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胡麗葉塔》
有人告訴我，我書中所包含的每個方程式都會使銷量減半。/史蒂芬·霍金
在單向空間·杭州樂堤港店的二樓，放置著一塊立牌，上面寫著「店員先別買」——有些好書數量有限，到店就被內部人員搶購一空，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我們專設該區域，限期一周。
不是每本書都享有同等的待遇，就在立牌的不遠處，還有一整面牆的書店滯銷榜，陳列書目的滯銷天數普遍在 1000 天以上；一部分銷量為 0，還有的至今只有員工買過。
在滯銷榜上看到心愛的名字並不好受，我們不定期調整榜上圖書，好替換上一些更長時間無人問津的。
本期單向榜單·滯銷榜，我們挑出了 5 本只賣出一次的書，希望能這些書和下一個買走它們的人，製造一個偶遇的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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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被問及為什麼在一位中美洲作家的作品裡，故事中總有那麼奇怪的日耳曼元素，他回答說：『有人對我干下了太多背信棄義的事情，有人總是唾棄我，有人多次欺騙我，讓我惟一生活和寫作下去的方式就是讓我的靈魂轉移到一個理想的地方……』 」
人一生的工作很容易被一句俏皮話一筆帶過，在《美洲納粹文學》里尤其如此。波拉尼奧杜撰了包含 32 個右翼作家在內的 92 個人物，用百科全書般的結構記載了他們的短暫一生。
書中描繪了一群文學界的納粹分子：法西斯主義者、自欺欺人的庸眾、勢利小人、自戀者和罪犯。
他們去朝聖拜訪希特勒、童年時曾在他的膝蓋上玩耍、宣揚反猶太主義的意識形態；戰後他們逃往南美，住進封閉的殖民地；他們自己「身高五英尺，膚色黝黑」，書中卻寫著「高大、金髮、藍眼睛」的人物。
儘管出人意料，《美洲納粹文學》依然用它的方式再次證明了文學的純粹力量。波拉尼奧以惡作劇般的行為玩弄著譏諷，挖苦虛構的人物，又隱蔽地譜寫著現實的輓歌。
一個小說家不會因為贊成或反對某種政見而變得更優秀，寫作的思想基礎與其人格優點也沒有多大關係；一位神話與史詩領域的詩人，同時也可能是一個足球看台上的暴徒。
提起該書，波拉尼奧曾這樣告訴採訪者：「當我談論美洲的納粹作家時，實際上我談論的是整個文學世界。有時是英雄主義的，但更多時候是卑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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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相信當他們找到了我能通往的那條『康莊大道』時——或他們死的時候，不論哪個先發生——他們的黑皮膚就會像蟹殼一樣裂開，他們會以柔嫩、白皮膚的形象走出來，搖身一變腰纏萬貫。因為有了白皮膚，他們就能立即得到白人擁有的金錢和商品。」
文化會枯萎，一種語言也會隨著時間沉默下去。它從何處開始消亡? 需要以任何人的名義作出一個決定嗎? 一門語言會不會在任何人都不希望它消亡的情況下就這麼銷聲匿跡?
在《雨林里的消亡》中，人類學家唐·庫里克為了搞清楚這種深刻的社會現象，走進巴布亞紐幾內亞雨林中「一個無風的小縫隙」，「周圍都是巨大的樹木，這些樹木紮根於一片巨大的、看似無邊的沼澤中。」
那是一個僅有兩百人的小村莊，擁有一門獨特的語言——泰雅博語。那裡的居民崇尚暴力、迷信、女性地位極低；除此之外，他們的生活與地球上任何一個現代文明社會都沒有不同：喜歡閒聊，有著歡笑與愛，也會常常抱怨鄰居。
從一開始，庫里克就表明了自己「歐美中產階級男人」的身份，以及與身無分文的黑人村民間的差異。「地雷顯而易見」，但這部學術研究的整體依然是輕鬆的，甚至有著近乎小說的趣味性。他寫到對當地傳統食物和舞蹈的嫌棄、當地人充滿創造力的髒話體系、甚至不避諱提到自己，一個研究者在這個陌生環境下產生的性需求。
從 1985 到 2014 年，庫里克多次前往這個村子，其中一次住了 15 個月。村民們稱他為 Saraki，並認為他是由一個死去之人托生的白人、一個白皮膚的幽靈。
最後一次考察結束時，庫里克幾乎是以逃亡的方式離開了雨林。他懷疑自己的到來（包括攜帶的現金）作為現代性的一部分，也加劇了對村落的損害。他決定不再和巴布亞紐幾內亞打交道；但我們依然能夠通過這本書，不費力地探訪一次這種正在凋零的語言和它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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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憫從根本上是屬神的品質。不存在屬人的悲憫。悲憫暗示了某種無盡的距離。對鄰近的人事不可能有同情。」
