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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鬥會一詞，中國人已經耳熟能詳，似乎無須多置閒喙了。然而批鬥會何以具有那麼大的魅力或者說魔力，何以能夠流行於那般廣大的時空，何以能夠席捲億萬智商並不低下的人群，何以能夠真的使一些被批者洗心革面，而使另一些被批者生不如死，何以真的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扭轉乾坤、翻天覆地……這些恐怕是事過境遷之後，值得費心琢磨一番的。
日前朋友傳給我一組照片。其中有四川農民鬥地主、開灤工人斗把頭、交通部斗章伯鈞、黑龍江斗李范五等。我出生於20世紀60年代，父親被批鬥過，自己也參加過許多批鬥會，但那時畢竟年紀小，腦子裡留下的畫面不太清晰。這次仔細地觀賞了這些老照片，設想自己置身於其中，或批人或被批，不禁心有感焉。
首先我注意到這些批鬥會的場面，都很「文明」，沒有血腥的、恐怖的鏡頭。 我們知道，有不少批鬥會是發生過打人、折磨人、虐待人、甚至打死人的情況的。許多回憶材料集中渲染和誇張了這一點，容易使人誤以為批鬥會就是打人會。其實那不是批鬥會的常態。土改時期中共中央專門發過文件制止批鬥地主過程中的打人傾向。土改工作隊經常要在批鬥會上努力控制農民的復仇和泄憤情緒，提醒農民只有「人民政府」才有懲罰地主的權力。文革中毛澤東專門為此類問題發出了 「要文斗，不要武鬥」的警句。事實上，多數的打人折磨人事件不是發生在光天化日的批鬥會上，而是發生在少數人私設的「公堂」里。必須把批鬥會跟公審大會分開，跟批鬥會前後的押送、囚禁批鬥對象的階段分開，才能理清批鬥會的實質。否則，不分青紅皂白地一通亂打，批鬥會就與黃世仁打楊白勞、與南霸天打吳清華混為一談了。
打人的、折磨人的批鬥會其實是失敗的批鬥會。批鬥會的奧秘正在於以不打人的方式徹底地把人打垮。
在表現農民受壓迫的現代文學作品中，很多作家都憤怒地描寫了狗地主如何打斷農民的腿，如何燒毀農民的房，仿佛非如此不足以反映階級壓迫之殘酷。其實這種情況也不是地主與農民關係的常態。只有魯迅先生，他從來沒有寫過地主打人、殺人，他寫的祥林嫂，到了魯四老爺家裡後，居然還變得白胖了。但正是魯迅的寫法，真正寫出了農民在靈魂深處所受到的壓迫。 魯迅最懂得，征服靈魂才是征服人的根本，而征服肉體，卻恰恰容易喚醒靈魂，激起加倍的反抗。一部《紅岩》講得再清楚不過，單純的肉體折磨，不但不能使人臣服，反而令折磨對象產生自我崇高感，敵對的力量不是減弱而是以幾何級數增強了。建國後對待「反動勢力」的基本政策也是如毛澤東所說： 「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當然在實際執行中，還是殺了、抓了不少。但為什麼以少殺人、少抓人卻能夠產生比多殺人、多抓人更大的效應呢?我們不妨從批鬥會的形式來管中窺豹一番。
正常的批鬥會要具備三個硬體：批鬥者、被批者、會場。三個軟體：合法性、罪行、儀式。在三個硬體中，批鬥者是主體，他們決定其他兩個硬體。但批鬥者的主體地位要由合法性來支持和維護，合法性又要由罪行來反證，而合法性和罪行都要依靠儀式來展現。所以，批鬥會的關鍵在於能否通過儀式來確定合法性和罪行，也即確定批鬥者對於被批者的專政權力。文革初期大搞武鬥的造反派，不久就紛紛失勢，走進窮途末路，由耀武揚威的革命先鋒變成「破壞文革」的打砸搶分子，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武鬥者沒有通過儀式來證明自己的合法性，所以只能奪權一時，不能掌權長久。文革的中後期各種運動中的批鬥，幾乎都是通過熟練的儀式進行的。
由此可見，設計和操縱儀式，乃是批鬥會的生命線。批鬥會本身就是一種暴力，正常的批鬥會不許亂打人，並非否定暴力，而恰恰是證明批鬥者對暴力的絕對擁有。即「我有打你的絕對權力和絕對理由，而我偏不打」，這才凸顯出什麼叫做「生殺予奪」。 像叢林般高舉的手臂可以把被批者一千次砸成肉泥，而批鬥會的主持者偏偏要保持良好的革命秩序，要令行禁止，這才給被批者帶來天塌地陷的心靈震撼。文革中有些批鬥會上還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特別要唱到「第五不許打人和罵人，軍閥作風解決克服掉」和「第八不許虐待俘虜兵，不許打罵不許搜腰包」。唱這些的動機除了提醒群眾自覺維護會場秩序外，主要在於昭示誰是主人誰是俘虜。「不許逞霸道」是為了要「逞王道」。王道之師，堂堂正正，排山倒海，摧枯拉朽，面對如此天威，倘若還執迷不悟，負隅頑抗，豈不是螳臂當車，自取滅亡?
