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戎:我國的民族研究者應當在哪些方面、以什麼思路推進研究工作?

2024-10-31     京津冀消息通

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鮮明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綱」,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10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要構建科學完備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在今年9月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強調「 加強中華民族歷史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研究和宣傳闡釋」。這些重要論述為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建設提供了遵循。

只有構建科學完備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我們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工作,應對面臨的國內外各類嚴峻挑戰,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那麼,今天中國的民族研究者 應當在哪些方面推進研究工作應當以什麼思路來引導研究工作的方向?這是需要我們在總結近些年我國民族研究工作成功經驗和理論爭議的基礎上,結合國際形勢變化和中國社會出現的新現象,認真加以思考的基礎性問題。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夠 講清楚什麼是中華民族、為什麼中華民族能夠延續幾千年而其基礎性結構維持不變、在21世紀中華民族如何經受住國內外各領域的巨大衝擊而保持內部團結並持續發展,進而揭示 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道理、學理、哲理,最終形成中國自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史料體系、話語體系、理論體系。

9月4日,在甘肅省敦煌市玉門關遺址區拍攝的大方盤城。 新華社記者 陳斌攝

梳理和分析反映中華民族演變的史料

對中華民族悠久歷史的研究,是構建中國自主的民族理論的根基。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發展歷程,給後人留下大量寶貴和豐富的史料文獻和文物遺蹟。在對中國歷代文獻史料梳理、分析和研究過程中,我們應努力分析 中華民族幾千年演變的歷史軌跡,從中歸納提煉出中華民族發展的 歷史邏輯。在這個過程中,對反映中華民族演變進程史料(包括考古發掘的歷史遺蹟和文物)的梳理和分析,是此項研究工作得以立足和推進的信息基礎,而且直接關聯到建設中國自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史料體系。

長期以來,我國史學界和西方漢學界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研究,主要集中於中原王朝的歷史(二十五史)以及相關史料,並且形成以各中原王朝(如宋史、元史、明史)更替來分界的特定史學研究體系,包括學術隊伍、史料體系和研究成果。 中原朝代固然非常重要,是中華民族政治實體的主脈。但必須指出,我們長期以來對史料中有關中原周邊群體的記述,特別是 周邊群體用自身文字(藏文、蒙古文、滿文、回鶻文、察合台文、托忒文、契丹文、西夏文等) 留存的史料文獻和相關歷史遺蹟(碑刻、墓葬等)的關注不夠。西方學者提出的「新清史觀」「內亞史觀」「征服王朝論」等,之所以能夠獲得國際學術界關注,客觀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利用人們不熟悉的這些文獻重新解說中華民族歷史。我國學術界應當 特別關注對少數民族文字史料和歷史遺蹟的研究,儘可能吸收熟悉少數民族歷史、掌握少數民族文字工具的各民族學者參與相關研究工作,系統梳理國外學者有關中國歷史的研究成果,及時作出具有學術影響力的回應,主動參與國際學術界的相關討論。

揭示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道理、學理、哲理

閱讀中華民族發展演變幾千年的史料,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各群體之間始終持續不斷的交往交流交融。據潘光旦先生彙集的《中國民族史料彙編》一書,僅《史記》就查出76種族稱,在《左傳》《國語》《戰國策》《汲冢周書》《竹書紀年》中查出112種族稱,在《資治通鑑》中查出80種族稱。這些族群的名字絕大多數都已消失在隨後的族際交流融合過程中。 舊的族稱不斷消失,新的族稱不斷湧現,這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演進歷史進程中內部結構的基本特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我們思考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道理、學理、哲理,這一現象是極具特色的。

