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媛：毋昭裔板刻《九經》質疑

因此，該段文字雖出自筆記小說，而所述之事合情合理，故後人多所採信。在以上史料的敘事語境中，「復雕《九經》諸書」很容易被理解為雕板印刷，焦竑《焦氏筆乘·續集》卷四《雕板印書》中即暗引此條。曹之也引《古今類事》和《宋史·毋守素傳》所載，云：「由此可知，毋昭裔刻有《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九經》等書。」但是，刻印技術適用於不同的物質載體,「雕《九經》」未必即指雕板。黃庭堅《效進士作觀成都石經》詩云：「成都九經石，歲久麝煤寒。字畫參工拙，文章可鑑觀。危邦猶勸講，相國校雕刊……願比求諸野，成書上學官。」這裡「雕刊」就是指「成都石經」的刊刻。

事實上，「毋公印書」條存在與史實齗齗不合之處。《宋史·毋守素傳》載：

昭裔性好藏書，在成都令門人勾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鏤板，守素齎至中朝，行於世。大中祥符九年，子克勤上其板，補三班奉職。

如果說《洛中紀異》的記載尚有隱晦之處，那麼《資治通鑑》對毋昭裔板刻《九經》事的記載可以說是非常確定了。其曰：

（廣順三年）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丁巳，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

這裡明確記載毋昭裔曾「請刻板印《九經》」，這一說法在《通鑑》系列書籍如宋《通鑑綱目》、明《資治通鑑補》、清《通鑑輯覽》《綱目彙編》中被廣為傳錄。

國家圖書館藏《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九

宋代史料筆記對《資治通鑑》有直接或間接的引用。如宋人葉寘《愛日齋叢鈔》卷一明引《通鑑》此條。又孔平仲《珩璜新論》卷四有：

昔時文字，未有印板，多是寫本……至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是雖在亂世，《九經》傳播甚廣。至周廣順中，蜀毋昭裔又請刻印板《九經》，於是蜀中文字復盛。

雖然沒有明引出處，但其表述方式與《資治通鑑》非常接近，將毋昭裔刻書事繫於「周廣順中」也與《資治通鑑》相同，應亦引自《資治通鑑》。

明清人對毋昭裔刻印《九經》事也頗有記載。如焦竑《焦氏筆乘·續集》卷三《板本之始》：

漢以來六經多刻之石……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而已。蜀毋昭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經》。

于慎行《谷山筆麈》卷七：

後唐長興三年初，命國子監校定《九經》，雕板印賣，至後周廣順乃成。而蜀人毋昭裔亦請刻印《九經》。故雖在亂世而《九經》傳布甚廣。

以上記載雖然沒有說明文獻來源，但從表述方式來看應是來自《資治通鑑》或《珩璜新論》。此外，湛若水《格物通》卷六十《學校三》、凌揚藻《蠡勺編》卷十三《後蜀石經》、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三九「文具類」「板印」條、朱彝尊《經義考》卷二九三《鏤板》、陳鱣《續唐書》卷六二《諸國臣傳》、吳任臣《十國春秋》卷四九《後主本紀》、卷五二《毋昭裔傳》、周廣業《循陔纂聞》卷四、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十中都有類似的記載，皆直接或間接地引自《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將毋昭裔刻書系在後周廣順三年（953），適當後蜀廣政十六年，所以吳任臣《十國春秋》卷四九《後主本紀》將其繫於「廣政十六年五月」之下，云：「是月，宰相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鏤版印《九經》，以頒郡縣。」後人沿用其說，以毋昭裔板刻《九經》始於此年，如楊繩信《中國版刻綜錄》中著錄有「毋昭裔，九五三（後蜀廣政十六）年刊九經」條。

二、「毋昭裔仿五代監本板刻《九經》」說源流

「毋昭裔板刻《九經》」說廣為流傳，在此基礎上學者還對另一個問題，即後唐監本《九經》和毋昭裔板刻《九經》的時間先後進行了討論。關於監本《九經》和毋昭裔刻《九經》的比較，肇始於《揮麈余話》卷二：

