、0.23、0.15, 果蔬市場相對略高, 綜合市場與糧油市場極低。中藥材、茶葉對生長環境有一定要求, 如中藥材多產於東北地區, 而茶葉多產於安徽、福建等地, 屬林木業經濟作物。2010年中藥材與茶葉定點市場在農村區域分布占比分別達到0.75、0.53, 超過其在城市區域的分布, 城市市場少於農村市場;2016年部門20強市場比較, 二者在農村地區分布占比分別為0.40、0.30, 比重均下降, 城市市場反超農村市場。中藥材部門市場發展趨勢不利於城鄉融合發展, 茶葉市場部門發展趨勢則利於城鄉融合。
與中藥材、茶葉一樣, 水產品對環境亦有要求, 水產品需臨近水域, 為運輸便利性及產品時效性, 該地交通網應發達。因此, 水產品市場多數位於東部沿海的城市地區。2010年農村產業市場占比0.14, 2016年為0.05, 城鄉發展差距大, 城市水產品市場競爭力仍然很大。花卉因其觀賞價值需臨近消費市場、消費群體, 且講究保鮮時效性, 市場亦多分布在城市及其附近。2010、2016年農村占比分別為0.25、0.15, 較水產品市場高, 城鄉市場發展差距亦較大。綜上, 各部門市場在農村地區分布過少, 在貫通城鄉融合發展戰略方面尚不合理, 適時再發展一些較低等級, 如二、三等級的農產品批發市場, 並優先選擇茶葉、果蔬、綜合部門市場, 優先將其布局在符合一定標準的農村地區, 更有利於城鄉融合發展戰略的實施。
3 農產品批發市場布局的驅動機制分析
1986年農產品市場尚不成熟, 多兼營工業小商品、輕工業產品、陶瓷、藝編、竹木製品等, 存在匯總缺乏標準與要求導致的市場大小不一的情況, 且距今30餘年, 隨著地區的發展建設出現撤市 (場) 、搬遷等機率增加。因此, 選擇截至2010年審核的農業部定點市場與2016年各部門前20強市場作為區位選擇考察對象。
自1983年2月由國務院發布《城鄉集市貿易管理辦法》始, 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相關政府職能部門, 從農產品批發市場的規劃建設、資金支持、監督管理與物流通道等方面逐步完善該市場體系 (圖3) 。除符合農業部定點市場申報審核標準 (如交易額、基礎設施、交通區位、非農業人口等指標) 外, 從一般市場或企業布局視角, 分析市場區位布局條件, 可進一步探究「普適性」市場選址應具備的「稟賦」基礎條件, 為新一輪農業部定點市場或二級、三級市場適應城鄉融合發展戰略提供布局依據。
本文從自然、區位、交通、人口、經濟因素選擇出10個指標, 分別為海拔高度, 距一線城市距離, 鐵路、高速、國道、省道、縣道密度, 總人口, 人口密度及GDP測度農產品批發市場的差異化選址匹配水平。農業部定點市場市級分布與海拔高度、距一線城市距離指標皮爾遜相關係數均為負, 但並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自然與區位因素對農業部定點市場區位分布未產生決定性影響。總人口、人口密度、GDP與農業部定點市場分布相關性分別為0.528、0.195、0.615, 鐵路、高速、國道、省道、縣道密度指標均通過相關性檢測, 皮爾遜相關係數分別為0.305、0.357、0.251、0.315、0.235。對定點市場分布影響較大的指標為GDP總量、人口總量及高速、省道、鐵路密度。
2016年篩選出的前20強部門市場均通過顯著性檢驗, 同樣, 其與海拔高度、距一線城市距離負相關, 相關係數較小, 僅為-0.187、-0.181, 相關性較低。與總人口、人口密度、GDP相關性依次為0.522、0.370、0.700, 與鐵路、高速、國道、省道、縣道密度相關性均為正, 分別是0.202、0.458、0.294、0.386、0.432。前20強部門市場與GDP、總人口、高速、縣道、省道、人口密度的相關性均位於0.3以上。與定點市場相比較, 其對GDP、高速、縣道、省道和人口密度的相關性上升, 對地區經濟、人口和交通的要求更高。交通方面, 其對鐵路的依賴性減弱, 對公路依賴性加強。此外, 其對自然與區位也有一定要求。
圖3 我國農產品批發市場布局的驅動機制及其與城鄉融合發展關係
