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面向「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需要，當前中國貧困地區鄉村發展正逐漸由低層次的脫貧向更高層次的振興轉變，兩者的緊密關聯使得減貧對於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目標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分析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的基本內涵，探討兩者的內在邏輯關係，進而從多個維度剖析貧困地區的精準扶貧實踐如何助推其鄉村振興。結果表明：貧困地區的精準扶貧旨在科學診斷致貧因子的基礎上採取針對性措施實施幫扶，從根本上消除導致貧困的各種障礙性因素；鄉村振興則重點在於通過構建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最終實現農業農村的現代化。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的內在一致性使得兩者存在緊密的邏輯順承性，精準扶貧是鄉村振興的關鍵和基本前提，而鄉村振興是精準扶貧的深化和保障，可以說農村減貧的過程也是鄉村逐步振興的過程。通過要素資源合理流動和配置補齊鄉村人、地、業等發展短板，貧困地區重塑了要素耦合、結構合理、功能復合的鄉村地域系統，從而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等振興，最終實現農業強、農民富和農村美的發展目標。
1 引言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農業大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事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根本性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體制機制改革和政策制度創新的作用和推動下，中國鄉村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農民生活實現了由溫飽不足到整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1]。然而，由於自然地理、區位條件等發展基礎的差異，中國鄉村發展的不均衡特徵極其顯著[2]。相較於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地區依舊有大量區縣處於貧窮落後狀態，並面臨著嚴峻的自然本底脆弱、設施配套滯後、內生動力不足等問題和挑戰[3,4]，擺脫貧困成為這些地區鄉村發展的首要任務。另一方面，著眼於社會主要矛盾和城鄉關係的轉變，鄉村振興戰略成為新時代補齊鄉村發展短板、解決「三農」問題的總抓手，尤其是在貧困地區這一城鄉發展不平衡和鄉村發展不充分最突出的地區[5]。
貧困地區是一類特殊的地理空間[6,7]。在經歷逾四十年的扶貧開發後，當前中國貧困地區鄉村正處於脫貧攻堅的決勝時期和鄉村振興的開局階段[8]。精準扶貧背景下的鄉村振興戰略落實需要首先明確貧困問題的階段性和長期性[9,10]，科學認知貧困地區鄉村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進而通過農旅文融合發展[11]、美麗鄉村建設[12]等政策措施綜合地推進貧困治理和鄉村建設，從而建立健全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最終解決系統性貧困、區域性貧困和深度貧困問題[13]。鄉村振興視域下的精準扶貧則對現階段脫貧攻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目標，強調在貧困的多維性和複雜性基礎上深化對農村貧困和反貧困的科學認知[14]，進而通過特色產業發展與利益聯結機制[15]、系統化的制度建設與創新[5]、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16]等措施補齊鄉村人、地、業等要素短板，為鄉村長效發展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奠定堅實基礎。整體來看，精準扶貧是當前及今後一段時期中國關於貧困治理的指導思想，鄉村振興則是鄉村在實現擺脫貧困後向更高層次發展的重大方略，兩者在內容上的一致性、價值上的一元性、功能上的互構性和主體上的共通性使得彼此存在一種緊密的共生共促共進關係[17]。然而，當前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剖析兩大方略各自面臨的主要問題及其路徑對策，旨在從戰略思維、體制機制、建設實踐等方面推進鄉村可持續發展[17,18,19]，缺乏關於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的相互關係及內在作用機制的研究。
