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明奇：探尋中國古代小說的「本然狀態」與民族特徵

魯迅自己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還說到「誠望傑構於來哲也」。魯迅這樣說，並非僅僅是出於他的謙虛，而是他深切地認識到，限於當時所能看到的小說材料等原因，他的《中國小說史略》，的確尚有頗可以完善的地方。魯迅的著作是如此，遑論其他不及魯迅的小說史研究論著了。

誠然，就中國古代小說史研究而言，並非沒有學者對這門學科的一些基本的概念與範疇作梳理，他們的梳理固然也有成功的，但更多的是偶然的、零碎的研究，不夠系統、深入，譚帆教授等所撰著的《中國古代小說文體文法術語考釋》則異乎是。

該書作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成果，2013年3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書分為上下兩卷，上卷是對「小說」「寓言」「志怪」「稗官」「筆記」「傳奇」「話本」「詞話」「平話」「演義」「按鑒」「奇書」與「才子書」「章回」「說部」「稗史」文體術語的考釋，下卷則是對「草蛇灰線」「羯鼓解穢」「獅子滾球」「背面鋪粉」「橫雲斷山」與「山斷雲連」「水窮雲起」「斗筍」「大落墨法」「加一倍法」「章法」「白描」「絕好妙辭（詞）」文法術語的考釋，幾乎囊括所有最為重要的小說文體術語與文法術語。

《中國古代小說文體文法術語考釋》

本書的獨到之處當然並不僅僅在於所考釋的小說文體術語與文法術語為數較多，而是本書以頗為清晰而完整的學科意識，從對小說文體術語與文法術語解讀這樣甚為獨特的研究視角，對中國古代小說最為基本的概念、範疇與發展歷程及民族特徵，作了整體的反思與梳理，是對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極大推進。

要而言之，本書最為卓特之處有三：

其一，從研究角度看，從全面、深刻地反思小說研究學術史、特別是小說文體術語與文法術語的歷史流變切入做小說文體史、小說批評史研究，這誠然不是本書研究最為根本的目的，卻是本書非常突出的一個特點。

其二，從研究方法看，融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與現代學術研究思想於一爐，既有材料異常紮實的考據，又有內涵甚為豐贍的理論。

其三，從研究價值看，本書由此重新認識與界定中國古代小說文體與文法術語最為核心的概念與範疇，還原中國古代小說的「本然狀態」與民族特徵，並為撰寫一部真正有民族特色的而不是西方小說觀念籠罩下的中國古代小說文體發展史，掃除積弊，提供至為關鍵的具有較為科學界說的概念與範疇支撐。

二

陳平原教授在本書的序中指出：「本書最大特色是將批評史、文體史、學術史三種視野合一。」這個評價是十分中肯的。我的看法是，著者其實是從反思小說學術史入手做小說文體史、批評史研究。

《中國古代小說文體文法術語考釋》增訂本

這是因為，著者的著手處固然是在反思小說研究史，但其一個重要的落腳點乃是在對諸多最為基本、最為核心的小說文體術語與文法術語的爬羅剔抉，刮垢磨光。

作為有鮮明民族特徵的小說文體術語與文法術語，無疑高度聚焦了小說文體史、批評史之菁華，因此，對眾多重要小說文體術語與文法術語的深度闡釋與綜合研究，事實上便是以特殊的學術理路，對中國古代小說文體史與批評史的「本然狀態」與民族特徵，進行獨到的開掘。

黑格爾說，熟知並非真知。學術研究往往要對人們看似「熟知」的東西加以反思，以求覓得「真知」。毋庸置疑，無論在社會科學領域，還是在自然科學領域，反思是傑出學者極為可貴的品格與學術精神。

反思，意味著懷疑，意味著探究，意味著批判，也往往意味著發現，而這正是學科向前推進的必要前提。對任何一門學科來說，一部學術研究史，不妨說就是一部學術反思史。一個學者如果不能深切地反思學術史，就難以找到有較高水準的學術研究的邏輯起點，發現確乎有價值的重大學術問題。

《中國古代小說文體史》，譚帆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5月版。

反之，有反思才會有問題，而問題是學術研究的前導；找到了真正的學術問題，也就找到了一個學科前進的方向。若找了大本大原的問題，又勤加泛覽，細加鑽研，則必定極大地推進一門學科的向前發展。