然而，不許亂打人，不等於沒有對被批者身體的暴力性支配。 批鬥者和被批者的身份，是必須呈現在身體的狀態和姿態上的。這是批鬥會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一，批鬥者的人數相對於被批者一定要占壓倒優勢。根據毛澤東軍事思想，我軍至少要兩倍於敵軍，一般要三四倍，最好五六倍，條件允許時十倍八倍的多多益善。這是指軍事作戰。而批鬥會的兩者比例遠遠大於此數，十倍八倍的很普遍，百倍千倍的也很常見，幾萬人批鬥一兩個人的大會也不新鮮。千萬個肉體對一兩個肉體， 在生理上所引起的壓迫和恐慌無疑會擊垮大多數正常人，所謂「千夫所指，無疾而終」也。
第二，被批者的位置必須處於批鬥者的包圍之中。或者是四面包圍，或者是三面包圍和半圓形包圍。被批者不被包圍的方向必須有牆壁、死角或者執法人員，而不能是空廓地域或者活路等自由空間。這樣的布置並非擔心被批者逃跑——其實有些被批者是被勒令自己從家裡來到會場的，批鬥會結束後也可以自由回家—— 它的功能是一種戲劇化的象徵，天羅地網，無路可逃，「你已經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除了束手就擒，別無選擇。
第三，批鬥者與被批者的關係由「打與被打」轉化為「看與被看」。看是批鬥者的權利，他們看著、盯著，捕捉著被批者的神情，欣賞著被批者的姿勢，在視覺效果中抒發自己的憤怒和正義。而被批者沒有看的權利，他不能直視批鬥者，不能左顧右盼犀牛望月，不能望天慚高鳥，望水愧游魚，既不能高瞻，也不能遠矚，不能死盯著一個東西，也不能東瞧瞧西瞅瞅，更不能閉目養神當鴕鳥，總之他怎麼看也不是，不看更不是。他經常被呵斥：「看什麼哪!」「往哪兒看!」「仔細看看!」 他的視覺被剝奪、被支配了，從而他的世界便走向破碎，他只有投降於人家的那個完整的世界。
第四，由於看與被看關係的確立，就決定了批鬥者的身體姿態是便於看的，而被批者的身體姿態是便於被看的。批鬥者或昂首挺胸，或橫眉怒目，身體舒展，便於出擊。只有會場人滿為患水泄不通或小孩胡亂擁擠看熱鬧時，才造成身體不便。而被批者則不能昂首挺胸，更不敢橫眉怒目，他的最基本姿態應該是低頭。低頭則眼觀鼻鼻觀口口問心，這叫做捫心自問，良心有愧，所謂「低頭認罪」是也。因為低頭被看作認罪的外在指標，所以這成了批鬥會儀式中最重要的一環。由此便產生了與低頭相關的儀式系列問題。
首先有一個低頭幅度的問題。被批者被一再要求低頭、再低頭，不低頭就意味著不老實、就意味著頑抗，順次就產生了強迫低頭的問題，再接下去就產生了使用暴力的「牛不喝水強按頭」的問題。許多批鬥會上發生的打人和虐待人的現象都與低頭有關。根據動物學家的研究，動物之間表示臣服的身體動作主要有兩個，一個是趴下，一個是低頭，這兩個動作都是主動使自己放棄攻擊姿態，以不設防的方式把自己的生命「交給」對方，從而獲得對方的滿意，進而保全自己的生命。批鬥會上如果「趴下」，不利於「看」，只有「低頭」既表示了臣服，又滿足了觀賞。所以，把人打趴下，一般只用來威脅，輕易不實踐，而迫使人低頭，才是最合目的性的。老舍先生為什麼寧願去死?因為死是沒有看頭的，他不願意被人看他低頭甚至下跪，他寧肯悄悄地走進看不見的水底。
在黑龍江省批鬥李范五等人的大會上，七八個被批者不但標準地低著頭，而且齊刷刷地站在一排椅子上，用現在媒體上沒良心的時髦話說，「構成了一道靚麗的風景線」。這樣的儀式，不用語言解說，恐怕動物都能看懂。假設讓一隊老虎進入會場選擇食物，它們一定會選擇被批者，因為一看就知道，這幾個傢伙軟蛋啦，服輸啦，沒人緣啦，吃了白吃啦。
明白了這種儀式的性質，我們就比較容易理解批鬥會的神奇功能。 它有點類似於教師的體罰學生，雖有個別教師的體罰造成了學生的身體傷害，但大多數教師的主要目的是通過身體的不愉快來「觸及靈魂」。批鬥會上對身體的處理同樣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對被批者來說，第一在數量上也即力量對比上感到了不可抗拒的壓力，第二在空間位置上陷入走投無路、四面楚歌的絕境，第三在千百道灼灼目光的逼視下對自己發生質疑，難道說人家這麼多人都錯了就我一個人是對的?第四由於身體的屈辱姿態不斷產生心理暗示，我錯了，我是真的有罪的，我真該死。身體不斷向意識控訴：我現在的痛苦都是你害的，還不趕快認罪!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突然遭到暴力毆打，很可能會中斷那些心理暗示和自我譴責，重新喚起被批者頑強的理性，從而使得批鬥會的儀式前功盡棄。而倘若這種儀式延續下去，則多數人的理性會被擊垮，因為每個凡人都多多少少做過有愧於良心或他人之事，在這種精神的煉獄狀態下，認罪就成為擺脫屈辱獲得新生的一個令人自豪的選擇。
所以，許多人真誠地認罪了，懺悔了。許多人「轉不過彎子」，跳樓了，服毒了，瘋癲了。還有一些人，假裝認罪了，懺悔了，日後時來運轉，再去逼迫別人認罪或跳樓。只有很少的人，不認罪，不跳樓，也不瘋癲，他們的身體增添了一些傷疤或病痛，他們戰勝了時代。然而許多年以後，他們也無意去展示那些傷疤和病痛以博人讚頌或索人錢財。他們，是真正的人。
（原載於《學術界》(雙月刊)總第9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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