貧困地區既是脫貧攻堅的主戰場，也是鄉村振興的重點區域[20]。統籌貧困地區的精準扶貧政策落實和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對於推進中國「兩個一百年」發展目標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在分析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戰略基本內涵的基礎上，以人地關係地域系統為理論基礎探討了兩者的內在邏輯關係，進一步地基於當前貧困地區的主要精準扶貧實踐，從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等多個維度剖析了貧困地區的減貧與發展措施如何統籌推進其鄉村振興目標的實現，進而為推進貧困地區鄉村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參考和借鑑。
2 戰略基本內涵
2.1 精準扶貧的基本內涵
1949年以來，經過低層次的救濟式扶貧、體制改革主導扶貧、大規模開發式扶貧、「八七」扶貧攻堅以及新世紀整村推進等反貧困階段，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大幅減少[9,10,21,22]。按照人均每年2300元（2010年不變價）的貧困標準計算，中國農村貧困發生率由1978年的97.5%下降為2017年的3.1%（圖1）。需要注意的是，在這一過程中，容易脫貧的地區和人口基本上都已實現了穩定發展，剩餘貧困人口多遠離城鎮、道路等區位條件較好的地區，日益向生活、生產、生態條件惡劣的高寒區、生態脆弱地區、深石山區等地集聚，由此形成貧困人口空間分布的孤島效應[4,23]。通常，這部分群體往往身患疾病、受教育水平低、內生動力不足等問題突出，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對其帶動作用極其有限。同時，由於扶貧資源的邊際遞減效應日漸突出，這部分群體呈現出貧困程度深、脫貧難度大等特點[4,23]。由此，需要強化新形勢下減貧與發展政策的針對性，實現精準施策、精準發力，這也是中國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重大方略的意義所在。
圖1 1978—2017年中國農村貧困發生率演化
Fig.1 Evolution of poverty headcount rate in rural China from 1978 to 2017
精準扶貧是相對於「大水漫灌」的粗放式扶貧而言的，旨在根據不同地區貧困戶和貧困人口的致貧原因採取針對性的幫扶措施，從根本上消除貧困發生的各種障礙性因素，建立起有內生動力、有活力的貧困人口長效發展機制[24,25,26]。從內容來看，精準扶貧主要包括貧困戶的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以及減貧成效精準考核。精準識別是精準扶貧的前提，旨在通過群眾評議、入戶調查、公告公示、抽查檢驗、信息錄入等程序把真正的貧困戶識別出來，並摸清導致其貧困的關鍵因素；精準幫扶是精準扶貧的關鍵，重點在於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和分類指導，根據識別的貧困對象致貧因子確定幫扶責任人和措施，從而消除關鍵性障礙因素；精準管理是保障，旨在根據扶貧對象發展的實際情況對其進行動態管理，重點在於扶貧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等；精準考核是重要手段，旨在建立量化考核貧困地區各級黨委和政府及相關責任人扶貧工作成效的機制，提升精準扶貧政策落實的效果。總的來說，精準扶貧重在通過一系列政策措施建立起有效的工作機製做到「真扶貧、扶真貧」，從而切實減少貧困人口和消除貧困[27]。
2.2 鄉村振興的基本內涵
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也是關於中國鄉村發展理論和實踐的又一次重大飛躍[28]。戰略指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從而統籌解決農業生產結構、人居環境、城鄉關係、糧食安全等鄉村發展的關鍵問題。鄉村振興戰略對新時代鄉村各項事業發展做出了新的全面部署，可以歸結為「五大建設」，即產業興旺是經濟建設的重要基礎，生態宜居是生態建設的首要任務，鄉風文明是文化建設的重要舉措，治理有效是政治建設的重要保障，生活富裕是社會建設的根本目的[2]。這五大建設目標相互聯繫，統一於鄉村振興戰略之中。
不同於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出的「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總要求，新時代的鄉村振興戰略有著更加深刻的內涵，是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延續、發展和超越[29,30]。具體來看，「產業興旺」強調產業在鄉村發展中的基礎性支撐作用，重在夯實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基礎上推進農業供給側改革，從而構建高質量的農產品供給體系和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實現農村經濟更加全面和繁榮發展。「生態宜居」突出生態安全在鄉村發展中的重要地位，重在通過完善農村公共服務設施改善人居環境、優化農村景觀、提升生態環境質量，實現農業農村可持續發展和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生態鄉村。