毋丘儉貧賤時，嘗借《文選》於交遊間，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鏤之遺學者。後仕王蜀為宰，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鍔書《五經》，仿其製作，刊板於國子監。監中印書之始。今則盛行於天下，蜀中為最。明清家有鍔書印本《五經》存焉，後題長興二年也。

這則史料存在一些比較明顯的訛誤，如誤毋昭裔為毋丘儉，又如毋昭裔是孟蜀（後蜀）清泰二年（935）四月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而非後唐所平的王蜀（前蜀）。這些訛誤已有學者考辨，卻並未影響人們對這條材料的引用。

《揮麈錄》中記載唐明宗命李鍔仿照毋昭裔板刻書籍，書寫《五經》（其實不止五經）刻板之後置於國子監，其實沒有任何毋昭裔曾板刻《九經》的意思，但因其先述毋昭裔「踐其言」「印行書籍」，又述後唐「仿其製作」刊《五經》於國子監，很容易讓人誤以為毋昭裔與板刻《五經》之間存在關聯。

其中「仿其製作，刊板於國子監」的記載，更啟發了後人對於後唐與後蜀板刻書籍早晚的比較。如明陸深《儼山外集》卷二五《豫章漫抄三》說：

《揮麈錄》載毋昭裔貧時常借《文選》不得，發憤曰：「異日若貴，當板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此與馮道印板之日，孰為後先耶？

陸深在引用《揮麈錄》之後，對毋昭裔刻書與馮道刻書的時間先後提出疑問，說明他並沒有認同後唐「仿其製作」的說法。

而後葉昌熾將後唐監本《九經》與「毋昭裔板刻《九經》」的時間進行了對比，並對二者關係有進一步的推論，云：「蜀本《九經》最先出，後來孳乳到長興。蒲津毋氏家錢造，海內通行價倍增。」其下引《宋史》、《焦氏筆乘》和《揮麈余話》所載，提出後唐《九經》受到蜀本《九經》「孳乳」的看法。如上所述，《揮麈錄》中並沒有記載「毋昭裔板刻《九經》」，所謂「仿其製作」乃指模仿毋昭裔以木板刻書的舉措，葉昌熾引申出後唐《九經》源出毋昭裔板刻《九經》的說法，無疑是對《揮麈錄》的誤解。此說產生一定的影響，出版於1925年的美國學者卡特《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即沿襲葉氏說，誤以為毋昭裔板印《九經》在後唐監本之前，稱：「毋昭裔的發端之功，曾推動馮道急起直追。」

王國維早年對毋昭裔板印《九經》曾持存疑態度。國圖藏光緒二十三年（1897）靈鶼閣叢書本《藏書紀事詩》卷一「毋昭裔守素」條有王國維批註云：

昭裔為蜀相，在廣政中，其所刻止《文選》。刊九經之說，宋孔平仲雖言之，然即有此刻，亦當在長興之後。葉詩誤甚。又案，《通鑑》系昭裔刻九經事於周廣順三年。

細味其「其所刻止《文選》」「即有此刻」語，可知王國維對毋昭裔是否曾板印《九經》是持懷疑態度的。這可能因為當時王國維只看到孔平仲《珩璜新論》的相關記載，尚未注意到《資治通鑑》的記載，故以為此事未必可信。「又案」以下，當是後來的再批註，如果王國維一開始就看到《通鑑》記載，則不應在前文僅提及孔平仲，後面才以「又案」的方式提到最重要的《通鑑》，這樣於文理頗為突兀。

王國維早年未見《通鑑》記載，對毋昭裔板印《九經》持存疑態度。在看到《通鑑》記載以後則改為肯定態度，故其後來對毋昭裔板印《九經》事完全肯定，毫無置疑。由此可見，除了《通鑑》以外，有關毋昭裔板印《九經》的史料記載不僅數量少，而且史源不甚清晰可靠；另一方面也可見《通鑑》作為史學名著，具有相當的權威性，所以讓王國維放棄了存疑態度，轉而肯定毋昭裔板印《九經》之事。《覆五代刊本〈爾雅〉跋》言：

