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電影編劇康春雷、年度青年創作者陳翠梅：在縫隙之間創作

就有了獨立的命運

《永安鎮故事集》和《河邊的錯誤》 —— 兩部入圍坎城電影節的作品，出自同一導演和編劇之手，儘管票房和口碑沒能打破文藝片的定律，但它依舊吊足了觀眾的胃口。

2023年，隨著這兩部電影的陸續上映及熱議，魏書鈞和康春雷這對「文藝組合」開始被人記住。對於魏書鈞來說，有討論是一件好事。「觀眾看不懂」是一種感受，並不是所有入圍電影節的都是好電影：「電影是拍給觀眾看的，當它進入更廣泛的視野當中，討論的基礎和氛圍會更好，所以還是希望更多人能看到。」

康春雷。（圖/受訪者提供）

康春雷也同樣覺得，一部電影被觀眾接受與否、票房好或者不好，都是非常難預判的，「如果衝著票房去寫東西，對於創作來說未必有益」。

寫劇本，

原創和改編沒有太大區別

《新周刊》：你們今年有兩部電影上映，票房和口碑各有分化，會去關注這些評價嗎？

康春雷 ：《永安鎮故事集》是我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長片作品，所以一開始面對觀眾，我是很忐忑的。它是一個偏解構性的故事，這樣的故事意味著更隱秘，這種隱秘可能會造成一些理解上的差異。我會去看觀眾的評論、看他們對電影的看法，時常反思自己哪裡沒有表達精準、和觀眾的理解有哪些差異。

後來《河邊的錯誤》上映，我覺得就好一些，因為它本身是一個更具開放性的故事。至於電影票房，老實講，它其實既和我的收入沒有關係，也和我的創作意圖沒有關係——電影生產出來之後，就好像有了一個獨立的命運，觀眾接受或者不接受、票房好或者不好，我們在前期都是非常難預判的。

電影《河邊的錯誤》劇照。（圖/《河邊的錯誤》）

負責宣發或者製片的團隊，他們也許可以算一個數出來，但是對於我們創作者來說，如果照著那個數去寫的話，就真成了做生意，對創作本身來講，反倒不一定是很好的方式。

《新周刊》：《永安鎮故事集》是原創劇本，《河邊的錯誤》是改編，從編劇的角度來看會有什麼不同嗎？你們的合作模式是怎樣的？

康春雷 ：兩部電影的創作流程其實差不多。我倆合作是從2019年年底開始的，一般就是先聊聊對這個項目的看法，然後一起想故事的結構和大綱，如果沒有問題就調整分場、寫寫台詞。

我覺得從劇本創作的角度來看，原創和改編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永安鎮故事集》是先收集素材，再通過素材去創作；《河邊的錯誤》有餘華老師的現成作品，但我們也同樣是把它當作素材來處理改編。我們抓住原小說的主題核心去創作，在表現形式上下了更多功夫。

（圖/《永安鎮故事集》）

當然，因為故事結構不一樣，我們會產生不一樣的創作方式：《永安鎮故事集》是輻射性的，它可以發散出去進行創作，所以即興的感覺會多一點；《河邊的錯誤》是一個更嚴謹的敘事類型，我們即興的部分會更少，然後在拍攝上因為是膠片，也會更嚴謹一點。

導演和編劇，

都有不自由的地方

《新周刊》：做編劇的自由度高嗎？你平時會閱讀哪些作品？

康春雷 ：它首先還是一個服務型的職業吧，電影不說是工業化生產，至少也是一個特別有團隊性的工作。這就要求編劇充分理解導演的意圖，然後儘量和導演溝通，達成看法上的一致性，在一致性的基礎上，再通過技巧也好，通過資料收集也好，找個方式把它創作出來。既然是團隊合作，那就都會有不自由的地方，大家多多少少都會拿掉自己的一些看法或喜好，達成共識。

（圖/《河邊的錯誤》）

我有想過寫小說，但是目前還在嘗試階段。閱讀方面我不是特別有傾向性，之前有一段時間在讀拉美作家的作品，我覺得文藝青年好像都是要經過拉美文學的洗禮。日本文學我也有很多喜歡的，像芥川龍之介、大江健三郎、川端康成等，都會看。還有韓國的作家，我覺得韓國出了兩個特別好的女作家——韓江和金愛爛。

《新周刊》：你在電影中其實也有出演，這算是一次嘗試，還是準備開拓演員這個邊界？

康春雷 ：演員嘗試過兩次了，《永安鎮故事集》和《河邊的錯誤》都有。我是挺喜歡演戲的，以後如果能遇到適合我的角色，只要劇本好，我都願意去嘗試。

但你要說開拓，總會給人一種感覺，好像我要花很長的時間去經營這個東西。演員這個職業，它不僅僅是在表演上付出，還有很多，比如說宣傳工作，還要花時間去試戲和篩選，如果和寫劇本產生時間上的衝突，我可能還會選擇先把劇本做好。這是我不想經營但特別想參與的一份工作，也挺矛盾的。