「鄉風文明」注重農村的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創新、思想觀念轉變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以增強鄉村文化軟實力，從而充分發揮鄉村作為傳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載體的功能。「治理有效」的核心要義在於強化鄉村基層組織建設，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鄉村治理體系，切實保障農村居民的權益。「生活富裕」體現了對農民在鄉村發展演化過程中主體地位的肯定，通過拓寬就業渠道、提升就業質量等措施切實增強農村居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能力，進而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實現農村居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享現代化發展成果。縱觀鄉村發展演化脈絡，新時代的鄉村振興戰略是以破解鄉村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和突出問題為重點，以激活鄉村要素活力和內生動力為抓手，以提升鄉村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為目標，通過推動鄉村轉型發展重塑城鄉關係，最終全面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
3 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的內在邏輯
以貧困化為主要特徵的「鄉村病」是當前中國鄉村發展問題的集中體現，本質上是鄉村地域系統發展演化過程中人文、經濟、資源、環境等要素組合失調所引起的一系列不良表現，是鄉村地域系統人地關係出現矛盾衝突的結果[9,10]。因此，鄉村可持續發展重在優化鄉村地域系統的人地關係，一方面提升系統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另一方面通過強化系統的耗散結構實現系統內部各要素的耦合協調[31]。鄉村地域系統的歷史演化脈絡表明，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是面向鄉村發展不同階段面臨的主要問題而提出的針對性戰略選擇。其中，精準扶貧面向的是貧窮落後的鄉村，旨在通過對農村貧困的多維治理實現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兩不愁）和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三保障），解決的是農村居民基本的生存需求；鄉村振興則著眼於破解鄉村轉型發展面臨的「鄉村病」等突出問題和矛盾[32]，通過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等全方位的建設增強農村內生動能和造血機制，最終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由此可知，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在內在邏輯上存在著緊密的順承性，農村減貧的過程也是鄉村逐步振興的過程（圖2）。具體來看，擺脫貧困是鄉村振興的關鍵和基本前提，也即鄉村振興必須建立在擺脫貧困的基礎之上；鄉村振興通過增強鄉村內生髮展機制提升貧困人口穩定脫貧能力，是精準扶貧的深化和保障[33]。
精準扶貧克服了傳統扶貧開發方式的缺點和不足，將各項扶貧政策和措施落到實處，以確保幫扶到村到戶，切實做到「扶真貧、真扶貧、真脫貧」。為推進這一貧困治理思想的落實、保障2020年減貧與發展目標的實現，黨和政府對精準扶貧進行了詳細的頂層設計，形成了完善的精準扶貧政策體系，主要內容包括「四支隊伍」「四個切實」「五個一批」「六個精準」「十大工程」等。其中，「四支隊伍」從第一書記、駐村工作隊、包村幹部、村兩委成員入手，突出不同層級幫扶主體的能動性和力量整合，使得黨組織成為脫貧攻堅的「源動力」和「助推器」。「四個切實」要求落實領導責任、做到精準扶貧、強化社會合力以及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從而確保扶貧開發工作的整體推進，最終形成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相結合的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三位一體」的大扶貧格局。「五個一批」是在鎖定農村貧困人口致貧原因及其脫貧需求的基礎上進行建檔立卡和分類施策，通過生產發展、異地搬遷、生態補償、教育發展、社會保障等方式實現貧困人口的穩定脫貧。「六個精準」在於強化扶貧對象、項目安排、資金使用、措施到戶、因村派人和脫貧成效的針對性，為扶貧開發指明方向，同時也提升扶貧資源的使用效率。「十大工程」則旨在通過幹部駐村幫扶、職業教育培訓、扶貧小額信貸、易地扶貧搬遷、電商扶貧、旅遊扶貧、光伏扶貧、構樹扶貧、致富帶頭人創業培訓、龍頭企業帶動等十種主要的方式幫助貧困地區和貧困戶發展生產，構建起適宜的、根植於貧困地區要素資源稟賦的產業體系，最終實現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和貧困縣全部摘帽的目標。精準扶貧戰略指導下的農村減貧實踐通過因地制宜、分類施策統籌推進貧困地區鄉村興人、興地、興權、興業，促進要素的有序流動和耦合協調，從而克服長期存在的產業弱小、人才外流、文化消逝、生態破壞、組織渙散等問題，有效激發鄉村發展的活力、能力、動力和競爭力，實現組織重建、產業重塑和空間重構，構建起鄉村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和機制，推動貧困地區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等發展，最終實現產業興旺、生活富裕、鄉風文明、生態宜居、治理有效的鄉村振興目標。
