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工信部的苗圩部長明確表示，2020年將大規模投入到SA的5G網絡建設上。這代表著，當其他國家都選擇以NSA組網，再過渡到SA的時候，我國堅定地選擇了SA獨立組網，打出了一手差異化競爭的牌。
眾所周知，5G作為一個高速度、高帶寬、低時延的信息聯接技術，其意義絕非表面看來那麼簡單。尤其是對於中國的新興科技產業，5G更是意義重大。比如目前大火的汽車自動駕駛，又比如曠視科技專注的安防板塊，乃至於極鏈科技提出的視聯網模式，無不為5G的發展而震動。事實上，5G意義早已不僅僅歸屬於行業本身，甚至成為了賦能生產力的關鍵因素。
在過去的數十年間，中國已經經歷過1G、2G的空白、3G的跟隨和4G的同步。1G、2G先後由美國、歐洲主導。歐美商業化之時，中國技術幾乎空白，只能遙遙相望。2000年，3G標準正式公布，中國提交的TD-SCDMA成為三大國際標準之一。在商業化上，雖然中國比歐美晚了8年，但已經能夠緊隨其後。4G時代，中國不僅主導了TD-LTE成為國際主流標準，還建成了全球最大的4G網絡，實現了與世界同行。
如今來到5G的賽道上，中國自然拿出了所有力量，以史無前例的參與度投入到這場變革中。有機構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3月份，中國在5G通信所需的必要專利申請數量中占比達到34%，是現有4G標準的1.5倍以上，穩登全球第一的稱號。而韓國則排行第二，占25%，美國、芬蘭第三，占14%，瑞典占了8%，日本占了5%，其他國家的占比都低於1%。除此之外，中國企業在5G在局部核心技術上也已處於世界前列。比如，2016年，華為公司主推的極化碼方案就被3GPP所採納，成為5G三大場景之一的「增強型移動寬頻」場景的控制信道編碼標準。
而在這樣的成績背後，中國的5G之路，走的並不安穩。早在2018年11月，美國就發放了第一批5G牌照。一個月之後，美國AT&T運營商宣布5G正式商用。隨後不到半年的時間，美國Verizon、Sprint、T-mobile等運營相繼宣布5G正式商用。緊跟美國步伐的是韓國、英國、瑞士，然後才是中國。儘管知道美國用4G嫁接NSA 網絡的「假5G」方式十分不成熟，並不能做到低時延與高容量的真5G特徵。但是美國的搶跑，依舊令中國當時的整個通信產業都籠罩在了一種焦慮的氛圍之中。
當時的業界存在兩種聲音。一種聲音是要堅定不移地走SA建網道路。其理由是，美國人使用NSA是因為低頻資源缺乏，都被軍工或其他領域占用。剩下來的高頻資源毫米波在連續傳輸中有明顯的缺陷，一是覆蓋範圍小，二是很容易被干擾、斷掉。如果美國人等著低頻資源的重新劃分，那就勢必被中國遠遠落在後面。所以，我們沒必要跟著美國「錯誤」的路線走。而另一種聲音則是各產業領域需要儘快看到5G商業化的可能性，特別是我們的NSA技術和標準都已經這麼成熟的前提下，完全沒必要等SA。
在這樣的壓力下，2019年6月，工信部向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中國廣電頒發了4張5G牌照，其頻譜資源均是中低頻段，特別是中國移動獲得了2.5GHz低頻段頻譜資源。中國的加入，立刻將全球5G建網大賽推向了一個小高潮。根據中國三大運營的規劃，2019年中國移動將建5萬個5G基站，中國聯通建為4萬個，中國電信4萬個，三者相加總計13萬個5G基站。如果這一目標實現，中國將領先於其他國家的建網速度。
可問題也隨之浮現，一是在4G投入都還沒收回成本的情況下，5G建設的錢從哪兒來？二則是如果先建設NSA網絡，運營商便需要考慮如何在短短的NSA與SA過渡期內，實現NSA建網投入的成本回收，而這是幾乎不可能做到的。因為基於4G現有網絡的NSA非組網，無法升級至SA的場景特性。比如不可能具備低時延、高容量特性，也無法很好的支持邊緣計算和切片技術，而後者才是真正的5G。這意味著當SA時代來臨時，對NSA的投入都將打了水漂。中國作為一個人口與面積的超級大國，是無法承受這樣的資源浪費的，所以我國只能選擇跳過NSA這個偽5G，直奔SA這個真5G而去。
從2013年2月成立5G推進小組，繪製「5G之花」的技術指標，「過堂」ITU標準、測試示範網，到2019年6月頒發5G牌照，NSA建網，再到2019年9月20日工信部苗圩部長明確2020年正式大規模投入獨立組網SA的5G網絡，中國5G已經來到了一個新的節點。在這個節點後，有自動駕駛、有遠程控制、有人工智慧、有遠程醫療。如何讓各行各業與5G相結合，產生更大的想像空間與作用，是中國與世界共同面臨的發展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