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時空】唐戈｜旅行記體民族志與近代東北亞地區民族國家建構

18世紀末，日本北方的松前藩派人侵入中國領土庫頁島的南部。19世紀初，俄國人到達庫頁島的南部，抓走日本的守吏，並侵入擇捉島。松前藩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了德川幕府，1808年德川幕府派間宮林藏和另一人到庫頁島進行偵查，結果無功而返。同年，間宮林藏再次被派到庫頁島和黑龍江下游地區進行考察，獲得成功，並成就了日記體的考察報告——《東韃紀行》。作為一部地理學著作，《東韃紀行》對生活在上述地區各民族的生活和習俗多有記錄。1829年這本書被翻譯成德文在德國出版，並對俄國地理學家、民族學家什倫克和馬克產生過重要影響，他們在黑龍江流域考察時就攜帶有此書以作為參考。

1844年，瓦西里·帕爾申出版了《外貝加爾地區紀行》，該書分上下兩篇。「上篇詳細描述了作者於1835—1840年自貝加爾湖途經恰克圖、赤塔至尼布楚一路的見聞。下篇為『阿爾巴津城史』。」

1855年由俄國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 支持的俄國皇家地理學會西伯利亞分會派遣馬克帶領考察隊，於4月8日從伊爾庫茨克出發，5月7日進入黑龍江，然後沿黑龍江自上而下，於8 月10日抵達下游的奇集湖。之後返航，於1856 年1月11日回到伊爾庫茨克。1859年馬克以日記體形式出版了《阿穆爾河旅行記》。該書除對沿途的自然地理，包括地形、山脈、河流、氣候、植被和動物等做了詳實記錄外，還對沿途的歷史和民族進行了詳細而科學的記錄與分析。其中，對生活在黑龍江沿岸鄂倫春族的兩個地方集團——瑪涅格爾人和畢拉爾人，以及赫哲族的記錄最為詳盡。

1858年中俄簽訂《璦琿條約》，1860年中俄簽訂《北京條約》，兩國的東段邊界重新劃定，黑龍江上游、中游和烏蘇里江成為中俄兩國的界河，黑龍江下游成為俄羅斯的內河。1885年，中國人曹廷傑到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進行了考察。曹廷傑沿松花江入黑龍江，抵達黑龍江入海口，然後沿黑龍江逆行至黑河和海蘭泡(布拉戈維申斯克)，又沿黑龍江順流到達伯利(哈巴羅夫斯克)，之後沿烏蘇里江逆流至興凱湖，然後走旱路到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又走海路最後在琿春進入中國境內，「共在俄界一百二十九日」。回到中國後，曹廷傑將沿途的所見所聞寫成旅行記《西伯利東偏紀要》。「西伯利」即西伯利亞，「東偏」即東部。與一般旅行記的體例不同，《西伯利東偏紀要》不是按作者旅行的時間順序，而是按內容(類別)進行敘述，共記錄了118條，凡屬同一類別的即放在一處。其中，第104—113條記錄了沿途各民族，包括俄羅斯人、那乃人(赫哲族)以及俄羅斯境內的華人等。104—108條記錄了赫哲族各支系，是中國學界對赫哲族早期較為權威的記錄。

早在1906年，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和妻子鳥居君子受喀喇沁右翼旗王爺貢桑諾爾布之邀到當地教授日語，並學習蒙古語，為期一年。期間由於妻子生產，他們曾一度返回日本。1908年1月 19日，鳥居龍藏一家三口從赤峰出發對蒙古地區進行了為期兩年的調查，其足跡遍及今內蒙古赤峰市、錫林郭勒盟、通遼市、河北省張家口市、承德市、遼寧省朝陽市、錦州市、北京以及蒙古國，但重點是興安嶺及西拉木倫河流域。1911年，鳥居龍藏以日記體形式寫成《蒙古旅行遊記》一書。該書「僅記每日發生的事件、地點、人物」，而「調查研究等事項，另作論文，以法文發表於《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大學紀要》」。

此次為期兩年的調查，鳥居君子雖然「完全是為了幫助丈夫的研究而隨同去的」，但也成就了一部作品——《從土俗學上看蒙古》(1926 年)，並且同樣採用了日記體，「但是主要從土俗學(民俗學)上進行了觀察，即記述了現今蒙古人的語言、人情、風俗、習慣、畜牧、宗教、美術、俚歌、童謠、童話等和從石器時代到歷史時代遺蹟遺物等」。