《被拯救的威尼斯》的故事取材於一樁發生在 1618 年的歷史事件，講述了一群西班牙僱傭兵意圖收買僱傭軍來突襲威尼斯的陰謀。
然而行動計劃的指揮之一加斐爾出於對這座美麗城市的憐憫而向當局告了密，行動敗露後所有謀反者當夜被處以死刑，加斐爾本人則被驅逐出威尼斯。
《拯救威尼斯》是西蒙娜•薇依生平寫過的唯一一部悲劇。這部劇進行了多次修改和修改，但從未完全完成。在這個故事中，城市的美麗遺產和公民都得以倖存，而在作者寫作的過程中，納粹分子正在對更多的城市施以暴行。
「自古希臘以來，第一次重拾完美的英雄這一悲劇傳統。」
加斐爾的行為雖然高貴，卻給他的夥伴們帶來了致命的後果。如果能預先得知他們並不會像威尼斯委員會所承諾的一樣被赦免，他還會不會選擇拯救威尼斯？
西蒙娜•薇依戲劇例證了一個問題：一旦武力被啟動，它就會自我延續，直到被一個悲劇的、純粹的靈魂、一個類似神性的形象所承擔或扭轉。於是在這個故事裡，加斐爾不得不扮演了無辜羔羊的角色，一力負擔了毀滅性的力量，只得盡其所能地阻止它繼續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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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試圖描繪天堂，而是去書寫一個比我們所知更真實可靠的可能之地。」
文藝復興——個人意識覺醒——隱私意識產生——西方的住房終於出現了臥室。
這是《人文主義地理學》中的論述，一段看起來與我們熟知的地理學並無關係的推理，正是作者段義孚的研究領域。身為一名浪漫的樂觀主義者，這位「人文主義地理學之父」堅持強調著這一學科中「人文」的重要性。
他認為人類是有思想、有夢想、有想像力的生物，具備善良、美麗和真理的天賦，也有釋放貪婪和殘忍的能力。了解人文主義地理學的過程，就是了解所有這些特徵是如何反映在我們的空間、地點和景觀當中。
為了展示人類經驗的模糊性、矛盾性和複雜性，段義孚尋求了文學、藝術、歷史、社會科學、哲學和神學的幫助。他在書中寫下了許多對人生的回顧：童年在重慶時期接受的啟蒙和教育、東西方兒童故事思想側重的對比。
「為了避免幽閉恐懼症，人類也許需要將整個宇宙當成遊樂場。」老人在書回到孩童時期，人無處不被世界影響、一切和一切之間都存在著關係。因此這本書的副標題「對於意義的個體追尋」，遠比書名本身更能概括他個人的思考路徑。
對他整個學科影響最大的詞，大概也是「關係」——「欺騙和謊言對於社會生活的順利進行是必要的。由此，我得出的結論是，人文地理學之所以被忽視，是因為它太難了。儘管如此，它還是應該吸引那些意志堅強、充滿理想主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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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鄉鎮的墓園總是讓我想起大合照：大家認識彼此，大家都安靜無聲，永遠地一個挨著一個，每個人只看著自己的夢想。他們懷抱著仇恨，仇恨卻迷失在這一大片的寂靜里。」
《河流之聲》的故事，以一個叫托雷納的虛構小鎮為背景。一位普通的學校教師兼業餘攝影師蒂娜來到鎮上一所廢棄的學校，她發現了一本筆記本，裡面有奧里奧爾寫的日記——他一樣來自巴塞隆納，曾任鄉村校長，同時也是一名業餘藝術家，當時被稱為佛朗哥政權的英雄。
書本以兩個時代的記述作為經線，一條關於奧里奧爾和比拉布魯夫人，一路延續到教師蒂娜所生活的幾十年後。生活出現危機的蒂娜試圖將這本日記公之於眾，以便為後人完整地保存他的記憶。
以比拉布魯夫人作為永恆力量的化身，書中穿插了許多來自不同時代、不同地點和不同階層的人，包括擁有名字、姓氏和筆名的貓乃至到教皇本人。
因此托雷納也被稱作「庇里牛斯山脈的馬孔多」，充滿了命案、仇恨、背叛和用謊言給人蓋棺定論的墓碑。
喬莫·卡夫雷以一種敏銳而詩意的寫作方式，打碎時間和空間，將情節的「原材料」進行了不尋常的組織還原。他用精確、具體的地名，將這部小說置於西班牙內戰後充滿仇恨和復仇的土地，置於有據可查的歷史背景。
如果小鎮托雷納能聽到河流的聲音，那應該是仇恨和死亡的痕跡。在這本書里，河流依然扮演著生命的暗喻——河水淹沒了被遺忘者的故事，發出更多將死之人的聲音。
撰稿：豬猛猛
設計：馬路
編輯：殺手
監製：李二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