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千年來，我們以炎黃子孫自居，稱自己為華夏民族，何謂「華夏」呢？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故謂之華」，這就是「華夏」一詞的來歷。
與華夏相對應的則是「夷」。「夷」，就是帶弓箭的人，發展到後來基本上就是游牧民族的通稱了。自兩漢王朝後，華夷又多了個新的稱呼——胡漢。名稱雖異，實質依舊，漢人因為有「禮」加持的優越感，一如既往的鄙視夷與胡人。
每逢華夏民族遭遇游牧民族、胡族的欺凌、侵略，「華夷之辯」都會成為捍衛華夏正統，保護華夏文化的思想利器。每到這個時候，打不過弓馬嫻熟的胡族的漢人總會畫個圈圈詛咒你——「胡人無百年運」！
你別說，漢人的這句咒語還真邪性：歷史上，由少數民族占據中原地區建立的政權，鮮有國祚過百年的。
惟一的異類，就是由女真人建立的滿清政權，即便是到了晚期的種種不堪，國祚也近三百年之久了。
清人是如何打破「胡人無百年運」這個詛咒的呢？
其實，這個問題無須由磚家來答疑解惑，只要是讀過金庸大俠武俠小說《鹿鼎記》的，就都可以說個子丑寅卯來。
金庸大俠寫完《鹿鼎記》就封筆了，大概是金大俠言盡於此，意興闌珊的緣故。
許多人以為，《鹿鼎記》的主人公是享盡齊人之福的韋小寶，其實這部書真正的男豬腳是愛新覺羅-玄燁。
小桂子在小玄子面前，只有俯首帖耳的份，韋小寶最後走的不知去向，其實也是惹不起、躲得起罷了。
金大俠表面上寫韋小寶，不過是借他來插科打諢，實際則是描述康熙如何擒鰲拜、平三藩、收台灣、戰沙俄維主權，專治各種不服的光榮過往。
《鹿鼎記》中，康熙為了尋找父親順治，處心積慮的將小桂子打發到少林寺出家，然後又將他安排到五台山侍奉出了家的順治。
韋小寶不負所托，終於找到順治並救他脫險，順治卻不願意離開五台山，讓他帶給康熙一套《四十二章經》，並讓韋小寶轉告康熙：「天下事須當順其自然，不可強求，能給中原百姓造福，那是最好。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們走，那麼咱們從哪裡來，就回哪裡去。」……「要天下太平，『永不加賦』四字務須牢牢緊記。他能做到這四字，便是對我好，我便心中歡喜。」
康熙怔怔聽著，眼淚撲簌簌的流在包袱之上，雙手發抖，接了過去，打開所袱，見是一部《四十二章經》，翻了開來，第一頁寫著「永不加賦」四個大字，筆致圓柔，果是父親的手筆，嗚咽道：「父皇訓示，孩兒決不敢忘。」
金庸擔心讀者如韋小寶一樣不明所以，於是借天真有邪的韋小寶之口問康熙：「永不加賦是什麼東西？」
金大俠是如此解釋的：「賦就是賦稅。明朝那些皇帝窮奢極欲，用兵打仗，錢不夠用了就下旨命老百姓多繳賦稅。明朝的官員又貪污得厲害，皇帝要加賦一千萬兩，大小官兒至少多刮二千萬兩。百姓本來窮得很了，朝廷今年加賦，明年加稅， 百姓哪裡有飯吃？田裡收成的穀子麥子，都讓做官的拿了去，老百姓眼看全家要餓死，只好起來造反。這叫做官逼民反。」
不喜歡讀書，喜歡耍小聰明的韋小寶被康熙的一席話震撼了，為「永不加賦」四個字深深折服。
後來顧炎武、黃宗羲、呂留良等幾位大儒勸他稱帝，重舉反清復明大旗時，他甚至振振有辭道：「他做皇帝，天下百姓的日子，就過得比明朝的時候好。」
此處寫為「明朝」，而不是前朝，應該是為了突出韋小寶無知無畏的流氓嘴臉。
韋小寶說出這樣有板有眼的話來，大概是忘記了死在「揚州十日」的九歲爺爺了。
康熙講的雖然是實情，但仔細琢磨，怕是這話經不起推敲。明王朝統治者組織兵馬抵禦滿人的欺凌，讓吃瓜群眾湊份子似乎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崇禎勤政愛民，勉強算是個稱職皇帝，「窮奢極欲」四字無論如何和他是沾不上邊的。「錢不夠用」最主要是因為對付滿清國防費用超支，崇禎與他的臣子政治覺悟不高，都不願意拿出私房錢來共渡時艱，只好退而求其次盤剝百姓了。
加賦、加稅是事實，但原因卻是為了加強國防力量，金大俠的這個解釋有因果倒置之嫌。