圖2 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的內在邏輯
Fig.2 The internal logic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由於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結構和城市優先發展戰略，鄉村地區的生產要素在快速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大量外流，由此造成鄉村長期處於低水平的落後發展狀態，同時也面臨著嚴峻的產業缺失、特色喪失等問題。面向不同時期鄉村發展的主要問題，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成為前後相繼的兩個階段關於中國鄉村發展的指導性思想。整體來看，精準扶貧以解決農村居民基本的溫飽問題為導向，鄉村振興則以促進鄉村全面發展為宗旨。著眼於不同成因下的貧困，精準扶貧在科學認知區域和個體貧困的基礎上，通過發揮政府、市場、個體等多元主體的作用調節區域要素資源的流動和配置，進而補齊貧困地區人、地、業發展短板，構建起要素耦合、結構合理、功能復合的鄉村地域系統，扭轉鄉村發展面臨的以貧困化為主要特徵的衰敗局面，從而推動農業轉型升級、農民收入提升和農村健康發展，為實現農業強、農民富和農村美的發展目標奠定堅實基礎。
4 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的實現機制
貧困地區是當前中國「三農」問題最為突出的區域，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為薄弱的環節[34]。為此，當前中國貧困地區正在積極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重大方略的落實，脫貧攻堅成為統領這些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全局的綱領，旨在通過區域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強化農村脫貧致富的根本支撐。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和城鄉關係的轉變使鄉村振興成為「三農」工作的總抓手。同樣地，隨著農村減貧的不斷推進，貧困地區「三農」工作的重心也逐漸由擺脫貧困向鄉村振興過渡，以推動鄉村向更高層次發展。從根本上說，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在內容、目標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17,18,19]，因此貧困地區的減貧與發展實踐不僅實現了鄉村最低層次的發展目標，解決了貧困人口以「兩不愁、三保障」為主要內容的基本生存和發展需要，還通過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等要素的良性演化助推其鄉村振興戰略目標的實現。
4.1 貧困地區的主要精準扶貧實踐
精準扶貧的基本內涵要求地方整合和優化配置扶貧資源，實現因地制宜、分類指導，從而確保幫扶到村到戶。從村域層面來看，貧困村的貧困程度受多空間尺度因素的綜合作用[35]，其中道路交通配套不足、自然災害、收入水平低下、勞動力狀況不佳等是主要影響因素[36]；從個體層面來看，2013年全國「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數據顯示，因病、因災、因學、因缺勞動力致貧的人數分別占總貧困人口的42%、20%、10%和8%。基於不同尺度貧困的主要形因，各地精準扶貧實踐主要包括產業發展扶貧、轉移就業扶貧、易地搬遷扶貧、教育扶貧、健康扶貧、生態扶貧、救濟式扶貧、社會扶貧等（圖3）。由於貧困問題的多維性和複雜性，單一的扶貧開發措施難以徹底實現減貧與發展的目標，因此貧困地區的減貧和發展實踐往往是囊括多種措施的綜合體系，通過不同措施之間的相互支撐和相互促進以增強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自我發展能力，從而實現穩定脫貧並防治返貧。
圖3 貧困地區的主要精準扶貧實踐