農產品批發市場在國家職能部門的作用下, 在市場「稟賦」基礎上, 積極發揮保障城市供應、穩定產銷關係、把關食品安全與帶動農業產業化與現代化等的社會公益功能, 從而有效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及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為疏通城鄉融合發展通道, 在新一輪農業部定點市場認定及新建二級、三級市場時應重點考慮經濟、人口、交通等因素, 而自然與區位因素僅做參考。在具有一定市場基礎的地區 (如農產品產區) 以農產品批發市場路徑發展農村地區經濟, 應注重交通等基礎設施的延展與完善。
4 農產品批發市場推動農村空間商品化進程
農產品批發市場是溝通「鄉」和「城」的橋樑, 通過物流、人流、資金流、信息流等通道將城鄉「二元」結構融合為一個整體。部門市場在城市地區的分布多於農村, 儘管農產品批發市場對農村、城市內部及相關郊區或邊緣區都產生一定作用, 但相對於城市, 農產品批發市場對農村地區的影響更為深遠和徹底。因此, 以市場用地屬性, 來研究發展農產品批發市場如何實現農村空間的商品化更具科學意義。多數學者在研究農產品批發市場模式時, 採用產地—壽光模式、銷地—布吉模式的類型針對性研究。壽光市是山東省縣級市, 由濰坊市代管。1984年, 山東壽光蔬菜批發市場在壽光縣西南九巷村成立, 初衷是為解決蔬菜流通渠道狹窄、銷售困難問題。深圳布吉位於深圳市羅湖區布吉河畔, 1989年, 深圳布吉農產品中心批發市場開創了被譽為「布吉模式」的「企業辦市場、市場企業化」的農產品流通新體制。山東省、深圳市均靠近東部沿海, 位於胡煥庸線東南, 人口較為密集, 交通也較為便利, 這與上文分析結果相符。但產地市場與銷地市場在推動農村空間商品化進程中的作用對象及路徑實現順序不同。
第一, 壽光縣九巷村成立的蔬菜市場有效地提升了農民收入, 推動了農村空間商品化的進程, 甚至帶動了全縣經濟的繁榮。農民職業由傳統農民轉變為職業農民、工人、服務人員、企業家, 甚至 (農業) 研究人員。原本傳統農民參與的播種糧食、蔬菜, 種植水果、林產品、特色產品, 養殖屠宰禽畜、水產品以及農產品的初加工等活動轉變為企業行為。本著做大做強企業的目標, 該市場暢通生產流通, 積極研究種苗繁育等技術, 加強國際交流, 產品出口國外, 同時, 創辦農業產業園, 激活多種資本, 大力發展科研創新與觀光旅遊為一體的集約經營。30多年的企業壯大史, 不僅賦予了農業新的朝氣和生命力, 實現農村產業空間帶動生活、生態、文化空間的發展, 更加開拓了農村空間商品化實現的多路徑, 如發展了農村加工業與休閒旅遊業, 而地區經濟發展加速擴大了該地城市建設區, 催化了城鄉一體化基礎建設與景觀環境保護與管理路徑。農村地域功能實現生產、消費、保護多元化, 農村空間商品化進程取得階段性成果。農村空間商品化多路徑的實現更是加深了城鄉之間的聯繫, 為溝通城鄉、破除二元結構做了鋪墊。
第二, 深圳布吉農產品中心批發市場位於大城市郊區。農產品是農產品市場的「血肉」, 沒有農產品, 市場只是建築堆砌。隨著市場的建設、資金的投入, 城市郊區農民養鴨泥塘「納入城市建設拓展區」, 企業和政府投資「建設城鄉一體化基礎設施」, 注重「環境保護與管理」, 發展起了走向全國的「深農布吉模式」的「專業市場」。然而, 除少數加工農產品外, 大多數農產品來自於農村空間。農村空間作為產出空間及第一消費空間, 而不作為中轉、最終消費空間, 但該農村空間仍起到產地市場對農業、農村、農民發展的帶動作用。如農產品物流業繼續發揮農業生產和消費活動的媒介支撐作用, 實現以城市帶動農村、以生產性服務業提高農業收益的目標, 加速了城鄉要素交流, 最終促進城鄉一二三產業深入融合。在此過程中, 供應農產品的農村地區首先通過生產初級農產品、孕育當地較低等級專業農產品批發市場、發展休閒旅遊採摘觀光業等路徑實現本地農村空間商品化, 進而帶動本地農村 (加) 工業的發展及兩地商貿集貿市場發展、城鄉一體化基礎建設、景觀環境保護與管理等路徑的間接實現。
因此, 無論是產地市場, 抑或銷地市場, 農產品批發市場都在壯大的過程中, 逐步以多路徑的實現推動農村空間商品化的進程。重視並支持農產品批發市場科學發展對推動農村空間商品化及「鄉村振興」戰略的實現意義重大。
5 結論與討論
5.1 結論