案：後唐始刊九經，據《冊府元龜》所載馮道、李愚等奏，固發端於吳、蜀印板文字，然以為仿蜀毋昭裔《文選》製作，則大不然。考昭裔相蜀，在孟昶明德二年。後唐清奉二年。至廣政十六七年，尚在相位。仲言謂其相王蜀，已非事實。其刊《文選》在相蜀後，自不得在長興之前。孔平仲《珩璜新論》云：「周廣順中，蜀相毋昭裔請刊印板九經。」《通鑑》載昭裔開學館，刻九經，即蜀大字九經，與蜀石經無涉。在廣政十六年，即周廣順三年，正田敏九經板成之歲。昭裔所刻，當仿其制。近人或廣王仲言之說，謂蜀本九經先於監本者，尤乖事實也。

王國維認為，毋昭裔板刻的九經即「蜀大字本九經」，但毋昭裔擔任蜀相時後唐刻書已在進行中，「仿其製作」無從談起，因此《揮麈錄》的記載存在倒亂，應當是毋昭裔仿照後唐監本而刊刻《九經》。此段文字又見於《五代兩宋監本考》中，而「昭裔所作，當仿其制」句下有注文加強論證，云：

此即蜀本大字九經，非蜀石經。晁子正說蜀石經《尚書》「若網在綱」並作「綱」字，與田敏本合。蜀石本之刻在木本之先，已同監本。木本刊於監本成後，當仿監本製作無疑。

這段注文明顯受到萬斯同的影響。萬氏《石經考》載：「《石經尚書》……以監本較之，《禹貢》『雲土夢作乂』，倒『土夢』字。《盤庚》『若網在綱』，皆作『綱』字。沈括《筆談》曰：『雲土夢作乂，太宗時得古本，因改正。以網為綱，未知孰是？』按……《宋史·田敏傳》言唐明宗命敏校刻《五經》，敏私智自用，改『若網在綱』為『若綱在綱』，則蜀中所刻，固用田氏監本也。」因為《盤庚》「若網在綱」，蜀石經作「若綱在綱」，與田敏校改為「若綱在綱」正好相合，萬斯同據此推斷蜀石經沿用了五代監本。王國維先暗引萬斯同的觀點，再間接論證後蜀板刻《九經》也是仿自後唐監本。

民國以來多位學者沿襲了王國維的觀點，如吳則虞言：「是昭裔刻書，信有徵矣……案此即蜀大字本《九經》也，其刻在馮氏《九經》書成之後。」黃永年也認為：「後蜀宰相毋昭裔刊刻《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並仿刻開封國子監本的《十二經》。」

三、「毋昭裔板刻《九經》」說的疑點

梳理「毋昭裔板刻《九經》」說的源流可以看出，《資治通鑑》是此記載的共同源頭，而「毋昭裔仿五代監本刊刻《九經》」則源自對《揮麈錄》的誤解。那麼，「毋昭裔板刻《九經》」是否可靠呢？筆者考察宋人關於後蜀《九經》的記載，認為毋昭裔板刻《九經》一事存在諸多的疑點。

首先，毋昭裔板印《九經》不太合乎歷史情理。《冊府元龜·學校部·刊校》載：

先是，後唐宰相馮道、李愚重經學，因言漢時崇儒，有三字石經，唐朝亦於國學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給，無能別有刊立。常見吳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類絕多，終不及經典。如經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於文教矣。乃奏聞。敕下儒官田敏等考校經注。

