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電影中，我使用隱喻性的語言來繞過審查制度，避免與政府的鎮壓力量直接對抗。現在，我決定超越這種表達。」
編輯 | 空山
文 | Chu
人殺人的國度
赫斯瑪特已經禿頂了，他每天早晨下班，睡覺、接老婆孩子、取存款、逛超市，帶女兒妻子去吃披薩，幫鄰居救貓咪，偶爾盯著某處放空自己。
等到夜深人靜，他從床上起來，獨自開車去單位，在一個狹小的房間裡，他按了一下按鈕，殺了6個人。
這是伊朗電影《無邪》中的第一個故事，在今年的柏林電影節上，斬獲了最高榮譽金熊獎，成為繼《內達和西敏：一次別離》（2011）和《計程車》（2015）之後，伊朗第三部獲得柏林最佳影片獎的電影。
《無邪》由四個故事組成，聚焦於伊朗的死刑制度。
伊朗依然是世界上處決死刑犯最多的國家之一，根據一項數據統計，2019年全球處決人數約657人，分布於20個國家。其中伊朗至少處決251人，占全球總數的近40%。
伊朗也是全球少數幾個仍然對少年犯實施死刑的國家，這意味著他們的暴力機關可以合法殺掉孩子，完全違背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兒童權利公約》。
在21世紀，在現代化社會，伊朗甚至會進行公開處決。2013年1月，兩個不到25歲的年輕男子，在大庭廣眾之下被弔死在警車上特製安裝的鉤子上。地點在德黑蘭市中心的一座藝術家公園，據說此舉是為了震懾作家和音樂人。
一個Facebook用戶發問：「你能保證你的孩子在這個年紀看到如此暴力的場面不會出現精神障礙，甚至有一天成為罪犯嗎？」
在伊朗，被判定為死刑犯的罪名有很多，除了暴力重罪，還包括政治異見，甚至「敵對真主」和「地上作惡」這種語焉不詳的罪行。假如你是一個同性戀，也有可能被處死。
這是一個保守、專制的國家，不僅體現在轉播體育賽事，給女運動員打馬賽克的笑談上。伊朗人民生存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影響，《無邪》中體現的強制服兵役，就是另一重枷鎖。
一位伊朗男性如果拒絕服兵役，就拿不到護照，不能出國，不能工作，不能享受本就有限的社會福利，甚至無法考駕照。他們強迫每一個成年男性進入系統，服從命令，接受塑造。
而在服兵役的過程中，許多軍人都有可能面臨一個任務——處決他人。假如你願意殺掉一個人，那你可以用別人的這條命，換來3天假期。
服役士兵和他將處決的陌生人
拍電影要坐牢的國度
《無邪》的導演默罕默德·拉索羅夫，沒有出席今年金熊獎的頒獎典禮。在記者會上，柏林官方給他留出了一個空座位，拉索羅夫最終只能通過視頻通話和現場記者交流。
在頒獎禮上，《無邪》的演員們登台，替他接過了獎盃。影片的製片人之一法爾扎德·帕克致辭，他說演員們「將自己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在秘密組建卡司的過程中，很多演員拒絕了這部電影。
違法拍片，可能是許多伊朗導演、演員的必經之路。
早在2010年，《無邪》導演拉索羅夫和前輩賈法·帕納西就因為「無許可拍片」被伊朗政府逮捕，雙雙判刑，罪名包括「危害國家安全」和「進行反體制宣傳」。
但兩人都沒有放棄拍電影。2015年，賈法·帕納西僅靠著一輛車、一些非專業演員和一個放在駕駛座前的小型攝影機，就拍出了德黑蘭浮世繪一般的《計程車》。這部電影在柏林拿下金熊獎時，伊朗政府給帕納西下達的20年拍片禁令才過了5年。
《計程車》
拉索羅夫的轉變更大。2012年，他與妻子和女兒一起離開伊朗，定居德國。2017年，在坎城參加完《謊言》（批判官商勾結）的首映禮之後，拉索羅夫返回伊朗，幾乎立刻被沒收護照，並判處一年徒刑，還被終生禁止拍電影。