1908年，趙春芳以測繪員的身份隨時任暫護呼倫貝爾副都統的宋小濂，沿中俄界河額爾古納河考察邊務，「自五月至十月，凡六閱月，歷五千百里」。1909年趙春芳任珠爾干河總卡倫的卡官，鑒於所轄的9個卡倫「地方依然荒蕪，房屋亦未修竣」1910年他以復勘路線專員的身份，帶領兩名士兵，沿額爾古納河考察邊務，歷時150天，行程700餘公里。1911年趙春芳將兩次考察所得寫成《珠爾干河總卡倫邊務報告書》。該書體例很特別，共分8門，其中第八門「調查鄂倫春記——兩次調查鄂倫春日記」系一篇日記體的旅行記體民族志，記錄了作者兩次對馴鹿鄂溫克人 (即鄂倫春——作者注)的調查。

綜上所述，以上7人中除鳥居龍藏及夫人外，其餘5人的考察活動均帶有很強的政治目的，均是服務於本國政府構建民族國家的整體目標。如果說日本人間宮林藏和俄國人馬克考察的目的在於拓展領土，那麼中國人曹廷傑和趙春芳考察的目的則在於守衛領土。間宮林藏兩次被派遣到庫頁島和黑龍江下游，是為了與俄國爭奪庫頁島。至於俄國人馬克對中國內河黑龍江和烏蘇里江進行考察很顯然也是服務於俄國攫取這一地區中國領土的總體目標。就在馬克考察黑龍江後的第三年，即1858年，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乘中國爆發第二次鴉片戰爭之機，與黑龍江將軍奕山簽訂了不平等的《璦琿條約》，攫取了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60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曹廷傑到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考察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如何抵禦沙俄的侵略活動」以及如何收復被沙俄侵占的中國領土前言，在《西伯利東偏紀要》中曹廷傑傳達了沿途少數民族和華人要求回歸祖國的熱切願望，「唯望大國如數百年前將羅剎盡驅回國方興」。而趙春芳兩次沿中俄界河額爾古納河考察的目的從《珠爾干河總卡倫邊務報告書》一書的書名即可見一斑。

二、1911—1931年旅行記體民族志與東北亞地區民族國家建構

1911年中國爆發辛亥革命，清帝國被推翻，中國和東北亞近代史翻開嶄新的一頁。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構建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發端，而此前所謂的構建民族國家只在於維護清帝國版圖的完整和領土不受侵犯，與真正意義上的建構民族國家不同。

辛亥革命後，東北亞地區旅行記體民族志與此前相比有了很多不同的特點。首先，受過專業訓練的人類學家和民族學家成為這一獨特文體的作者主體。其次，這些人類學家和民族學家的著作大多以標準的民族志體寫成，旅行記體民族志只是他們在標準的民族志之外的一個副產品。最後，截止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這些人類學家和民族學家的工作都屬於科學研究的範疇，並不擔負服務本國政府拓展和守衛領土以及構建民族國家的政治目的。但由於他們在其著作包括旅行記體民族志中使用了某些特殊的地理概念，因此客觀上與構建民族國家的政治行為不能完全脫離干係。

辛亥革命後，中國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構建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西方列強對這一進程的參與從前一階段瓜分中國邊疆地區的領土轉變為促使生活在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獲得政治上的獨立。東北自古以來就稱「東北」，「滿洲」僅僅是族稱。辛亥革命後，英國人最先以「滿洲」作為地名，作為東北的代稱，後來為西方國家和一部分國人所接受。以「滿洲」作為地名的本意是將其作為民族國家的名稱，目的是使東北從中國分離出去。

繼「滿洲」這一概念之後，又有「南滿」「北滿」「西滿」「東滿」「東南滿」和「西北滿洲」等地理概念出現和使用。其中，西北滿洲最初為俄國人類學家希羅克格羅娃提出，後又被英國人類學家林德格爾所使用。西北滿洲是中國北方最具文化多樣性特點的地區之一，歷來為各國人類學家和民族學家所重視。

繼1912—1913年對俄國外貝加爾地區的北方通古斯人調查之後，1915—1917年，俄國人類學家史祿國(希羅克格羅夫)對中國境內滿—通古斯語民族——滿族、鄂溫克族和鄂倫春族進行調查，他的夫人希羅克格羅娃隨行。1919年，希羅克格羅娃寫成旅行記體民族志《西北滿洲——根據沿途考察資料所作的地理學概要》，發表在由國立遠東大學主辦、史祿國主編的《歷史—語文系學志》第一卷上。