由此可見，後唐刊刻《九經》，乃因社會不安定，無力刻石經，才採用雕版印刷的方式。也就是說，在五代時期的觀念中，板刻《九經》實際上是石刻《九經》的替代品。毋昭裔既已刊刻石經，從情理上就不太可能會再板刻《九經》。不管是刊刻石經還是板刻《九經》，都是一個大工程。後唐刊刻《九經》始於長興三年（932），至廣順三年（953），歷二十餘年始刻成。毋昭裔刻石經始於廣政七年（944），至孟蜀滅亡，歷二十餘年仍未刻完，《左傳》僅刻成前十七卷而止。在這種情況下，不大可能在廣政十六年（953）又另外板刻《九經》。此為可疑者一。

其次，假如毋昭裔確曾板印《九經》，那肯定是後蜀一項重要的文化事業，與後唐刊刻《九經》可以相提並論，影響力當不在蜀刻石經之下。但專述五代經籍史事的《五代會要·經籍》中，卻僅載後唐板刻《九經》，而隻字不提後蜀有刊刻事。尤其是宋代學者論及後蜀文化事業，也往往僅提及蜀石經，未及他事。如呂陶《府學經史閣落成記》云：

蜀學之盛冠天下而垂無窮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周公之禮殿，三曰石壁之九經……及五代之亂，疆宇割裂，孟氏苟有劍南，百度草創，猶能取《易》、《詩》、《書》、《春秋》、《周禮》、《禮記》刻於石，以資學者。

又張俞《華陽縣學館記》：

惟孟氏踵有蜀漢，以文為事，凡草創製度，僭襲唐軌。既而紹漢廟學，遂勒石書九經。

又席益《府學石經堂圖籍記》：

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學校之盛，漢稱石室禮殿，近世則石九經，今皆存焉。

這些文獻中對石經不吝讚美之詞，認為是蜀地文化史上足以與文翁創立石室、周公創立禮殿相提並論的盛事，而對於所謂的「板刻《九經》」毫無一語提及。倘若毋昭裔既主持《九經》刻石，又主持《九經》刻板，板本《九經》重要性並不在石本《九經》之下，兩者相得益彰相互輝映，理應享有同等盛譽，今則全無痕跡，此為可疑者二。

再次，毋昭裔刊刻書籍，頗多記載，但大多僅提及刊刻《文選》等書而未及《九經》。毋昭裔之子毋守素入宋為官，傳記載於《宋史》，史源極為可靠。而《宋史·毋守素傳》所載毋昭裔刊刻書籍，僅提及《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假如毋昭裔確曾板刻《九經》，那必定比刊刻《文選》等書重要得多，何以反而一字不提？又前引王明清《揮麈余話》亦提及毋昭裔刊刻書籍事，甚至還誤以為後唐刊刻《九經》乃「仿其製作」。假如毋昭裔確曾板印《九經》，那麼後唐「仿其製作」自然是仿其板印《九經》之製作，王明清絕無不提及《九經》而僅及《文選》之理。此為可疑者三。

最後，後蜀偏據西南，遠離戰亂，北宋平蜀，前後僅歷六十餘日而孟昶降宋，破壞力不甚大。且北宋平蜀之初即有意收集孟蜀書籍印本，派孫逢吉專任其事。前引《宋史·毋守素傳》稱毋守素將毋昭裔刻的書版「齎至中朝，行於世」，後由毋克勤上其板於朝。假如毋昭裔板印《九經》，其板片及印本必能流傳宋代。但是，兩宋文獻絕未見其蹤影。晁公武《石經考異序》云：

唐太和中復刻十二經，立石國學。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板，故今世太學之傳，獨此二本爾。

可見國子監中流傳的只有唐石經和五代監本《九經》，並無毋昭裔刊刻的《九經》。南宋初藏書家尤袤《遂初堂書目》卷一「成都石刻九經」有「杭本」「舊監本」「高麗本」「江西本」等不同版本」，其中並無後蜀板本。南宋後期賈似道門客廖瑩中刊刻《九經》，其《九經總例》雖然已佚，但從沿襲《九經總例》的元相台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可以得知，廖氏為刊刻《九經》搜羅了包括「唐石刻本，晉天福銅版本，京師大字舊本，紹興初監本，監中見行本，蜀大字舊本，蜀學重刻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讀附音本，潭州舊本，撫州舊本，建大字本，俞韶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舊本，並興國於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又以越中舊本註疏，建本有音釋註疏，蜀註疏，合二十三本」，其中並沒有後蜀板本《九經》。此為可疑者四。