本書之所以甫出版就贏得廣泛的學術讚譽，正是譚帆教授帶領其團隊深刻地反思整個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史中小說文體術語與文法術語這樣頗具根本性、有關全局性的問題，並全身心投入、持之以恆認真探索的結果。

本書反思中國古代小說史研究最為傑出的貢獻在於：對一百年來籠罩在西方小說觀念下國人普遍習以為常，然而並不真知的中國古代小說概念，作了全面、系統、深入的思考。這是在看似沒有問題的地方卻發現了絕大的問題，旨在復原中國古代小說的本來面目。

譚帆教授在本書的序言性文字之一《術語的解讀：小說史研究的特殊理路》中說：

近代以來，「小說史」之著述大都取西人之小說觀，以「虛構之敘事散文」來概言中國小說之特性，並以此為鑑衡追溯中國小說之源流，由此確認了中國小說「神話傳說——志怪志人——傳奇——話本——章回」之發展線索和內在「譜系」。

此一線索和「譜系」確為近人之一大發明，清晰又便利地勾畫出了符合西人小說觀念的「中國小說史」及其內在構成。然則此一線索和「譜系」並不全然符合中國小說之實際，其「抽繹」之線索和「限定」之範圍是依循西方思想觀念之產物，與中國小說之傳統其實頗多「間隔」，「虛構之敘事散文」只是部分地界定了中國小說之特性，而非中國小說之本質屬性。

《中國小說史研究之檢討》，譚帆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7月版。

小說史研究是如此，小說批評研究亦然。譚帆教授在本著作的序言性文字之二《文法術語：小說敘事法則的獨特呈現》中說：

近代以來，隨著小說評點在小說論壇上的逐漸「消失」和西方小說理論的大量湧入，文法術語漸漸脫離了小說批評者的視線，人們解讀中國古代小說已習慣於用西方引進的一套術語，如「性格」、「結構」、「典型」、「敘事視角」等，並以此分析中國古代小說，所謂「以西例律我國小說」。可以說，這一套術語及其思路通貫於百年中國小說研究史，對中國古代小說史之研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而中國傳統小說批評的文法術語倒逐漸成了一個「歷史的存在」2。

這樣的中國古代小說史研究歷史與現狀似讓人覺得不可思議，而事實卻正是如此。這就是說，近一百年來，絕大多數學者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無論是小說史還是小說批評史，不知不覺中主要是在西人的小說觀念導引下進行的，所謂「以西例律我國小說」。

《中國小說評點研究》

這種學術方法、學術視野指導下的研究，正如譚帆教授所沉痛指出的那樣，至多只是部分地闡釋了中國古代小說的民族特徵，而其整個真面目即「本然狀態」，卻因之被長久地遮蔽或者說忽視了。

在譚帆教授之前，並非沒有人認識到20世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觀念，乃是西人小說觀念下的產物。1905年出版之《新小說》，上刊《小說叢話》，中有定一語，即有前述所謂「以西例律我國小說」。郁達夫在《小說論》中則說：「中國現代的小說，實際上是屬於歐洲的文學系統的。」而現代小說，也就是「中國小說的世界化」3。

他如胡懷琛在商務印書館1929年出版的《中國小說概論》中也說：「現在中國流行的小說，就是西洋的Short story（短篇小說）和Novel（現代小說），但這兩種都是以前所沒有的」，所以現在用的「小說」名稱是「借用」的，「決不是一個確切相當的名稱」。

當時就是像鄭振鐸這樣的學者，也是基本用西方的小說觀念去劃分中國古代小說的分類，其發表在《學生雜誌》1930年1月第17卷第1號上的《中國小說的分類及其演化趨勢》一文，就將小說分為短篇小說（筆記、傳奇、平話）、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小說以篇幅分為「短篇小說」「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這顯然是西方的小說觀念。

在中國固有的小說觀念中，小說從不如此以篇幅分。因此，鄭振鐸的此種劃分，與中國古代小說的實際，即「本然狀態」其實相距甚遠。

不過，定一、郁達夫、胡懷琛等人只是看到了問題——這誠然比沒有看到問題而津津樂道地陶醉於用西方的小說觀念研究中國古代小說者自然要高明得多，但他們並沒有用實際的研究成績去解決所看到的問題。