1919年鳥居龍藏在俄羅斯遠東地區南部和中國東北地區北部(內蒙古呼倫貝爾地區和黑龍江省)從事人類學考察，歷時半年。1921年鳥居龍藏又到俄國薩哈林島(庫頁島)從事人類學考察，歷時兩個月。鳥居龍藏將這兩次考察活動寫成日記體的旅行記體民族志《東北亞洲搜訪記》。該書內容比較龐雜，涉及地理學、考古學、人類學 (民族學)等多學科內容，其中人類學(民族學)是其主體部分，具體論述俄國境內的布里亞特蒙古人、通古斯鄂溫克人、那乃人(赫哲族)、尼夫赫人、涅吉達爾人、奧羅克人和中國境內的巴爾虎蒙古人、達斡爾族、滿族、鄂倫春族、索倫鄂溫克人以及哈爾濱的猶太人等族群。

鳥居龍藏在中國東北的調查始自1895年，截止到1927年，共進行了8次，其內容除了民族學的內容外，還涉及大量考古學的內容。1928年鳥居龍藏出版了《滿蒙的探查》一書，記述了這八次調查「所獲得的考古發現」，「以及對歷史遺蹟、遺物的考察活動和研究成果的概述」，「書中不僅關注了對歷史上的渤海國、遼、金等王朝的歷史遺蹟、遺物的記述和介紹，還特別記述和介紹了對蒙古東部地區(包括朝鮮)的人類學、考古學考察活動」。

1929—1932年，英國人類學家E·J·林德格爾在呼倫貝爾地區進行調查，其所調查的範圍包括蒙古族、達斡爾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和俄僑等族群，內容涉及文化接觸、薩滿教和喇嘛教等。1929年6月，林德格爾前往額爾古納河右岸地區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田野工作，並據此寫成旅行記體民族志《西北滿洲和使鹿通古斯》，1930年發表在倫敦皇家地理學會主辦的《地理學雜誌》第65卷上。

林德格爾1929年前往額爾古納河右岸地區調查時，史祿國有關通古斯人的著作尚未出版，她的這篇旅行記只受到了希羅克格羅娃的《西北滿洲》一文的影響，並且她為什麼要寫這樣一篇旅行記以及為什麼取這樣一個名字都與《西北滿洲》有很大關係。林德格爾在該文中曾提到希羅克格羅娃的這篇旅行記，認為該文的最大不足之處在於沒有詳細敘述她與鄂溫克人相處的情形，包括沒有談到在哪裡以及怎樣才能遇到他們，不過該文也使她了解了包括道路在內的有關這一地區的地理學情況，此外，還特別附有一張修正過的地圖。

《西北滿洲和使鹿通古斯》一文與林德格爾1938年發表在《美國人類學家》雜誌上的論文《一個沒有衝突的文化接觸的實例：西北滿洲的通古斯和哥薩克》相呼應，記錄了生活在額爾古納河右岸地區的馴鹿鄂溫克人與俄羅斯人的關係，這兩個族群在文化上的相互影響，特別是馴鹿鄂溫克人與俄羅斯人之間的貿易，以及馴鹿鄂溫克文化在俄羅斯文化的影響下所發生的變遷。

關於西北滿洲的確切位置和範圍，希羅克格羅娃和林德格爾所指並不完全一致，希羅克格羅娃所指範圍要大一些，包括「額爾古納河、阿穆爾河、嫩江和東蒙古草原」。希羅克格羅娃將這一區域劃分為「高地草原、泰加林(原始森林)和低地草原」三個地區。「與蒙古鄰接的高地草原區涵蓋了以下諸河流域：包括海拉爾河在內的額爾古納河上游，根河(Ган)，得耳布爾河和哈烏爾河。這幾條河流的下游和中游位於高地草原區，這裡是無樹的崗巒起伏的草原，海拔約200米。上舉各河的源頭位於泰加林區，那裡是高原，高原上的幾條山脈向遠方延伸開去：大興安嶺，伊勒呼里山和一些與山脈並列且隨其走勢而流入額爾古納河、阿穆爾河和嫩江的小河。最後，第三個地區可以認為是嫩江流域。嫩江流經的多丘陵的草原地帶海拔約40米。嫩江上游及其各支流位於泰加林區。」而林德格爾所指範圍則要小很多，其「西部和北部到額爾古納河，東至興安嶺，南到海拉爾之間」。林德格爾將這一地區的自然地理區分為南、北兩種不同的類型，「這個地區的特點大體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南部的蒙古平原，一種是北部的西伯利亞泰加林」。

