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私人藏書興盛，其原因既有歷史的因素，又有宋代文化政策的影響，通過了解宋代私人藏書的地域分布與群體特徵，可以讓我們更加深入地走進宋代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宋代實行「右文」政策，士大夫為科舉及第需要藉助書籍這一文化載體，進行知識的學習與傳授，藏書樓的興建不僅是為收藏家自己的文化事業服務，同時也與宋代地方教育體系相結合，這在促進地方文化興起的同時，也維護了藏書家族的世家地位。
一、宋代士大夫群體的「藏書樓」
宋代實行「重文輕武」的國策，科舉制度的完善為布衣群體實現階級躍升提供了現實可行的途徑，科舉不問門第，普通百姓人家有了讀書做官的機會，柳永在《勸學文》中說：
「學則庶人之子為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為庶人」。
這說明：宋代，科舉對個人前途及家族命運是何其重要。故而有能力的世家大族紛紛藏書，藏書治學不僅僅因為個人的學術追求，更是出於對維護家族地位的考慮。只有通過科舉，才能得到整個士人集團的認可，才會有相應的學術、政治、社會地位。宋代的「右文「政策無疑調動了全社會讀書治學的積極性。
基於這樣的時代背景，宋代的私人藏書事業空前繁榮，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較前代有明顯的提高。如宋人張欲「旁搜博訪，惟恐奧篇異犢之不我有，手抄目校，黃墨謹嚴。」許多藏書家均建有私人藏書樓，藏書樓不僅指單獨的用於藏書的樓宇建築，有時候廳堂，齋室、樓閣、殿宇等都會被士大夫用作藏書的場所。
宋代藏書家會親自為自己的藏書樓起名，有時是為了彰顯藏書的內容，有時是為了表達自己的文化品位。例如李天輿「五經軒」，通過藏書樓的名稱，我們可以了解到，李天輿主要的藏書為「五經「，指的是儒家的五部經典著作：《詩》、《書》、《禮》、《易》、《春秋》。李天輿曾言:
「經即常也，道即常所行之路也，是故經者常之言也，人心者常言之舍也，常言在經，誦聖人之經者，舍之於心而會已之常而隨所施焉」。
李氏認為五經與日常的言行息息相關，通過研習五經來規範自己的修行，可以明道得道。將藏書樓命名為「五經軒」，反映出李氏對儒家「五經」的推崇。
《清明上河圖》局部
二、有書可藏：雕版印刷促進宋代書業的繁榮
對於宋代藏書家而言，有多種獲取書籍的方式，包括：皇帝賜書、繼承家族藏書、手抄書籍，私家刻書、購買雕版書籍等，其中雕版印刷術的發達對宋代私人藏書的興盛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雕版印刷，複製書籍全靠手抄，由於手抄的效率不高，一本著作往往僅有少量的抄本，有的甚至是孤本，這就導致了書籍極易失傳，據《文獻通考》記載：
「《漢書·藝文志》所載之書，以《隋書·經籍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由此，書籍保存不易可見一斑」。
降至宋代，雕版印刷術的發明促使複製圖書的方式發生轉變，書籍生產的方式主要由手抄轉變為版刻印刷，刻書的主體主要有官府刻書、私人刻書、民間坊肆刻書。宋代圖書業繁榮起來，大型市鎮書肆林立，如北宋汴京城「殿後資聖門前，皆書籍、玩好、圖畫……寺東門大街皆是幞頭腰帶，書籍冠雜鋪席」。
雕版印刷促使整個圖書產業鏈的完善，生產與銷售成熟與健全使得宋代圖書能行銷全國。民國袁同禮先生在《宋代私家藏書概略》一文中雲:
「然雕版流行，得書較易，直接影響私家藏書者甚巨。印書之地，以蜀、贛、越、閩為最盛，而宋代私家藏書，亦不出此四中心點之外。印售之書既多，藏之者亦因之而眾。北宋藏書家多在四川、江西，南宋藏書家多在浙江、福建，此其大略也。」
生產與購買的方便便利了藏書家獲取書籍，是宋代私人藏書得以興盛的現實原因。
汴京城俯瞰圖