Fig.3 Ma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e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產業發展扶貧立足於貧困地區的要素資源稟賦，在充分發揮合作社、龍頭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作用的基礎上，通過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脫貧帶動能力強的特色產業體系，提升貧困戶的經營性和財產性收入，主要包括農林產業扶貧、旅遊扶貧、電商扶貧、資產收益扶貧和科技扶貧等多種形式。轉移就業扶貧通過加強貧困人口職業技能培訓和就業服務，一方面保障已就業貧困人口的穩定生計，另一方面推動有勞動能力和就業意願但未就業的貧困人口實現轉移就業。易地搬遷扶貧以生活在自然條件嚴酷、生存環境惡劣、發展基礎欠缺等「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的地區的貧困人口為對象，在充分尊重其意願的基礎上有序實施搬遷安置，並保障其生產、生活條件明顯改善，實現搬得出、穩得住、能脫貧。教育扶貧瞄準的是基礎教育發展薄弱的地區，通過完善教育基礎設施、降低貧困家庭教育負擔、發展職業教育、強化高等教育供給等措施提高貧困人口的文化素質和貧困家庭勞動人口的技能，從根本上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健康扶貧著眼於貧困地區供給嚴重不足的醫療資源，通過改善醫療衛生條件和完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一方面實現貧困人口大病、慢性病得到有效救治，另一方面切實降低貧困人口的醫療負擔，從而有效解決因病致貧和返貧問題。生態扶貧通過建立健全區際生態補償機制、增設生態公益崗位等措施使貧困人口通過參與生態保護實現脫貧，同時強化貧困地區的生態保護和治理修復以夯實地區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救濟式扶貧重點在於完善農村低保、特困人員救助供養等社會救助體系，健全留守老人、留守婦女、留守兒童「三留」人員和殘疾人關愛服務體系，實現扶貧開發與社會保障的有機銜接。社會扶貧旨在凝聚社會各方力量，形成脫貧攻堅的強大合力，主要形式包括東西部扶貧協作、定向幫扶、企業幫扶、軍隊幫扶、社會組織和志願者幫扶、國際交流與合作等。
4.2 貧困地區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實現機制
4.2.1 產業發展
產業作為發展的核心，是貧困地區擺脫貧困的根本途徑，也是精準扶貧政策實施以及實現持續穩定脫貧的關鍵所在[37]。在推動貧困地區發展的過程中，產業作為核心驅動力，亦是鄉村振興的根本途徑。只有鄉村的產業發展起來，才能實現農民收入穩步增長，推動鄉村社會建設、文化建設、組織建設、環境建設、人才建設等各項工作順利開展。立足於自身的要素資源稟賦，貧困地區精準扶貧實踐中的產業發展宜以富民產業為抓手，通過優化產業結構、調整發展方式、推進產業融合、夯實發展基礎等措施，推動鄉村產業體系構建，切實提升貧困地區和貧困戶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優化產業結構方面，在傳統的農業生產基礎上，貧困地區應基於自身自然地理條件和社會經濟發展實際瞄準市場需求，積極發展特色種養殖業，建立起能切實推動鄉村可持續發展的主導產業；基於政府支持、企業運營、農戶參與所形成的利益聯結機制，貧困地區積極與發達地區對接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家庭手工業；同時，鑒於旅遊業的強帶動作用，牢固樹立全域旅遊觀念，依託生態環境優勢推動地區旅遊業發展。調整發展方式方面，以規模化和產業化為發展方向，不斷優化各種要素資源的組合，轉變傳統的農業生產和經營方式，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現代農業生產體系，實現農業生產的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規模化建設、系列化加工以及企業化管理；與知名電商合作推進電子商務發展，實現小生產與大市場的有效銜接和對接，一方面降低農產品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拓展農產品銷售市場。推進產業融合方面，在強化傳統優勢農產品加工基礎上，積極推動產業鏈條向上下游延伸，形成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的產業體系，推進現代農業穩步發展；依託區域生態資源和農業資源優勢，積極發展休閒農業、鄉村旅遊等新業態，最終形成「一產強、二產優、三產活」的局面。以河北省阜平縣為例，在確立食用菌為鄉村發展的主導產業後，阜平縣積極推動食用菌的精深加工和技術研發，形成了集種養加、產供銷、貿工農於一體的食用菌產業體系（圖4）。夯實產業基礎方面，大力推進以水土保持、流域治理等為主要內容的水利建設，完善農田水利設施網絡；實施交通優先戰略，快速推進通村公路、縣鄉道路、區域骨幹道路等道路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和改造升級，完善交通路網體系；創新金融體制機制，支持農民發展致富產業。
4.2.2 人才培育
貧困是一個多維的綜合性概念[38]。從全國農村貧困的致貧因子分析可知，主體能力缺失及其造成的家庭物資匱乏和個體精神、行為能力的缺失是當前農村貧困的重要成因。同樣地，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流引發的主體老弱化、社會發展主體缺失等問題成為推動鄉村振興戰略落實面臨的重要挑戰。人是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扭轉鄉村不可持續發展局面的關鍵。為提升農村人力資本存量和質量、推動農村貧困多維治理，貧困地區鄉村在推動脫貧攻堅的過程中通過產業發展留人、政策制度派人、教育培訓育人、美好家園引人等構建起一支滿足農村減貧與發展需求的人才隊伍（圖5），同時也為實現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目標提供了紮實的人才保障。