三、有關馴鹿鄂溫克人的記錄與近代東北亞地區民族國家建構

1．旅行記體民族志中有關馴鹿鄂溫克人的記錄

上述旅行記體民族志關於或涉及馴鹿鄂溫克人(以下簡稱「鄂溫克人」有三篇，包括趙春芳的《調查鄂倫春記——兩次調查鄂倫春日記》、希羅克格羅娃的《西北滿洲——根據沿途考察資料所作的地理學概要》和林德格爾的《西北滿洲和使鹿通古斯》。

據《調查鄂倫春記——兩次調查鄂倫春日記》記載，1908年七月二十一日(農曆，下同)趙春芳在額爾古納河左岸俄羅斯人村莊烏啟羅夫(位於珠爾干—奇干對岸)，向該村總屯長詢問有關鄂溫克人的情況。八月一日到達額爾古納河河口，六日雇俄羅斯人米哈依爾為嚮導，七日啟程，進山調查鄂溫克人。九日出發後不久，就遇到了三個鄂溫克人，他們「均著俄衣，貌似蒙古，牽馬二匹，四不像子(指馴鹿——作者注)三匹，遙見有漢人來，遂回頭奔竄似有懼意，思欲藏匿者也。俄人云，此即鄂倫春也。呼之始止，至近則一老、兩少，其老者略通俄語」。之後趙春芳等人在這位鄂溫克老人的帶領下，繞過一座山，行進大約 2.5公里，到了一個鄂溫克人營地。這個營地共有三頂帳篷。趙春芳在這裡只調查了一天。十八日，趙春芳等人至波克羅夫卡(位於黑龍江與額爾古納河交匯處黑龍江左岸，對岸為中國的洛古河)，當天及翌日就鄂溫克人訪談了該村的兩位俄羅斯人。1909年，趙春芳到任珠爾干河總卡官後，用俄文給鄂溫克人寫了一封信，邀請其首領來珠爾干「面商」。三月十二日鄂溫克人男女共30 人來到珠爾干。翌日，趙春芳備酒肉招待了這些鄂溫克人，並藉機進行了訪談。五月六日，趙春芳等一行4人(其中一人為俄羅斯嚮導)第二次進山調查鄂溫克人。九日，他們抵達一個鄂溫克人營地，該營地比第一次調查的營地大，共有10餘頂帳篷。趙春芳在這裡對鄂溫克人進行了詳細的調查。

史祿國及其夫人調查鄂溫克人的具體時間，我們現在無法知道。我們只知道他們從金河進入激流河，然後逆流而上，到達杜林河與激流河匯流處。繼續上行，就發現了從激流河上游過來的鄂溫克人，「老人和婦女騎在鹿上，年輕人則乘著小船」。這部分鄂溫克人被史祿國稱作「阿穆爾通古斯」，他們一共有40個家庭，包括黑龍江 (阿穆爾河)上游、阿爾巴吉河、盤古河和激流河等地的鄂溫克人。他們在這部分鄂溫克人中生活了一個月。