誠然，明王朝滅亡是有多方面、深層次原因的，但滿清的入侵無疑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嚴格講來，明王朝從風雨飄搖最終走向衰敗覆亡是無法避免的事情。
終明之世，北元始終是困擾大明帝國的主要軍事威脅。即便到了晚明時，雙方再無大的戰事，明王朝仍不得不沿長城一線大量駐軍以備不時之需。
在東部沿海地區，倭寇成了明帝國的大患，戚繼光的抗倭，明王朝出於宗主國的虛榮出兵抗日援朝，雖然明王朝戰勝了日本，但也幾乎耗盡了國庫。
還未等明帝國恢復元氣，就不得不面對風起雲湧的民變。流寇越剿越多，後金政權又崛起於白山黑水間。打仗，無異於燒錢，與滿洲人的薩爾滸之戰，終於引發了明帝國財政的崩潰。
明王朝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停加賦，與滿洲人的步步緊逼有關。
明晚期的田賦加派名目繁多，但最主要的有三種：遼餉、剿餉、練餉。而其中的遼餉、練餉又與滿洲人的侵凌有著直接的關係。
遼餉，是因與滿洲人在遼東戰事緊張、軍餉不足而加派於民的賦稅；練餉，是由於烽煙四起，明王朝深感兵力不足，於是未雨綢繆練兵七十三萬，由此專門增派的賦稅。據統計，明末遼餉計900萬兩，練餉一年則為730餘萬兩，僅此兩項，每年就增賦1600餘萬兩。
要知道，明帝國承平之時的財政年收入不過區區400萬兩而已。
康熙吹噓「永不加賦」，不過是在為其統治的合理性尋找一個堂而皇之的藉口罷了。
早在滿清八旗入關之初，順治還在關外，多爾袞就代表清政府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批判明王朝道：「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復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後加練餉。惟此三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
為了防止重蹈覆轍、鞏固政權，迷惑吃瓜群眾，清政府及時推出了減稅新政，稱「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如召買米豆盡行蠲免。」
嘴上講得天花亂墜，行動卻是南轅北轍，為了滿足王公貴族的貪慾，安置二十餘萬八旗將士及其家眷的生活，在京畿地區開始了瘋狂的跑馬圈地運動。
於是乎馬蹄到處，漢人地主變成貧民，貧民變成流民，失去土地的農民流離失所，被迫南竄，「有父母夫妻同縊死者；有先投兒女於河而後自投者；有得錢數百，賣其子者；有刮樹皮抉草根而食者；至於僵仆路旁，為烏鳶豺狼食者，又不知其幾何矣。」
損人利己的跑馬圈地，一直到康熙二十四年方才結束。
北京周邊的廣大農民就算是樂意交納更多賦稅給這些新的統治者，也不可得矣。
而清政府吹噓的「我朝革命，首除三餉，與民休息」執行情況又如何呢？
順治在位期間，有關廢除明末加派賦稅的諭旨多達十餘次。所以如此，正是因為清初財政困難，有關諭旨形同虛設，事實上「遼餉」、「練餉」一個也不能少。所謂「永不加賦」，最多只是宣傳與安撫的性質，說說而已。如果執行到位，也就沒有必要反覆強調，甚至在退位後仍將「永不加賦」四字送給康熙，當做政治綱領來執行了。
真的「永不加賦」是直到康熙五十一年才開始的，就是在這一年，屁股在龍椅上坐踏實的康熙終於良心發現，當然也是為了躲過「胡人無百年運」的詛咒，諭定丁銀總額，規定「嗣後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錢糧」。第二年又重申此諭，詔告天下，「續生人丁，永不加賦」。
從此，「永不加賦」成了清政權的既定國策。
在康熙之後，清政府每年所征地丁銀穩定在3000萬兩上下。相較而言，清王朝的農業稅確實比明末的有所減輕，且徵收相對規範。
正是因為「永不加賦」這四個字，滿清政權這才安然的躲過了「胡人無百年運」的詛咒圈圈。
從一定程度上講，《鹿鼎記》中的內容基本上接近於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