圖4 河北省阜平縣食用菌產業體系[21]
Fig.4 Edible fungi industry system in Fuping county of Hebei province[21]
圖5 貧困地區人才隊伍建設途徑
Fig.5 Roads for the building of talents team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產業發展留人方面，一方面不斷推進農業供給側改革，優化農業生產結構，助推農業多元化發展，為各類市場主體的發展創造條件，另一方面積極推進以產業園區為支撐的區域經濟發展，通過縣域經濟發展為農村居民提供大量非農就業機會，從而減少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流。政策制度派人方面，依託「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重大方略建立起來的駐村工作隊和第一書記制度，大量受過良好教育、有能力、有擔當的青壯年黨員幹部被派遣到貧困地區，他們利用自身所學及擁有的社會資源在鄉村發展中發揮著積極的模範帶頭作用，成為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領頭羊」；同時，於2008年全面實施的大學生村官制度為基層選派了大量真正紮根基層、融入鄉村的優秀人才幹部。美好家園引人方面，依託美麗鄉村建設，推進村莊搬遷整合和改造提升以改善農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大力開展生態修復工程，加大對河流水系的保護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的統籌，以造林綠化和污染防治為重點，持續改善生態環境，著力構建「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美麗鄉村；利用「鄉情牌」和「鄉愁牌」吸引企業家與資本家下鄉、青壯農民工返鄉、農家子弟學成回鄉，加快培育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教育培訓育人方面，堅持把發展教育作為脫貧的根本之策，積極投入資金改善教育基礎設施條件，解決農村孩子上學難和教育條件差的問題，同時加強與區域優質教育資源的對接，提升教育教學水平；積極推動職業教育發展、強化技能培訓，提升農民的職業技能水平，從而培育愛農業、懂技術、善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
4.2.3 文化傳承
鄉村是一個文化共同體，文化是其「根」和「魂」，沒有文化的高度自信，就難以徹底實現鄉村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在長期的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互動過程中，以農耕文化、民俗文化、生態文化等為主要內容的鄉土文化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精準扶貧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文化扶貧，對於豐富貧困地區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其脫貧意願和能力具有重要意義。鄉村振興戰略瞄準的是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滿足的是農村居民在基本需求基礎上更高層次的發展需求。著眼於工業化、城鎮化對鄉村文化的衝擊，以及社會經濟落後造成的傳統文化衰落，貧困地區主要從保護鄉村風貌、傳承鄉土文化、挖掘文化價值、拓展文化內涵等方面改善鄉村發展的文化軟環境，實現「志智雙扶」，不僅「富口袋」，更「富腦袋」，從而繁榮鄉村文化，為實現農村脫貧和鄉村振興提供不竭的動力。
保護鄉村風貌方面，在對區域鄉村進行系統分析和研究的基礎上，以建設「最美鄉村」為目標，貧困地區積極在文化價值突出、特色明顯的村莊開展針對性的建設活動，完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配套，推進鄉村景觀的改造以提升鄉村的傳統歷史風貌。傳承鄉土文化方面，著眼於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鄉村精神文化的貧困和缺失，統籌推進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態文明建設，強化農村公共文化設施建設和供給，培育文明鄉風、淳樸民風、良好家風，重構鄉村人際關係和村民精神風貌，提升村民人文素質，同時引導村民制定村規民約進行自我管理。挖掘文化價值方面，依託美麗鄉村建設，利用鄉村良好的人文環境和悠久的歷史積澱，以文旅融合為契機，大力發展紅色旅遊、民俗旅遊等業態，提升節慶習俗、傳統技藝、村規民約等鄉土文化的經濟價值，讓沉睡的文化資源成為推動鄉村發展的文化資產和資本。拓展文化內涵方面，在深入挖掘鄉土文化優秀內核的基礎上，貧困地區也隨著時代的發展一方面不斷推動著鄉土文化的發展演化，另一方面通過文化的互動和交流實現兼容並蓄，不斷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生態文明理念等現代元素，為鄉村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持續的精神動力，進而助推鄉村振興目標的實現。