綜合以上四個疑點，毋昭裔板印《九經》可能並非史實。作為「毋昭裔板刻《九經》說」權威出處的《資治通鑑》，雖然史料價值較高，但學者早已指出其偶有採用小說的特點。《四庫全書總目》指出其中所載淖方成「禍水」語出自《趙飛燕外傳》，張彖「冰山」語出自《開元天寶遺事》，即是典型例子。因此，毋昭裔板印《九經》事雖載於《資治通鑑》，仍需分析是否可信。

《資治通鑑》這條記載繫於後周廣順三年五月，並無具體紀日。值得注意的是，據前引，本年六月又載後唐國子監刊刻《九經》事，二者記載在同一年的五、六月，幾乎相連接，這未免過於巧合。後唐國子監刊刻《九經》，有眾多史料可相印證，《通鑑》更記載了其「板成」之日為廣順三年六月丁巳，應有確鑿的史料來源。而《通鑑》記載毋昭裔刊刻《九經》的時間，則似乎是因為後唐刊刻《九經》「連類而及」，恐怕未必有確鑿的史料依據。

當然，《資治通鑑》記載未必可靠，更重要的原因是此記載幾乎找不到其他史料相印證，近似孤證。孔平仲《珩璜新論》以下的記載皆源自《資治通鑑》，此即陳垣所謂「父子證」而非「兄弟證」 ，不足以增加證據力。

四、後唐板刻《九經》與毋昭裔刻書並無關聯

後唐板印《九經》的緣起，據前引《冊府元龜·學校部·刊校》，乃因無力刊刻石本，又受到「吳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類絕多」的啟發，故有此舉。王明清所說的「仿其製作」就是這個意思。《冊府元龜·學校部·刊校》又載：

馬縞為太子賓客。長興三年四月，敕：「近以遍注石經，雕刻印板，委國學每經差專知業博士儒徒五六人勘讀並注。今更於朝官內別差五人充詳勘官。太子賓客馬縞、太常丞陳觀、祠部員外郎兼太常博士段顒、太常博士路航、屯田員外郎田敏等，朕以正經事大，不同諸書，雖已委國學差官勘注，蓋緣文字極多，尚恐偶有差誤。馬縞已下，皆是碩儒，各專經業，更令詳勘，貴必精研。兼宜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謹楷寫出，旋付匠人雕刻。每五百紙與減一選，所減等第，優與選轉官資。」時宰相馮道以諸經舛謬，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等，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雕為印板，流布天下，後進賴之。

這裡對該項工作有詳細記載：後唐《九經》所用底本為「西京鄭覃所刊石經」，即唐文宗太和七年（833）開始刊刻，開成二年（837）完成的石經。從長興三年(932)開始委任博士儒徒勘讀石經，以注附其下，又令當時碩儒馬縞、陳觀、段顒、路航、田敏等五人詳勘，然後才付諸刊刻。

毋昭裔擔任蜀相是在後主孟昶廣政三年（940），雕板刻書則在此後。從時間上來看，後唐刻書在毋昭裔板刻《文選》諸書之前，因此王明清所謂「仿其製作」純屬臆想。沈括《夢溪筆談》載：「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為板本。」所言板印書籍自馮道印《五經》開始固然不甚準確，不過在後唐板印《九經》之前未見影響深遠的板印典籍，則是可以肯定的。

後唐監本《九經》與毋昭裔刻書沒有關係，那麼，毋昭裔刊刻石經與後唐監本《九經》是否有關呢？萬斯同《石經考》認為蜀石經採取後唐監本《九經》為底本，主要依據來自《宋史》中的記載，田敏校改《尚書·盤庚》「若網在綱」為「若綱在綱」，而蜀石經亦作「若綱在綱」。王國維在此基礎上指出毋昭裔板刻《九經》更在石經之後，亦當仿田敏本。事實上，萬斯同、王國維所舉「若綱在綱」一條證據，並不足以說明蜀石經與監本《九經》存在沿用關係。

