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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同禮首先想到的是還沒有參與二戰的國外。
對，就是國外。
國外國會圖書館擁有先進的圖書維護設備、一流的圖書管理人員，那兒，將是能給中華文化典籍提供保護的最佳避風港。
1940年起，袁同禮不斷與國外駐華大使詹森及駐滬總領事羅君（F. P. Lockhart）協商，意欲將這批善本書籍運往國會圖書館寄存，以避戰火。
由於這只是民間行為，事情進展不大。
不過，曾為北平圖書館館務委員會委員長的胡適時任駐美大使，他知道了此事，極力贊成，積極與國外國務院及國會圖書館接洽，很快達成合作意向。
「當初這批善本運美，我國是為了安全，而國外方面的興趣主要是攝製書影以供流傳和研究，攝影完畢後即擬運還。」多年以後，參與圖書轉運工作的錢存訓回憶說。
不過，意向雖已達成，卻遲遲未能付之行動，轉移經費也未能撥付到位。
袁同禮急得頭髮都白了！
1940年5月 11日，袁同禮實在等不下去了，直接找到行政院經濟部部長翁文灝，提出自己以中國政府代表身份前往國外，在國外募集資金。
然而，就是這樣一件事，國民政府也一拖再拖，最後不了了之。
不過，在袁同禮的反覆催促下，1941年5月，行政院將3000美元轉運資金撥付到位。
袁同禮還來不及高興，按下葫蘆起了瓢，中國方面的問題是解決了，國外方面卻似乎改變了主意，推三阻四。「惟言及起運問題，非美政府派人押運，方能免除危險。然美政府以滬上情形不明，不肯即允。若由國會圖書館派人前往，又恐事若不成，反惹日人注目。」
真是急死人了！
袁同禮就象熱鍋上的螞蟻，團團轉，卻毫無辦法。
還是胡適有大將風度，他沉得住氣，冷靜分析了形勢，最後，決定自掏腰包，資助原北平圖書館館員、時在國外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工作的青年學者王重民到上海進行實地考察，並與袁同禮館長共商運書辦法。
1941年5月4日，袁同禮和王重名冒險抵達上海。「及抵滬，見公共租界與法租界交界處，小巷口皆不許通行，大街亦堵截其半，僅留車馬與行人過路。」
國外人太可惡了！
在這種嚴密封鎖、嚴密監控的環境下，要安全轉運善本，太難了。
但也正因為其太過嚴密封鎖、太過嚴密監控，若這些善本再不轉運，只怕不久就要落到國外人手上了。
想到這，袁同禮的背脊樑上便冒出了冷汗。
還是上海辦事處主任錢存訓有辦法。
他找到了一間由國外人開辦在共租界裡美術藝術公司，該公司後院倉庫寬闊，空氣流通，可以作為典籍轉運的中轉站，這樣一來，轉運過程中的安全係數就大為增加了。
於是，5月12日至13日，袁同禮親自指揮卡車將甲乙兩庫300箱善本書籍運存到該公司，並電告胡適和教育部以及北平圖書館委員會各委員，準備起運出國 。
但是，考慮到300箱一齊起運話，數量太多，難度太大，袁同禮與錢存訓商量，不如從中挑選精華部分先運。
顯然，這是一個非常務實的想法。
於是，大伙兒說干就干，一口箱子一口箱子地開，選出精本，重新裝箱，箱內用鐵皮密封，以防潮濕。
經過二十多天的緊張工作，「共選出精善本2720種，總計約3萬餘冊，裝成102箱，其中包括，宋元本約200種，明版近2000種，抄本500餘種」，基本包羅了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的精華。
挑選好精本，國外政府那邊的思想也已經做好，他們已經同意將這批善本書運美保管了。
但是，先前那個問題還沒解決——在國外人嚴密封鎖、嚴密監控的情況下，怎麼樣才能避開國外人的視線，將這百餘箱善本書籍安全運往國外？
袁同禮找到擔任上海海關監督的丁桂堂來回磋商，反覆核計，想好了一個好點子：由國立北平圖書館與國外國會圖書館簽訂一份合同，合同中就說這些善本是國外借閱的。這樣，就可以由國外國務院授權駐上海總領事，把這些善本作為國外財產報關，由國外負責押運出關。
想法很好，但是國外人不幹。
國外政府為保證自己在太平洋地區的利益，不肯因為此事得罪國外，藉口上海情況不明，拒絕駐滬領事出面運送善本出關。
袁同禮大失所望。
不過，袁同禮堅信：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總比困難多！
很快，袁同禮又想出了第二個辦法：把善本書籍裝入舊衣箱內，用旅客攜帶行李的方法把它們先帶往香港或其它地方，然後再集中起運往國外。
但這辦法，還沒有實施，袁同禮自己就把它給否定了。
要知道，用舊衣箱裝書，衣箱比書箱小，箱數必然加倍，能不能在短時間內購置到這麼多嶄新的衣箱不說，就算買得到，在公司內改裝也難保不走漏風聲，可操作性太差了。
想來想去，袁同禮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不怎麼靠譜的國民政府上。
他希望國民政府能訓令江海關（即上海海關），由江海關發放通行證，日方可能會免檢——注意，這僅僅是可能。這也就意味著這麼做是有很大風險的，但實在是無路可行了，即使冒險，也得試一試。
可知道，這批善本圖書在上海多呆一日，就多一份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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