拉索羅夫
從那時開始，拉索羅夫一直留在伊朗，這更激發了他的鬥志，改變了他的表達。
在接受Film Comment的採訪時，拉索羅夫批評了曾經的自己：「在早期電影中，我使用隱喻性語言來繞過審查制度，避免與政府的鎮壓力量直接對抗。現在，我不想拍一部受限於暴政的電影。我決定超越這種表達和唯美主義。
我知道，很多人認為《白草地》是我最好的電影。然而，我對自己曾經的觀點提出深刻的批評，今天我認為《白草地》的觀點是對專制權力的接受。」
《白草地》豆瓣評分8.6，以極其克制隱晦的手法批判伊朗的諸多問題
《無邪》是拉索羅夫一次旗幟鮮明的控訴，他在惡劣的條件下召集了一個劇組。用4個短片故事講述主題，縮小製作規模，縮短拍攝時間，以「打游擊」的方式繞過伊朗政府的注意。
拍這部電影，他沒有辦法在伊朗市場賺到一毛錢。伊朗觀眾只能通過地下交易的盜版DVD和網絡資源觀看這些「禁片」。
這是一個鬥智斗勇的過程，拉索羅夫甚至將其視為一場危險遊戲：「審訊和法庭審訊已成為我生活中的日常工作。我們找到了一個解決方案，可以將我的電影劇本署以化名發送給審查機構。並且我編寫了一些獲得批准的電影劇本，這些電影的字幕中都沒有提到我的名字。繞過審查制度就像一個有趣的，刺激的遊戲。」
僅僅是這份勇氣和堅持，就值得全世界電影人敬佩。
到底無邪還是有邪？
《無邪》的靈感源於拉索羅夫的親身經歷。
他看到曾經審問他的官員從銀行走出來，於是跟上了對方。沒多久拉索羅夫就意識到，這位審問官只是一個在監獄賺錢養家的普通人。電影的名字《無邪》由此而來。
不論是親手按下開關的執刑者，還是監獄裡折磨過同胞的審問官，都不是因為內心充滿邪惡，而是作為極權社會的一分子，他們難以反抗整個系統強加的壓力。
無處不在的禁忌
「他們都是罪犯」，電影里的士兵這樣自我安慰，可是他們親手殺死的，有可能是無辜的人。每個行刑者都承受著或多或少的良心不安。
電影中的角色尖銳地問那位不願自己沾上鮮血，試圖花錢讓同僚去替他完成任務的年輕士兵：「你以為你這樣，就比我們更善良？」
被質問的年輕人驚惶如困獸，給不出答案。影片外的我們也忍不住想：就算我不去，也會有別人去，那現在的服從，應該不能算是一種作惡吧？
當然是作惡，禿頂的赫斯瑪特，做劊子手已經很多年，但他從來不親自取薪水，每次都派妻子去拿。這是他能做出的最大反抗。
導演拉索羅夫在採訪中說：「遵守法律被認為是一種社會美德，但在極權國家中，法律成為壓制人民的工具，而遵守其中一些法律顯然與人的價值觀相矛盾。在這種情況下，我關心遵守和不遵守之間的區別。」
遵守極權規則的赫斯瑪特，沉默寡言，鏡頭逼近他的面孔，他生活在城市之中，堵在路上，在車裡、狹窄的房間裡活動，被困在盒子裡。
反抗規則的那個年輕士兵，逃出軍營，他和女友驅車行駛在空無一人的馬路上，打開車窗高歌。
電影中最自由的畫面
影片的前兩個故事，展示了兩種不同的選擇。隨後，又用兩個故事呈現兩種選擇的最終結果。
無論遵守惡法，還是不遵守惡法，都要付出極大的代價。打破這一切，似乎只有一種辦法，這可能也是伊朗政府禁映電影的原因。
拉索羅夫在媒體見面會上說：「我想討論的是那些把責任從自己身上推開，並且說這些選擇是由更高的力量來做的人。但其實這些普通人擁有說『不』的力量。」
沉默的順從已經令我們成為了某種邪惡的幫凶。影片結尾，拉索羅夫決定留白處理，讓觀眾回答：「你會怎麼做？」
而拉索羅夫自己的觀點已經十分明顯：多一個人做出正確的選擇，總比少一個人好。
當有一天反抗系統的人足夠多了，那麼系統就不再是系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