首先，蜀石經採用的底本，與後唐監本一樣是唐石經。晁公武《石經考異序》記載：

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偽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宮，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貞書；《周禮》，孫逢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志何人書，而祥字闕其畫，亦必為蜀人所書。然則蜀人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釗，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辦之，尤偉然也。

這裡所說「太和本」即唐石經。但「凡歷八年」的說法不甚確切，晁公武應該是根據蜀石本《孝經》《論語》《爾雅》書於廣政七年（944）、《周易》書於廣政十四年（951）推算出八年之數。然《周易》絕非後蜀刊刻的最後一部石經。南宋曾宏父《石刻鋪敘》卷上《益郡石經》記載：「《春秋左氏傳》二十八冊三十卷……蜀鐫至十七卷止。」後蜀滅亡時《左傳》僅刊完前十七卷。不僅《左傳》沒刻完，《公羊》《穀梁》《孟子》等幾部也是入宋之後才刻石，這點在討論蜀石經底本的時候需要注意。

其次，從蜀石經和後唐監本《九經》的文字差異也可以推斷二者不存在沿用關係。王應麟《玉海·藝文志》載：

偽蜀相毋昭裔取唐太和本，琢石於成都學官，與後唐板本不無小異。乾道中，晁公武參校二本，取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亦刻於石。張

又校注文同異，為《石經注文考異》四十卷。

蜀石經和後唐監本《九經》存在大量異文，晁公武對比兩本文字，撰成《石經考異》；張

進一步校勘兩本注文，撰成《石經注文考異》四十卷。《石經考異》已失傳，其《序》中對石本和監本的差異略有提及：

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有邢璹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一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紀。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

《郡齋讀書志》中對兩本異文也略有涉及，「《石經論語》十卷」條載：

其文脫兩字，誤一字，又《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衛靈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祿」，與李鶚本不同者此也。

由此可見，蜀石經與後唐監本存在諸多差異。萬斯同和王國維的觀點從邏輯上看似合理，實際上僅憑後唐監本與蜀石本《盤庚》「若網在綱」皆作「若綱在綱」一條證據，便推導出蜀石本仿五代監本，卻忽略二本存在大量異文的事實。

蜀石經與監本《九經》既有共同的文獻來源，文字理應高度一致，但事實上卻存在著很多差異，這可能是由於二本對底本校改程度不同之故。監本《九經》曾經田敏等人大量校改，造成了許多舛誤，在印行之初即已引起時人的非議。《冊府元龜·學校部·讎嫉》載：

周樊倫為國子司業。太祖廣順末，尚書左丞田敏判國子監，獻印板九經，書流行而儒官素多是非。倫乃掇拾舛誤，訟於執政。又言敏擅用賣書錢千萬，請下吏訊詰。樞密使王峻素聞敏大儒，佐佑之，密訊其事，構致無狀，然其書至今是非未息。

入宋後，學者對其穿鑿篡改文字有更清晰的認知。《宋史·田敏傳》載：

敏雖篤於經學，亦好為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尚書·盤庚》「若網在綱」為「若綱在綱」，重言「綱」字。又《爾雅》「椴，木槿」注曰「日及」，改為「白及」。如此之類甚眾，世頗非之。

又《宋史·聶崇義傳》載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

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為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為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

又《宋史·李覺傳》載：

淳化初，上以經書板本有田敏輒刪去者數字，命覺與孔維詳定。二年，詳校《春秋正義》成，改水部員外郎、判國子監。

又《宋史·崔頤正傳》載：

咸平初，又有學究劉可名言諸經版本多舛誤，真宗命擇官詳正，因訪達經義者，至方參知政事，以頤正對。

以上皆論及五代監本《九經》經過田敏的穿鑿式校改，造成許多文字舛誤。因為北宋初年學者的不滿，太宗時還對國子監板進行過修訂。《楊文公談苑》卷五《江南書籍》曰：「雍熙中，太宗以板本九經尚多訛謬，俾學官重加刊校。」具體如何刊校則不得其詳。