4.2.4 生態保育
生態環境在鄉村發展演化過程中起著重要的支撐作用。當人類活動的強度超過鄉村的生態環境容量時，會引發鄉村生態系統自我調節和恢復能力下降、功能衰退等現象，制約社會經濟活動開展，進而引發貧困。而發展的不足反過來亦通過人類對資源的過度索取加劇鄉村的生態環境問題，形成人口、貧困、生態環境三者的互為因果關係[39,40]。從這一角度出發，生態脆弱和環境惡劣的地區通常也是貧困問題突出的地區，因此減貧需要紮實推進生態環境建設，改善支撐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生態條件。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階段，生態環境是重要的依託，也是基礎支撐。然而，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和城市優先發展戰略造成鄉村，尤其是貧困地區鄉村環境基礎設施配套嚴重不足，加之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低下，鄉村發展面臨著水土環境嚴重污損化等生態環境問題，在脆弱的生態環境背景下尤為明顯。為此，在脫貧攻堅過程中，貧困地區通過環境整治、生態建設、設施配套、宣傳教育、綠色發展等措施不斷推進鄉村生態環境改善，提升鄉村人居環境質量。
環境整治方面，以生態文明建設為引領，強化對生態資源本底的監測和保護，同時紮實推進污損環境的治理和修復工作，阻斷貧困地區鄉村陷入「貧困-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再貧困-再破壞」的惡性循環。生態建設方面，積極開展造林綠化工程以提升生態環境的承載力，探索貧困地區生態資源經營和利益共享機制，同時推進水土保持、應急抗旱等水利工程配套以支撐生態建設。設施配套方面，一方面完善城鎮地區的市政公用設施，有效減少污染物由城鎮向鄉村轉移，另一方面根據美麗鄉村建設的需要紮實推進農村垃圾、污水、廁所等環衛設施建設，有效治理農村「髒、亂、差」現象；對於生產、生活、生態「三生」條件惡劣的村莊，在充分尊重群眾意願的基礎上積極推進統籌規劃和搬遷整合，創建「生態優、環境美」的美麗鄉村。宣傳教育方面，主要通過加強對農村居民的生態文明宣傳和教育，將生態文明理念融入到村規民約中，提升農民的環保意識，同時挖掘鄉土文化中的生態內涵，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綠色發展方面，轉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傳統經濟發展方式，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理念，統籌貧困地區的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態系統，通過積極發展綠色生態產業將生態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優勢，最終實現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整體來看，生態資源為減貧和發展提供基礎支撐，生態產業則為鞏固脫貧成效、實現更高層次的鄉村振興提供持久動力。
4.2.5 組織建設
從管理學的角度看，組織是指由若干個人或群體相互協作而形成的、具有共同目標和一定「邊界」的社會實體[41]，是鄉村發展的重要推力。貧困地區作為諸多組織的地理空間載體，在組織發展方面面臨的突出問題表現為村級集體經濟弱小並且發展緩慢、黨組織缺乏凝聚力、基層組織功能弱化、農村居民參與性弱等，由此造成扶貧資源不能有效地滿足貧困地區的發展需要，另一方面也難以構建起長效的穩定脫貧機制，進而推動更高層次的發展。針對長期以來青壯年人口外流、受教育水平低、體制機制不完善等造成的農村組織不健全和弱化的困境，貧困地區在減貧與發展過程中將貧困治理與基層組織建設有效銜接，多舉措推進政府公共組織、市場企業組織和社會公益組織建設，通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方式構建起法治保障、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現代鄉村治理體系。