基於城鄉融合發展要求, 本文以全國農產品批發市場為研究對象, 採用空間分析與統計方法, 定量研究了1986、2010、2016年胡煥庸線兩側市場差異化特徵及演變趨勢, 空間布局與城市化戰略格局契合效應及市場布局的驅動因素。綜合正文研究內容, 即: (1) 宏觀層面, 以胡煥庸線為界, 我國農產品批發市場基本上與人口分布相對應, 大格局存在合理性。 (2) 中觀層面, 農產品批發市場契合城市化發展戰略, 更多集中在節點城市內部或外圍, 無法確定是城市化促進市場發展, 或是市場集聚加速城市化發展, 或者二者兼有, 通過循環累積實現乘數效應。但可以明確的是, 市場可借用城市的基礎服務設施, 發展自身, 並帶動外圍農村地區、關聯農村地區的發展, 結合對部分市場實踐調研的結果, 中微觀布局存在一定合理性。 (3) 通過分部門、城鄉用地屬性分類來定量研究農產品批發市場的分布, 得出絕大部分市場分布在城市地區。農村地區僅僅茶葉、果蔬、綜合市場尚具有一定潛力, 但仍不能與城市市場數量相比擬。 (4) 對布局影響因素的分析, 表明成功的市場對地區經濟、人口、交通等的要求均較高, 而對自然、區位要求較低。 (5) 無論作為產地市場、銷地市場, 農產品批發市場產業鏈均推動了相關農村區域的空間商品化進程。探究農產品批發市場的演化與機理, 及其與城市發展的關係顯得尤為重要。
5.2 討論
部門市場城鄉分布不合理問題, 正是城鄉融合發展過程中應著力克服的。除去766個定點市場、201個部門前20強市場 (部分市場有交叉) , 全國還分布著幾千個普通農產品批發市場, 但普通市場在政府投資、公益性建設、交易額、基礎交通等方面與定點市場存在較大差異, 對市場買賣主體的吸引力往往不夠, 效率較低。因此, 本著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和振興鄉村的初衷, 在新一輪的定點市場申請和准核工作中, 地方政府、國家政府、投資商應密切合作, 將有一定經濟—人口—交通基礎的、有外來資金支持的農村市場破格提升為定點市場, 並優先選擇茶葉、果蔬類、綜合類市場, 但茶葉對自然生產環境有一定要求, 因此只可在具有茶葉種植史地區發展市場, 且不應生硬地將水產品、花卉市場強行布局在農村, 並將二、三級農產品批發市場擇優布局在交通基礎設施較好的農村地區。
農村最核心的產業是農業, 而生產行為主體是農民。如何通過發展優質農業, 增加農民受益覆蓋範圍, 提高農民人均收入是城鄉融合發展和鄉村振興戰略急需攻克的難題。尤其是切實解決生產行為主體或農產品源頭等問題應置於首要位置。農產品批發市場的運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 但在農產品的生產銷售過程中, 農民仍面臨諸多問題。如: (1) 由於信息不對稱、產銷脫節、道路通行與安全隱患等原因, 菜賤傷農、果賤傷農事件屢屢出現。無論農產品貴與賤, 農民、市民兩頭不得利, 中間商層層加價的現實情況普遍。 (2) 農村發展對外依賴嚴重, 農民自我發展動力欠缺, 思想觀念較傳統, 接受學習新事物能力差。 (3) 城鄉居民地位不平等、從事市場共占的遷徙流動人口與當地農民地位不平等, 農民不自信及「去農村化」社會心理嚴重。 (4) 農產品加工業、市場垃圾與養殖業在生產過程中造成的環境污染治理問題。問題解決不及時勢必影響農民生產積極性, 並最終影響農村空間商品化進程。解決好此類問題, 才能疏通城鄉融合發展通道, 為農民、農村、農業發展爭取更大的利益。
作者簡介： 樊立惠 (1987—) , 女, 河北保定人, 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業地理與城鄉發展。E-mail:[email protected]。※; *王鵬飛 (1964—) , 男, 北京人, 教授, 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業地理學。E-mail:[email protected]。;
基金：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 (41271188);
來源：經濟地理2019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