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諮詢中在明律師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商業綜合體、產業園等商業拆遷項目的補償高，公益性拆遷項目的補償則少得可憐。至於具體都是哪些項目拆遷的補償給得多，說法就更雜亂、邪乎了，有的觀點認為項目的投資數額越高，給老百姓的補償就會越多。那麼，這種「看項目給補償」的論調靠譜嗎？老張家拆遷分了5套房，老李家就只拿到500萬，這當中的差距又是否和項目性質、用途相關呢？
在明律師先明確給出這一問題的答案：徵收拆遷的補償的高低與項目類型在法律上並無直接關係，但可能因項目性質的不同而對協商、談判的空間有所影響。
非徵收性質的協議搬遷、城市更新等項目補償的多寡則可能與項目方的資金情況存在較為直接的關聯，項目方的資金狀況好且急於用地建設，那麼補償數額就有提升的可能性。
徵收拆遷由政府主導並負責，依據的是《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和《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規的明確授權。村委會、開發商等民事主體都無權啟動「徵收」行為的。
而根據《土地管理法》第45條的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有下列情形之一，確需徵收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可以依法實施徵收：
（一）軍事和外交需要用地的；
（二）由政府組織實施的能源、交通、水利、通信、郵政等基礎設施建設需要用地的；
（三）由政府組織實施的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防災減災、文物保護、社區綜合服務、社會福利、市政公用、優撫安置、英烈保護等公共事業需要用地的；
（四）由政府組織實施的扶貧搬遷、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需要用地的；
（五）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城鎮建設用地範圍內，經省級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組織實施的成片開發建設需要用地的；
（六）法律規定為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徵收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其他情形。
大家注意，這6項列舉式規定幾乎囊括了所有種類、性質的建設行為，沒有列舉上去的也以「其他情形」的表述一併攬入。
這裡面既包括城中村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項目，也包括機場、高鐵、軌道交通等最常遇到的交通建設項目，還包括具備一定商業價值的「成片開發建設」項目。
但無論項目建成後要幹嘛用，該依法給被征地農民的補償安置那是一筆都不能少。這其中，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由省級政府發布的征地區片綜合地價標準直接確定，農村村民住宅的補償費用、其他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用則依據省、市統一制定的標準及專業評估結果確定，這些都與拆遷完畢後這塊地要幹什麼沒有直接的關係。
不過話也不能說得太絕對。在具體補償安置方案的把握層面，若項目所涉的商業利益較為顯著，則參與投資的開發商、建設單位有可能願意在協商、談判中釋放出更大的空間和「靈活性」來。
但從嚴格意義上講，因此而提升的補償安置並不是「法定」的補償安置，也不是政府有關部門給出的補償安置，而是項目參與方因時因勢作出的一種調整。
而且，這種調整隻能往高了漲，但不可往低了壓。如果項目方以各種理由試圖在法定補償標準的基礎上「壓價」，甚至損害被拆遷村民的合法補償權益，這可是絕對不能答應的。
而對於政府沒有參與，而是由開發商、村委會直接主導的協議搬遷性質項目而言，開發商有錢還是沒錢確實會直接影響到被拆遷人的利益。
那麼老百姓就要記住一個原理：不見兔子不撒鷹。一定要開發商明確同意在書面協議上約定詳細具體的補償數額、支付方式和期限、安置房的地點和面積、安置房交付期限和違約責任等內容後，才可考慮簽約搬遷。必要時，可要求項目所涉的鄉鎮街道直至區縣政府以各種名義為開發商的拆遷項目「背書」，從而確保自己的補償利益能平穩落袋。
這裡還要額外提示大家一點：扶貧搬遷、農村危房改造等政策性項目不同於本文所述的徵收、拆遷行為，其在本質上是一種民生保障活動，與建設項目無關。這類項目一般不具有太大的補償金額提升空間，當然前提是它確實是這種項目，而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冒牌貨。
綜上所述，在明律師最後要提示大家的是，所謂的「公益性拆遷項目給錢少」用在徵收領域本就存在邏輯悖謬——所有的徵收項目必須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符合前述法律列舉的情形之一才能啟動，給多少補償安置都有法定的標準和方式，怎麼會「給錢少」呢？
被拆遷人要在弄清涉案項目準確性質及占地用途的基礎上及時諮詢專業律師，根據可供判斷的事實情況明確自己的補償利益訴求，進而爭取公平、合理的補償安置。聽信各種似是而非的說辭、論調，對獲取滿意的補償無益，反而是庸人自擾。
反過來說一句，誰告訴你的開發商做的項目給的錢就多？開發商資金鍊斷裂跑路的案例多了，還得市長親自鞠躬道歉去幫其收拾爛攤子。
所以說，凡事都要用腦子去分析問題，切不可盲目聽信傳言、謠言而誤了大事。（王小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