政府公共組織建設方面，強化以組織領導為核心的保障體系建設，依託「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建立起「縣級領導包鄉鎮、包村、包戶」制度，強化了縣-鄉-村的多級貧困治理體系，實現駐村工作組對所有貧困村和貧困戶幫扶的全覆蓋；在省、市駐村幫扶的基礎上成立以縣直單位為主的駐村工作隊，形成以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為主體的村級精準扶貧組織體系；建立以村黨支部為核心，以村委會、村代會、村監會為決策執行監督機構的農村基層治理體系，提升鄉村的自我管理和服務水平。市場企業組織建設方面，按照政府引導、市場推進的方針，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在精準扶貧的政策體系下豐富和拓展企業進入鄉村開展生產經營活動的渠道，積極培育根植於地方特色和產業基礎的龍頭企業，構建起「政府+企業+農戶」的發展模式；在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的基礎上，積極推動種植大戶、家庭農場、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建設，尤其是不同類型的農業專業合作社，切實提升貧困戶抵禦市場風險的能力。社會公益組織建設方面，一方面大量社會公益組織進入貧困地區開展扶貧活動，另一方面一些從貧困地區走出去的、熱衷公益事業的社會人士也自發組織起來開展各種類型的公益活動，積極參與到農村扶貧開發中；在村莊內部，農村居民也自發地成立各種村民組織，引導村民進行自我管理，以完善村莊內部治理體系。
5 結論與討論
(1）精準扶貧是著眼於貧困人口空間分布的孤島效應和扶貧資源的邊際遞減效應而提出的農村貧困治理思想，旨在根據農村貧困的成因採取針對性的措施實施幫扶，從根本上消除導致貧困的各種障礙性因素。鄉村振興則旨在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最終實現農業農村的現代化。
(2）脫貧與振興是鄉村地域系統發展演化過程中前後相繼的兩個階段，兩者內在的一致性使得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兩大戰略存在緊密的邏輯順承性。整體來看，精準扶貧主導下的脫貧攻堅重在補齊鄉村發展短板，是鄉村振興的關鍵和基本前提；鄉村振興則旨在提升鄉村可持續發展能力以實現狀態的躍升，是精準扶貧的深化和重要保障。可以說，農村減貧的過程也是鄉村逐步實現振興的過程。
(3）基於致貧原因的減貧與發展實踐通過構建起要素齊備、結構合理、功能復合的鄉村地域系統，推動鄉村產業發展、提升農民收入水平，最終實現鄉村振興。其中，產業振興通過優化結構、調整方式、推進融合、夯實基礎等構建起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的產業體系來實現，人才振興通過產業發展留人、政策制度派人、教育培訓育人、美好家園引人等形成多主體參與的鄉村建設格局，文化振興通過保護鄉村風貌、傳承鄉土文化、挖掘文化價值、拓展文化內涵等增強鄉村文化軟實力，生態振興通過環境整治、生態建設、設施配套、宣傳教育、綠色發展等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組織振興則通過推進政府公共組織、市場企業組織和社會公益組織建設構建現代鄉村治理體系。
《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提出把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優先任務，推動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結合和相互促進。由於經濟發展的循環累積效應和路徑依賴，貧困地區的精準扶貧實踐通過人地關係的優化和調控促進鄉村地域系統人-地-業的耦合協調，構建起鄉村可持續的內生髮展機制[22]，既實現了擺脫貧困的發展目標，也推動了農業提質增效、農民持續增收和農村文明進步。本質上，農村貧困是社會經濟發展演化過程中由於二元結構和不均衡發展戰略導致的鄉村發展滯後所引起的一系列問題[2]，因此必須通過更高質量的發展和更深入的改革來解決。但是貧困地區鄉村在發展中的天然劣勢和不足決定了其難以通過市場這隻無形的手來扭轉局面並實現發展狀態躍升，必須藉助政府的宏觀調控來補齊其要素資源短板，進而推進高質量的可持續發展，實現發展成果人人共享。在即將實現脫貧摘帽目標時，著眼於更高層次鄉村發展的需要，適時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統領新時代中國的「三農」工作也成為必然選擇。鄉村振興戰略在減貧的基礎上通過深化戶籍制度和農村土地制度、集體產權制度等改革構建起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切實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和鄉村發展不充分的問題[2]，最終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發展目標。
作者簡介： 郭遠智（1990-），男，江西南康人，博士，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城鄉發展與貧困地理學。E-mail:[email protected]; *劉彥隨（1965-），男，陝西綏德人，博士，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鄉村地理學、城鄉發展與土地利用。E-mail:[email protected];
基金：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41931293,41871183,41601172）; 中國科學院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A類）（XDA23070301);
來源：地理研究2019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