（圖/《河邊的錯誤》）

《新周刊》：之後有什麼計劃？

康春雷 ：如果以後有合適的項目，我也會和老魏（魏書鈞）再一起合作，目前是先各做各的事情。其實我挺想嘗試和前輩導演一起創作，因為我很想看到他們是怎麼創作出一部電影的、和我們到底有沒有差別，這是我好奇的地方。

這是我獲得的第一個編劇類的獎項，對我來說是有鼓舞的，我也希望握著這份獎項，創作出更多好的作品去回饋觀眾。

年度青年創作者 陳翠梅：

我在生活的縫隙之間創作

聯繫上陳翠梅的時候，她正在馬來西亞拍片。由於實在沒有空餘的時間完成採訪，她選擇在拍片的間隙，拿出隨身攜帶的筆記本和原子筆寫下隻言片語，然後用手機拍下來，通過微信傳送給我。

「標題就叫『我在生活的縫隙之間創作』吧。」陳翠梅說。這既是她對自己的一種調侃，也是大致的事實。

陳翠梅。（圖/受訪者提供）

通過陳翠梅發來的照片，可以隱隱約約看到馬來西亞最近一直在下雨，東南亞的熱帶植物被雨水沖刷得綠光鋥亮。「有個印度男人撐著傘，赤腳在下著大雨的馬路上走著，神態自若。」她在紙上寫下這些。

陳翠梅執導的電影《野蠻人入侵》，今年8月上映後引發了一些爭議，然而，對於藝術作品來說，有爭議並非一件壞事。這部電影也被眾多觀眾打上了「女性電影」的標籤，陳翠梅在後來的採訪當中也表示，自己並不是在拍「女性電影」。

陳翠梅說自己中文不是特別好，在我看來顯然是謙虛了，以下是她的自述。

陳翠梅：

我只是想拍點好玩的

很高興成為新周刊中國視頻榜「年度青年創作者」，但其實最近幾年，我開始懷疑作者和作品這種想法，我認為我並未創作過什麼。

我為什麼拍電影？其實真的不為什麼，可能欠缺野心，我的人生特別漫無目的。我認為我自己是我認識的所有人裡面少有的快樂的人。我的生活追求，是只做自己喜歡的事，如果做不到，那至少不做自己不喜歡的事。

創作是我在生活的縫隙思考的方法，很多時候電影里的人物對話都是我的自問自答，他們經常是我的分身。因為文學和電影，我們可以經歷不同的人生，有時候我就只是在腦海里想像我的不同可能性，基本上電影、微小說（中的人生），都是我自己虛構的人生，在我的虛構里，我可男可女、可老可少。

我不覺得我的電影是女性電影，或者馬來西亞電影，或者華人電影，但是如果有人這麼來貼標籤，那也沒什麼不對。不過我拍《野蠻人入侵》的時候，肯定沒有抱著「我要拍一部女性電影」這樣的想法在做。

陳翠梅覺得，電影里很多對話都是她和自己的「自問自答」。（圖/《野蠻人入侵》）

在電影的戲中戲開頭，片中的導演鬍子傑（張子夫飾）給女演員李圓滿（陳翠梅飾）講了一個關於宮本武藏被年輕人挑戰的故事。鬍子傑說：「對那個年輕人來說，劍就是一切，但對於年老的宮本武藏來說，一切都是劍，陽光是劍，時間也是劍。」後來鬍子傑又補充了一句：「以前，電影就是一切。到了現在，一切都是電影。如果我們置身事外，在自己的生命里做一個冷靜的旁觀者，生活就是一場電影。」我覺得這段話，基本上就是我的導演闡述了。

片子裡說「我們來拍點好玩的」，所以我只是想要好玩，電影不是我的目的，拍電影本身才是。生活是什麼？電影是什麼？電影是生活的映照嗎？生活是我們想像世界的映照嗎？人生天地間，如白駒過隙，忽然而已。

（圖/《野蠻人入侵》）

我這幾年比較麻煩的是，我覺得根本沒有是非對錯。大家都是盲人摸象。因為我們的文化成長背景不一樣——地理環境、歷史文化、性別、宗教、年齡、原生家庭——我們對世界的認知，都只是片面的。也因為我們生命的有限、宇宙的無窮，我們沒有可能知道事實的全部。

剛剛出門時遇見我的印度鄰居，他也是打著赤腳走進電梯，跟昨天的撐傘行人一樣。「這兩個月都得齋戒、祈禱、赤腳。不過進辦公室還是得穿鞋，沒辦法。」我們一起下樓，走出電梯，我看他赤腳走在柏油路上，想想我昨天還以為那個路上行人是因為窮，沒有鞋子。

（圖/《野蠻人入侵》）

所以每次有人說了跟我想法不一樣的話，我就會在想：他為什麼會這麼想呢？即使我不認同，也會提醒自己，不要成為那個只摸到了大象的腳卻堅持其他人都看錯的盲人。所以你如果說白馬是馬，我也說對；你如果說白馬非馬，我也說對。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人和人之間，必然充滿誤解。有人因為誤會喜歡我的電影，也會有人因為誤會不喜歡我的電影，都可以的。

完整榜單及更多專訪內容

請關注#2023中國視頻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