《中國雅俗文學思想論集》

從這個角度看，譚帆教授等的研究，其實是對近現代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史中學術大問題的當代完成。擴大而言之，還原性地反思中國古代小說史研究，成為近現代學人留給今人的一個時代課題。此課題不解決，中國古代小說研究難以向前發展。也就是說，中國古代小說史研究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現在必須回到「什麼是中國古代小說」這樣的本原問題上。

在近代數學史上，德國著名數學家希爾伯特，1900年在巴黎召開的國際數學家大會上，以「數學問題」為題，作了精彩演講，提出了23個極為重要的數學問題。這就是著名的希爾伯特的23個問題，它們被認為20世紀數學研究的制高點。希爾伯特問題對20世紀數學的發展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影響深遠。

准此，定一之「以西例律我國小說」的問題，不妨說是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史上的一個「希爾伯特問題」。譚帆教授等固然並不是第一個研究此問題的人，卻是以近十年勤勤懇懇、扎紮實實的學術探索，第一個拿出了一部梳理全面而細密，論述系統而深透，讓學界耳目一新的學術專著的人。今後的研究者，如果想從根底、從本質上真正理解中國古代小說的「本然狀態」與民族特徵，本書是難以繞開的必讀之書。

《中國分體文學學史小說學卷》

本書著者旨在探究中國古代小說民族特徵的真面目，即「本然狀態」，而破「以西例律我國小說」之研究格局，然而中國古代小說歷史悠久，發展歷程甚為複雜，譜系極為龐大，從什麼地方切入才能較好地從整體上把握其本質，攫取其精髓，直探其底蘊，統攝其靈魂？

如果像通常那樣從作家創作心理、作品藝術特色、小說創作理論與小說思想等入手研究，當然也能道出中國古代小說「本然狀態」某些重要的方面，著者的獨到之處在於別出心裁地從諸多文體術語與文法術語的考釋入手，這便抓住了問題的根本。

之所以這麼說，這是因為，正如譚帆教授在《術語的解讀：小說史研究的特殊理路》中所云：「術語正是中國小說『譜系』之外在呈現」，「所謂『術語』是指歷代指稱小說這一文體或文類的名詞稱謂，這些名詞稱謂歷史悠久，涵蓋面廣，對其作出綜合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考知中國小說之特性，進而揭示中國小說之獨特『譜系』，乃小說史研究的一種特殊理路」，「從術語角度觀照中國小說文體，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中國小說之文體構成與文體發展，且從價值層面言之，術語也顯示了小說文體在中國古代的存在體勢。」

因此，「考索術語與中國小說文體之關係對理解中國小說特性亦頗多裨益」。無庸贅言，文體術語如「小說」「寓言」「志怪」「稗官」「筆記」「傳奇」「話本」「詞話」「平話」「演義」等等，無疑高度濃縮了中國古代小說的「本然狀態」。文體術語是如此，文法術語亦然。它們猶一樹之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而各饒丰姿，其實是在不同的層面上，生動地演繹著中國古代小說的民族特性。

譚帆教授在《文法術語：小說敘事法則的獨特呈現》中指出：「在中國古典小說術語中，除了指稱小說史上相關文體的專門術語諸如『小說』、『傳奇』、『演義』、『話本』等之外，還有大量獨具特色的小說文法術語，如『草蛇灰線』、『羯鼓解穢』、『獅子滾球』、『章法』、『白描』等，這類文法術語既是中國古代小說評點家所總結的小說敘事技法，同時又是小說評點家評判古代小說的一套獨特的批評話語，最能體現中國傳統小說批評之特色。」

《中國小說評點研究新編》

因此，著者結合中國傳統文化宏闊的背景，反思小說研究史，即既深挖小說文體術語與文法術語之根底與內涵，又細探其歷史流變與邏輯演進，復鑒衡其鮮明的特性與獨到的價值，對中國古代小說的「本然狀態」與民族特徵，乃有發前人所未發的嶄新發現。

簡括地說，這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以文體術語與文法術語之核心概念、範疇之被重新闡釋、界定與展開的方式做小說文體史與小說批評史研究，毋庸說是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史的一個獨特路徑與重大創舉。

三

如果從比較具體的考釋小說文體術語與文法術語來看，本書最為顯著的特色就是融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與現代學術研究思想於一爐。這就是說，本書的研究，既有踏踏實實、嚴密細緻的考據，卻又不流於瑣碎，復有現代學科意識高屋建瓴地去統領它，有較為系統、精闢的理論的歸納與提升。