林德格爾對鄂溫克人進行田野調查時，除了她本人，還有一個挪威人奧斯卡爾·馬明和一個達斡爾人海山，其中馬明負責攝影，海山負責照看馬匹和安營紮寨。由於海山懂得鄂溫克語的索倫方言(他的母親是索倫人)，而鄂溫克語的索倫方言與馴鹿鄂溫克人所講的雅庫特方言十分接近，因此他不僅充當了此次田野調查的翻譯工作，而且也成了林德格爾與鄂溫克人溝通的橋樑。他們從海拉爾出發，沿大路一直到達根河河口。渡過根河後，沿額爾古納河右岸北行，到達位於額爾古納河畔的室韋(吉拉林)。繼續前行，渡過水流湍急的激流河，到達同樣位於額爾古納河畔的奇干 (珠爾干)。在奇干林德格爾雇了一位俄國嚮導，然後開始了尋找鄂溫克人的旅行。他們沿著激流河逆流而上，第八天終於與鄂溫克人相遇。當時有一夥鄂溫克人正在跟蹤一頭棕熊，晚上他們看見了考察隊生火時冒出的煙，「當這些通古斯人第一次聞到生人的氣味時，他們的好奇心戰勝了他們的擔心」。他們走到離考察隊很近的地方，用深沉的聲音說出一種暗語，那位雇來的俄國嚮導做了回答。之後一位鄂溫克人來到考察隊的營地。在與考察隊員一同享用了肉和伏特加後，這位獵人答應考察隊第二天去拜訪他的家。第二天考察隊拜訪了這戶鄂溫克人，並在他們的小帳篷旁邊搭建了自己的帳篷，從此，林德格爾開始了對鄂溫克人的真正觀察。但不久林德格爾等人就遇到了麻煩：一場罕見的大洪水沖走了獵物，這伙鄂溫克人斷糧了近兩個月，到因洪水泛濫而形成的小溪中捕魚也毫無結果。林德格爾並不甘心，打算沿激流河繼續上行，尋找生活在該河源頭的另一個鄂溫克人小聚落。但那位俄國嚮導提出了反對意見，理由是林德格爾已經獲得了足夠的人類學資料，加之蚊蟲叮咬、給養經常中斷等等，林德格爾只好結束了這次短暫的田野調查工作。林德格爾發現這位嚮導可以直接與鄂溫克人對話，而不必翻譯成俄語。

2．馴鹿鄂溫克人與近代東北亞地區民族國家建構

近代以來，作為被迫打開國門的後果之一，中國各地都有外國人移居。除了沿海和內地對外開放的城市外，外國移民還主要分布在邊疆地區。其中，東北地區就有來自俄、日、朝等三個國家的移民達數百萬之多，而俄國人在某些地區，特別是東北地區北部中心城市哈爾濱和呼倫貝爾，其人口數量一度超過當地中國人的數量。從這個角度看，東北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具有相當大的特殊性，是近代中國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

如前所述，東北地區在近代中國民族國家構建的歷史進程中扮演過十分重要的角色。與其他地區(包括中國亞洲內陸邊疆的西藏、新疆和蒙古)相比，東北地區在近代中國民族國家構建的歷史進程中又因其數百萬外國僑民的存在而具有特殊性。對於中國政府而言，解決外國僑民問題的辦法有兩個：一是使其返回自己的國家；二是使其加入中國國籍。

除了俄、日、朝僑民外，東北地區還有三個人口數量相對較少的外國僑民群體，這三個外國僑民群體均生活在呼倫貝爾地區，分別是布里亞特蒙古人、通古斯鄂溫克人和馴鹿鄂溫克人。其中，布里亞特蒙古人和通古斯鄂溫克人系十月革命後從俄羅斯外貝加爾地區遷入的。

馴鹿鄂溫克人最初居住在貝加爾湖西北勒拿河上游一帶。當然那個時候這一帶還不能說是俄國領土。1825年前後，鄂溫克人離開了這一地區向東南方向遷徙。其中一部分沿黑龍江的左上源石勒喀河來到黑龍江上游支流阿瑪扎爾河一帶。這時穆拉維約夫頒發給各氏族長以鐵制圓形印章，開始其統治。他們在阿瑪扎爾河地區停留了一段時間，不久就發現黑龍江對岸的中國境內獵物特別多，於是他們中的一部分在一個酋長的帶領下，來到了中國黑龍江漠河境內。鄂溫克人雖然遷到了中國境內，但他們依然擁有沙皇俄國國籍，這種情況一直維繫到1923年。