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共同體,內部產生一個凝聚核心並逐步發展出多元一體的基本結構,自秦以來人口規模始終保持在幾千萬,並在清代達到4億,其所具有的罕見凝聚力和包容力在很大程度上源於 中華文化傳統的基本特質。這種文化特質也許可以被概括為「非無神論的世俗性」。整體而言,中華文明不同於其他那些以一神教為文化—倫理基礎的文明體系(如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中華歷史上的各朝代也不同於在一神教文化與相關倫理體系基礎上建立和發展的世界上其他政治實體(各類形態的「國家」)。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 儒學傳統是中華文化的核心體系。它所發揮的作用之一是 樹立社會治理的「大一統」傳統,作用之二是通過選士和科舉制度形成一個超穩定社會結構。

準確把握「多元一體」與「凝聚核心」

在費孝通先生提出的中華民族理論框架中,有兩個觀點需要特別關注,一個是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另一個是 中華民族內部存在一個凝聚核心,即中原地區的漢人群體,二者相輔相成。過去,我國史學研究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各朝代維繫「一體」的凝聚核心群體,忽視了對「多元」層面及相關部分的關注。其實,在各群體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進程中,中原地區周邊各群體也表現出積極主動的向心力。北魏孝文帝就是一個最生動的例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體是主線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動力,兩者辯證統一」。這一論述把「一體」和「多元」之間的關係提升到了一個新的理論高度,是我們開展中華民族歷史研究的指導方針。

現在提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時,通常把炎黃華夏視為凝聚核心,把周邊的少數民族群體視為「多元」。進一步仔細分析,今天人口規模達到13億的漢族群體,是在歷史進程中不斷吸收融匯周邊群體逐步發展起來的,少數民族群體也是不斷吸收周邊多個群體人口的集合體。

如果進一步分析,中華民族演變進程中的凝聚作用可具體分為幾個維度: 政治行政體系和法律制度的強制力可視為第一個維度,掌控行政體系運行的規則,使之井然有序;以豐富物產和誘人稅收為代表的 經濟力量產生的吸引力是第二個維度;因具有 強大文化實力(維繫社會穩定發展的道德體系、倫理規範、豐富的文化生活) 而產生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可以被視為第三個維度。除此之外,人員交流與通婚、生產技藝與工具的學習交流、生活習俗的相互借鑑等,都在推動群體間的交往交流交融。

在一個多元社會的實際運行過程中,這三個維度的凝聚力不一定集中在同一個群體身上,凝聚力度也存在差異,但 中原地區的漢族群體始終在各方面發揮著潛移默化的凝聚作用。研究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進程,我們可以努力以各類史料(包括不同文字的記載)為依據,把這個「多元一體」的多層次結構和動態演變過程描繪得更加清楚,幫助我們理解今天的中國社會,解決當前我們所面對的問題。

深刻認識中華民族如何實現從「自在」到「自覺」的轉變

鴉片戰爭以後的百年抗爭中,中華民族逐步從一個自在的實體轉變為自覺的實體。我們如果想要系統和深入地認識和理解這個轉變過程,就需要對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之前這百年期間的中國外交史、思想史、概念史和話語體系演變過程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

這段時期,中國湧現出一大批在西方文化衝擊下重新思考「中華」概念和中國前途的重要學者,如林則徐、鄭觀應、嚴復、王韜、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楊度、章炳麟等。他們絕大多數人的知識基礎是中華傳統文化,熟讀經典並熟悉中國歷史。在西方工業化國家船堅炮利的強力衝擊下,他們開始努力理解西方社會的知識體系並認真思考西方的政治制度。他們的思想探索,包括對歐洲文明核心概念的討論,對歐洲文明、西方制度與中華文明、中國社會的比較分析,以及他們為中國擺脫歷史困境而進行的理論探討和制度設計,都可以為我們今天深度理解中華文明體系、重新探討中西文化—政治對話提供重要的歷史借鑑。也正是在百年抗爭中,中國人更加深刻地認識了自身,也進一步看透了西方文明,從而從歷史上的「自在」狀態逐步轉變到不斷深化「自覺」的境界。

來源:中國民族報(作者: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首席專家 馬戎)

編輯:錢軼晨

審核:韓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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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cn/d40d58b1be375175b94927882f2238f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