《古代小說評點簡論》

從表面看，本書似乎只是一部解讀文體術語與文法術語的書，而其中實包蘊了極為豐富的小說學思想，彰顯鮮明的小說文體與小說批評發展演變的軌跡。

要而言之，解讀文體術語與文法術語，如前所說，乃是本書切入整個中國古代小說史研究的特殊路徑，其目的，絕不僅僅決局限於文體術語與文法術語本身之一隅，而是旨在通過對這些術語的歷時性梳理，由此正本清源，徹底破除百年學術陳見，進而全局性地推進中國小說史的研究。

因此，本書事實上是一部有明確小說文體學與小說批評等小說學思想貫穿其中的學術研究專著。熊十力在《佛家名相通釋》之《撰述大意》中說：「若已見得法相唯識意思，而欲詳其淵源所自與演變之序，則溯洄釋迦本旨，迄小乘、大乘諸派，順序切實理會一番，便見端的。」

概言之，本書正是欲詳究小說文體術語與文法術語之「淵源所自與演變之序」，最終溯洄小說本旨，由是對小說文體術語與文法術語「順序切實理會一番」。

乾嘉學派研究學術問題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十分重視證據，靠材料說話。他們的某些研究，固然也有煩瑣而不得要領的地方，但無疑很好地體現了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治學精神。

本書的寫作自然不僅僅以材料的豐富取勝，但的確在材料的梳理上下了極大的功夫。這成為本書能夠獲得學術上成功的最為基本的保證。

《明清小說分類選講》

在與劉曉軍所作的《在小說戲曲研究領域的堅守與開拓——譚帆教授訪談》中，譚帆教授就指出本書「在史料上試圖涸澤而漁、一網打盡，既為術語的解讀提供儘可能完備的佐證，也為後來研究者提供可資參考的線索。」許多研究者並非不知道中國古代小說史研究多有「以西例律我國小說」之情狀，但往往既沒有選好研究的視角，在材料的梳理上也沒有下過追蹤索源、刨根究底的功夫，故他們於中國古代小說「本來面目」之探究，多半停留在空發議論、泛濫不知所歸的境地。

陳尚君教授曾說：「如果不知道考據而又從事文史研究工作的話，很難達到一個更高的層次。4此誠有得之言。

譚帆教授等通過原原本本、全面詳博的材料梳理、史實開掘與理論提升，破除中國古代小說遭遇西方小說觀念而形成的種種「遮蔽」，進而恢復中國古代小說的「本然狀態」。

總而言之，本書對小說文體術語與文法術語的考釋，特別是對小說文體術語的考釋，既有著十分精深、純粹的考證，又有著宏觀在握、全局在胸的理論升華。

《中國古代小說史敘論》

此前人們未嘗不注意對小說文體術語的研究，但其方法正如劉勇強教授在《古代小說文體的動態特徵與研究思路》中所曾指出的：「以往的文體研究，較多集中在特定文體外在形式的研究即所謂『辯體』上，比如何為小說、傳奇與志怪的區別、話本的體制、小說敘述方式的韻散結合，等等。這些問題當然都很重要，需要探討；但文體研究如果僅僅局限於單純的外在形式而不更充分地考慮其生成過程及呈現方式，恐怕是無法實現上面預期的目的的。」文法術語的研究也有類似的情形。

劉教授所謂「上面預期的目的的」，乃是指「不只是增進我們對小說某一體式更清晰的了解，而且還使我們有可能真正從觀念上超越20世紀『以西例律我國小說』的思維模式，糾正相當普遍的小說研究與文學自身目的相疏離的現象，進而探索符合中國古代小說實際的理論體系。」5

譚帆教授等正是通過對小說文體術語與文法術語的「生成過程及呈現方式」，下了一番如本書《後記》所說的「考鏡源流、梳理內涵、抉發意旨、評判價值」綜合研究的功夫，由是徹底破除「以西例律我國小說」的思維模式，很好地實現了有關中國古代小說史研究的目的。

且先以小說文體術語的考釋為例。如《「演義」考》一文，就是本書中的一篇力作。在人們通常的認識中，「演義」之義界似乎早有「定論」：「演義」即是「歷史演義」之謂。其根據主要來自魯迅。