關於鄂溫克人擁有俄國國籍一事在趙春芳的《調查鄂倫春記》、希羅克格羅娃的《西北滿洲》和林德格爾的《西北滿洲和使鹿通古斯》三篇文章中多有記錄。如趙春芳在《調查鄂倫春記》中記錄，1908年七月二十一日他在額爾古納河左岸俄羅斯人村莊烏啟羅夫，向該村總屯長詢問有關鄂溫克人的情況，回答說：「彼族現已剪髮歸附俄國，遇華官軍輒奔走避匿不肯與語。」趙春芳追問：「究竟從何年歸附，現經何處管轄?」回答說：「剪髮之鄂倫春，現歸漠河金廠對岸，敝國一各拿士屯總屯長管轄，溯厥由來亦不知其某年、月、日，蓋相沿已舊矣。」八月九日，趙春芳向一位鄂溫克人詢問「其頭目現居何處」，回答說：「有阿大滿(阿大滿俄語屯長也)是俄國人。」又問「其何年歸俄國阿大滿管轄」，回答說：「不計年歲，由小就歸俄國管。」八月十八日，趙春芳在波克羅夫卡向一位俄羅斯商人詢問有關鄂溫克人的情況，回答說：「彼族生子命名，婚嫁死葬等事皆赴俄屯請命於喇嘛(指東正教神職人員——作者注)，並請念經從俄俗也。每年每人給俄屯羌錢三元。俄人雖經理彼族，亦是聽其自便，華界俄界不禁往來。」1909年三月十二日，30位鄂溫克人前來珠爾干。十三日，趙春芳問其首領「入俄籍始於何年」，回答說：「以前數輩即入俄籍，歸阿穆爾(即黑龍江)一格拿士屯屯長管轄，歷年每人納羌錢三吊。」又問「男女均一律納錢否」，回答說：「不然。凡男子由二十歲至五十歲者，按年納錢。老少男子及婦女概從寬免。」又問：「何故與俄人歲納羌錢三吊?」回答說：「相沿已久，亦不知因為何故。」又問：「此錢如不納可否?」回答說：「不納此錢，俄官不任管轄，俄商不貢食用，我鄂倫春人困坐荒山奈何?」五月六日，趙春芳等一行4人第二次進山調查鄂溫克人。九日，趙春芳向一位鄂溫克人詢問「剪髮入俄籍幾何年矣」，回答說：「不知始於何時，故年數亦無可考。」

希羅克格羅娃在《西北滿洲》一文中也證實鄂溫克人「具有俄羅斯國籍，他們每年繳納三盧布的毛皮稅，交給阿穆爾區域的兩個負責人。」

林德格爾選取「西北滿洲」作為其田野工作的地點，並且把生活在這一地區的兩個族群——俄僑和鄂溫克人的關係，包括政治關係作為其研究的主題，這足以說明她對這一地區在近代中國構建民族國家歷史進程中作用的高度關注。她在《西北滿洲和使鹿通古斯》和另一篇文章《一個沒有衝突的文化接觸的實例：西北滿洲的通古斯和哥薩克》中對歷史上鄂溫克人受俄國統治及統治方式多有記錄，比如：他們「從1623年起被迫向俄羅斯人納稅」。又如「這個半傳奇部落一直在和俄國人進行貿易，並認為自己是俄國政府的臣民而非中國的。」再如「儘管在馴鹿通古斯人進入之前，滿洲已經屬於中國政府近兩個世紀了，但是直到大戰爆發，每個獵人每年都要向阿穆爾河對岸哥薩克村莊的阿塔曼交三個盧布。」

與希羅克格羅娃和林德格爾不同，作為中國的一名地方官和愛國知識分子，趙春芳關注鄂溫克人國籍問題的目的是使其加入中國國籍。1909年三月十三日，趙春芳會見鄂溫克人，曾勸導他們：「汝鄂倫春人原系中國所屬。邇來副都統體恤汝等避處山野，惻隱之至，如願仍歸原籍，不但不納此錢，中國官更加保護。」其首領回答說：「此非我數人之事，回山大家商酌。俄歷九月二十五日出山，或來數人，或全來，再行計議。」十四日，鄂溫克人前來，其首領對趙春芳說：「我鄂倫春人住在中國地方，中國官不驅逐恩待我們，日後凡辦什麼事約定日期，我們即來。俄商狡猾之極，我們也是不信服他們。」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趙春芳任黑龍江漠河設治局設治員。1915年趙春芳請求政府「仿照前清旗佐，該首領予以佐領官職，以資管轄」。但趙春芳幾次使鄂溫克人加入中國國籍的努力均沒有成功。

1918年俄國十月革命波及中俄東段邊界地區，鄂溫克人再也無法越界到對岸去交人頭稅。1923年，時任奇乾縣知事的李玉琛召集鄂溫克人的兩位首領及其所統領的鄂溫克人30餘戶，「詳細開導」，兩位首領「傾心向化並將俄官所發之執照及戮記追銷」，「由職縣發給臨時執照，以資證明」。至此，馴鹿鄂溫克人正式加入中國國籍。

【注】文章原載於《黑龍江社會科學》2023年第5期。為方便手機閱讀，注釋及參考文獻從略。

責編：趙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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