蜀石經對唐石經也有更改，除了入宋之後刊刻的《公羊傳》《穀梁傳》《孟子》三部，《毛詩》的文字差異也較為明顯，曾有學者質疑底本並非來自唐石經。但今人所見只有殘石，根據宋人對蜀石經整體內容和文字風格的描述，還是比較接近唐石經的。尤其從避諱字可以看出這一點。洪邁《容齋隨筆》卷四《孟蜀避唐諱》載：

蜀本石《九經》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世民」三字皆缺畫，蓋為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為莊宗、明宗臣，然於「存勖嗣源」字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諸帝，亦皆平闕，乃知唐之澤遠矣。

又《容齋續筆》卷十四《周蜀九經》載：

成都石本諸經……題雲廣政十四年，蓋孟昶時所鐫，其字體亦皆精謹。兩者並用士人筆札，猶有貞觀遺風，故不庸俗，可以傳遠。唯三傳（引者按，當為《公羊傳》《穀梁傳》和《孟子》）至皇祐元年方畢工，殊不逮前。

據洪邁所言，除了入宋之後刊刻的《公羊傳》《穀梁傳》《孟子》，其餘蜀石經在書寫方面具有明顯的唐代寫經遺風。蜀石經中避淵、世、民等字的現象，洪邁歸之於「唐之澤遠」，則非實際。當如清人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二二《後蜀毛詩石經殘本》所言：

晁氏《石經考異》稱《左傳》「祥」字闕筆，知為蜀人書。洪氏《容齋隨筆》稱其書「淵」、「世」、「民」三字皆闕畫，為避唐高祖太宗諱。今《左傳》未見，此本又無「祥」字，惟「淵」、「世」、「民」三字皆闕畫，與洪氏合。然不第此也，如「

」字中從「世」，改作「棄」。「泄泄」從「世」，改作「泄泄」。「葉」字中從「世」，改作「

」。孟蜀時唐諱可不避，蓋皆從開成本之原文。

這裡指出蜀石經中出現唐諱字，並非孟氏推尊唐朝皇室，而是沿襲自唐石經的避諱。顧永新對王昶的推斷表示認同。

由此可見，蜀石經與五代監本《九經》存在大量經傳異文，據前引《石經考異序》所言，既因為所採用傳注不同，也有刊刻者校改的緣故，整體而言，蜀石經較監本《九經》更接近於唐本。萬斯同主張「蜀中所刻固用田氏監本」，王國維認為後蜀木本《九經》「當仿監本」，都是沒有可靠依據的。

結 論

綜上所述，宋代並沒有關於「毋昭裔板刻《九經》」的流傳痕跡。「毋昭裔板刻《九經》」說的產生與兩大背景有關：一是毋昭裔確為較早使用雕版印刷正統書籍的著名人物；二是毋昭裔曾經主持蜀石刻《九經》的刊刻。這兩件事頗易發生聯繫，如果憑印象敘述，或者敘述時不謹慎，則很容易將兩者牽合在一起，從而訛傳出毋昭裔板刻《九經》事。《資治通鑑》記載了熹平石經、唐代石經、後唐板刻《九經》和毋昭裔板刻《九經》，卻無一字涉及影響力同樣巨大的蜀石刻《九經》。不僅《資治通鑑》，現存宋代文獻，凡提及毋昭裔板刻《九經》者，皆絕不提及其石刻《九經》；凡提及毋昭裔石刻《九經》者，皆絕不提及其板刻《九經》，這證明「毋昭裔板刻《九經》」說並非史實，而是毋昭裔板刻《文選》諸書與石刻《九經》兩事的混淆訛傳。

本文發表於《文獻》2024年第5期，為省篇幅刪去注釋，如需引用請參考原文。 轉自「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