在魯迅的《小說史大略》中，將「歷史演義」作為一種小說類型，用以指稱《三國演義》《水滸傳》等作品。《中國小說史略》一書、《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一文未用「歷史演義」這一稱謂，而代之以「講史」，後人因之有「歷史演義」或「講史演義」之說，並由此確認「演義」之基本內涵：「演義」是小說類型概念，是指以歷史為題材的小說作品。

《乾嘉考據學研究》

本書著者通過大量史料，依次仔細考辨與梳理章炳麟之論「演義」、「演義」之本義、「演義」作為書籍之名、「演義」先為「釋義考證之謂」後逐漸演化為對文學經典的闡釋、唐代變文、宋代說話、「演史」、通俗小說之稱為「演義」、「按鑒演義」、「演義」與「小說」的關係、明清人的「演義」觀念、「歷史演義」等，信有乾嘉治學風範，由此有理有據地得出這樣甚為周密而堅實的結論：

（1）「演義」源遠流長，有「演言」與「演事」兩個系統，「演言」是對義理的通俗化闡釋，「演事」是對正史及現實人物故事的通俗化敘述。

（2）「演義」一辭在小說領域，是一個小說文體概念，指稱通俗小說這一文體，而非單一的小說類型概念，故在小說研究中，以「歷史演義」直接對應「演義」的格局應有所改變，「歷史演義」僅是演義小說的一個組成部分。

（3）「演義」在歷史小說領域，其最初的含義是「正史」的通俗化，所謂「按鑒演義」，但總體上已越出這一界限。

魯迅《中國小說史大略》

因為有對歷史文獻的涸澤而漁式的爬梳，邏輯演繹了「演義」的「生成過程及呈現方式」，上述結論因此不是空穴來風、無根之談。

與此同時，著者決不是滿足於展示所搜尋到的有關「演義」的第一手豐富的材料，以炫博學，而是以現代學術眼光，作極精闢的理論的熔鑄與提升，即如前述指出「演義」有「演言」與「演事」之分，一是「對義理的通俗化闡釋」，一是「對正史及現實人物故事的通俗化敘述」，是兩個系統；「演義」是一個小說文體概念，而不是「單一的小說類型概念」，如此等等，無不從理論層面道出或深化自有「演義」一詞以來人所未曾道的卓見，是對演義「本然狀態」與民族特徵的深刻而獨到的揭示。

特別20世紀50年代以來，人們之論「演義」大都以魯迅之說為圭臬，而未察魯迅限於當時歷史條件，其論述的視角較為單一，不夠周詳，則本著作之研究，豈非是對魯迅以來有關小說「演義」概念闡述的顛覆性梳理與研究？

即如1999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辭海》縮印本尚如此釋「演義」：「舊時長篇小說的一體。由講史話本發展而來。系根據史傳敷衍成文，並經過作者的藝術加工。」依譚帆教授之論述，則此定義之偏狹與陳舊顯而易見。

他如對「小說」「志怪」「筆記」「傳奇」等等其他小說文體術語的考辨亦然。如「筆記」和「筆記小說」，乃是古代文學與古典文獻研究中最為混亂的概念術語之一，著者從「古代文類系統中『筆記』之名實」「近現代的『筆記』與『筆記小說』概念」「『筆記體小說』之特性」三個方面，用大量材料展開論證，令人信服地指出「筆記體小說」的主要文體特性是：

《清代筆記小說大觀》

「以載錄鬼神怪異之事和歷史人物軼聞瑣事為主的題材類型，『史之流別』的文體性質，『資考證、廣見聞、寓勸戒、供詼啁』的功用價值定位，『據見聞實錄』的記述姿態和寫作原則，隨筆雜記、不拘體例、篇幅短小、一事一則的『言皆瑣碎、事必叢殘』的篇章體制。」

著者論「筆記體小說」，亦考鏡源流，辨章學術，頗見考據功夫，然最終從「題材類型」「文體性質」「功用價值」「記述姿態和寫作原則」「篇章體制」加以歸納，是只知考據而不通理論者決不能道，實既簡潔、精粹而復彰顯現代小說學思想，為從來論「筆記體小說」者所未曾有，給人以全新之認識。

在對小說文法術語的考釋方面亦然。為了使論述不過於冗長，我們不妨僅以本書《釋「草蛇灰線」》為例。在通常意義上，人們對「草蛇灰線」這種修辭手法似乎並不陌生，但事實上對其形成的歷史淵源與發展演變並不真正清晰，對其作為小說評點術語與創作技法往往也只有初步的感性的認識。