有些藏書家為獲取善本也會自行刻書，首先挑選精良的底本，再經過反覆校勘，以達到精益求精的效果。宋代私刻書籍往往具有品質優良的特點。如宋代朱熹曾刻過「四經」（《周易》、《尚書》、《詩經》、《春秋左傳》）、「四子」（《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以及《禮書》、《論孟精義》、《近思錄》、《南軒集》、《獻壽記》、《永城學記》等書。另外，宋代私人藏書並不僅只供自己家族的成員閱讀學習使用，還會惠及鄉間鄰里，有的還以藏書樓為依託創辦私學以惠及更大範圍的讀書群體。
三、宋代私人藏書與地方教育的結合
宋代一些私人藏書家依託豐富的藏書，創辦私學，使」藏書樓」成為教育地方人才的學校組織。如四川眉山孫氏富有藏書，自孫長孺始建書樓起，修建居所，修建重樓以藏儲藏書籍，又請「四方豪彥講學其間」，及至孫辟復建書樓時，更是「嘗除塾為師徒講肄之所，號「山學」，更多的讀書人前往孫氏藏書樓求學，山學之名聞名於時。孫氏收藏圖書並不是單純為了收藏而收藏，而是把藉助豐富的藏書將知識傳播出去，惠及更多的士人，這樣孫氏的藏書樓不僅收穫良好的名聲和學術地位，其恩惠及鄉閻，也促進當地文化的發展，
宋代官學
可見,孫氏書樓不但藏書,而且還被賦予了另外一層新的涵義和生命,發揮著傳播學問的作用。孫氏在書樓的基礎上興辦私學,建立山學,利用教育這一媒介和手段讓更多的士人讀書,其恩惠及於鄉閻,為眉山之讀書人提供講肄場所,也為眉山當地乃至蜀地的文化發展作出貢獻。
魏了翁在蒲江的白鶴山上創辦鶴山書院。魏氏的家藏圖籍十分豐富，他曾傳錄秘府珍藏，在宦遊各地期間，雕版刻印了大量圖籍，合計十萬卷。在鶴山書院求學的士人參加科舉考試大多能考中，書院的美名遠播。
登科率高證明了書院的辦學質量，其對無書可讀的士人而言是一種機遇，鶴山書院的創辦不僅幫助讀書人完成了致仕之夢，還提高了當地士人的文化水平，拓展了當地士人的知識面，使得讀書之風成為眉州乃至蜀地特有的民風。私人教育的興盛促進官學質量的提高，兩者彼此促進，使得蜀地文化空前發展。史學家吳晗曾說：
「自板刻興而私人藏書乃盛，其中風流儒雅，代有聞人，宿史枕經，篤成絕學。甚或連楹充棟，富夸琳琅，部次卷標，搜窮二酉，導源溯流，蔚成目錄之學。其有裨於時代文化，鄉邦征獻，士夫學者之博古篤學者至大且鋸。」
可見，私人藏書方便了文人治學著書，蜀地文化大興實是受其裨益。
部分藏書家在地方任職時也會督促地方教育的展開，促進了地方教育的發展。四川藏書家在蜀中任職時都十分重視當地的文化教育。
宋初，普州人不向學，彭乘知普州時，為了振興當地的學校，「召其子弟為生員教育之」。藏書家文同為政清明，盡職恤民，知興元府時，發現這裡雖土沃俗美、舟車四通，但饒財寡文，未有進士及第者。文同認為興辦教育是地方治理的首要任務，他將辦學當做地方治理的第一要務，隨後聘請品德高尚的博學鴻儒管理學校，指導教學。
文同在敦促民眾就學上事事躬親，閒暇之日，不忘登門拜訪，親自勸導、鼓勵他們讀書。經過文同的大力倡導，興元府「風俗寢改，向學為多」。
根據史料記載，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藏書家致力於地方文化的傳播，藏書樓擁有廣泛的服務對象這使得私人藏書場所發揮著更為豐富的社會效能。
宋代藏書家對地方教育的發展做出的突出貢獻，不僅促使理學廣泛傳播，同時也壯大了特定文人群體。越來越多的人以讀書為業，在這薪火相傳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崇尚知識的文化氛圍，對地方文化教育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代又一代，有人求學，有人辦學，有人教學，宋代士人在不知不覺中造就了宋代獨特又璀璨的時代文化。
我們可以看到，雕版印刷促進宋代私人藏書的興盛，私人藏書之富又使得目錄學在宋代發展，形成專門之學，宋代崇尚讀書的社會風氣得益於私人藏書家的慷慨。不僅有益家族且惠及社會，這是宋代私人藏書能夠興盛的關鍵所在。另外，不得不說的是宋人對書籍的執著使得宋代私刻書籍無論從校勘、印刷、版式、還是版本方面都稱得上是古籍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