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古代漫長的酒文化長河中，有很多飲酒的「幫派」，例如比較知名的有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唐代的「酒中八仙」等。
竹林七賢
魏晉之際，最著名的是「竹林七賢」。《晉書·嵇康傳》載：「嵇康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同預）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琊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這七位名士，常在今河南輝縣西南七十里的竹林寺中聚飲，他們因政局險惡，「人各懼禍」，遂以酣飲為常。
兗州八伯
兩晉之間，在山東兗州一帶還有八位「不苟同時好」，為官比較清正的人組成「酒友幫」，被稱為「兗州八伯」。據《晉書·羊曼傳》記載，這八位同在兗州的中興名士為羊曼、阮放、郗鑒、胡毋輔之、卞壺、蔡謨、阮孚、劉綏。
《晉書·光逸傳》又有所謂「八達」的記載。言光逸「避亂渡江，復依（胡毋）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發裸裎，閉戶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日：『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光逸的表字）也。』遽呼入，遂與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八達」中羊曼、阮放、阮孚、胡毋輔之等四人原屬「兗州八伯」中人，他們南渡到建康（今南京）後，又與光逸、謝鯤、畢卓、桓彝等四人相好，終日聚飲，不拘禮法，故被稱為「八達」。此外，這一時期，胡毋輔之與王澄、王敦、庾數等四人還號曰「四友」。羊聃（羊曼弟）與江泉、史疇、張嶷等四人繼「八伯」之後，又號為「四伯」。
酒中八仙
在唐代有因杜甫的名篇《飲中八仙歌》而著稱的「酒中八仙」，即賀知章、李璡、李適之、崔宗之、蘇晉、李白、張旭、焦遂。賀知章官至秘書監，性放達任誕，自號「四明狂客」。李璡，唐宗室，玄宗時封汝陽王，他則自稱「釀王兼曲部尚書」。
李適之本為唐宗室大臣，貴為左丞相。崔宗之貶至金陵後，不但常與李白聚飲，還時常月夜乘舟從採石泛至金陵。蘇晉，數歲知為文，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玄宗時累遷吏部侍郎，性任誕好酒而喜談禪。張旭是唐代大書法家，被稱為「草聖」。每於大醉後呼號狂走，然後落筆作書，有時甚至筆也不用，乾脆「以頭濡墨」一甩而就，結果是龍飛鳳舞，「變化無窮，若有神助」，而酒醒時再寫，竟「不可復得」（《新唐書。張旭傳》）。
因此時人稱他為「張癲」，稱其狂草為「醉墨」。焦遂平時有口吃的毛病，酒後卻應答如流，真是一樁怪事。八仙中嗜酒最甚的還是李白。他不僅是落筆成章、才華橫溢的詩才，也是放誕任性、與酒結下不解之緣的「酒仙」。酒，伴隨著他坎坷又帶有傳奇色彩的一生，富有深厚的文化意味。
這些「幫派中人」或通詩書，或精文學，或是書法大家，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便是愛酒，有關他們的酒人酒事的記載更是不勝枚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