本書著者卻深挖其根腳，探明其源流，即如同論述小說文體術語那樣同樣論述其「生成過程及呈現方式」，並從頗具理論意味的小說創作原則與美學規範的角度加以科學總結，同樣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金聖嘆與中國戲曲批評》

據著者考證，「草蛇灰線」作為古代小說評點中較為常見的一個文法術語，源於堪輿理論，較早出現在唐代。唐人楊筠松所撰堪輿書《撼龍經》已提到「草蛇灰線」，明人所撰堪輿類典籍《靈城精義》亦有載錄，本是指山勢（龍脈）似斷非斷、似連非連的態勢。

此後詩文領域、散文批評與戲曲批評中也借鑑了「草蛇灰線」這一術語，意謂「尋求類似意象前後相映而形成或隱或顯的線性貫通，著眼於前後敘述中的伏筆照應」，而小說批評中「草蛇灰線」的用法與上述內涵大致相通。

著者指出較早在小說批評中引入「草蛇灰線」的可追溯至明代正德元年（1506）「戲筆主人」所撰的《<忠烈傳>序》，金聖嘆則在小說評點中廣泛運用「草蛇灰線」這一文法術語。在金聖嘆那裡，「草蛇灰線」是指「結構上的線索貫串、細節敘寫上的伏筆和照應以及小說意蘊指涉上的『影寫法』」等內涵。此後的小說評點涉及「草蛇灰線」者，多承繼上述金聖嘆之小說批評思想。不過著者之論「草蛇灰線」並不就此完結。

著者認為，在古代小說批評中，「草蛇灰線」之所以得到普遍的運用，與古人的小說創作原則與美學規範緊密關聯。

其一是「目注此處手寫彼處」的小說創作藝術追求，如金聖嘆、陳其泰、哈斯寶等均有類似的表述。古人之所以崇尚此種寫作藝術，乃是因為它有助於著者「將分散於作品不同部位的細節單元加以有機鉤連，形成一個內在的統一體」。

其二與中國古代小說批評家一致稱道的「藏而不露」的美學規範有關。如毛氏父子批點《三國演義》即雲「文章之妙，妙在猜不著」。《平山冷燕》第二十回批語亦說：「文章之來蹤去跡，最嫌為人猜疑著而不知變。」

《醉耕堂刊毛宗崗評本三國演義》

作為小說文法術語的「草蛇灰線」，正契合這一美學規範。著者不僅從大量文獻入手，仔細探究了「草蛇灰線」的來龍去脈，更對其在明清的廣泛流行，以現代學術眼光，從小說創作原則與美學規範的高度，作了深層的理論上的追索與思考，無疑是對中國古代小說批評史的一大重要貢獻。

譚帆與王慶華在合作撰寫的《中國古代小說文體流變研究論略》一文中指出：「中國古代小說文體研究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或許需要確立以下思路：

以回歸還原中國古代小說文體和文體觀念之本體存在為出發點，對中國古代小說文體的整體形態及各文體類型的起源、發展演變進行全面、系統的梳理，勾勒出古代小說文體之體制規範和藝術構造方式、形態的淵源流變，同時，從小說文體理論、創作與傳播、雅俗文化與文學、社會歷史文化等多角度對小說文體流變進行全面的綜合融通研究，揭示文體發生、發展流變的原因和規律。」6

《文言小說文類與史部相關敘事文類關係研究：小說在雜史、傳記、雜家之間》

此文發表在2006年的《文藝理論研究》上。在七年後的與劉曉軍所作的《在小說戲曲研究領域的堅守與開拓——譚帆教授訪談》中，譚帆教授幾乎一字不差地重複了此話。這說明，這是譚帆教授一以貫之非常明確的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文體流變研究的總的指導思想，其現代小說文體學的理念與表達昭昭可見。

因此，從這個角度看，譚帆教授等考釋中國古代小說文體術語與文法術語，固然頗有乾嘉精神與方法貫徹其內，然與乾嘉學派基本滿足於事實之梳理與認定不同，有更高的現代小說學術思想統領著考據。

考釋術語不過是一種特殊的路徑，其指向則是更為遠大的學術目標——即如譚帆教授在訪談中所說的，為寫出一部「迥異於已有的中國小說史的中國小說文體發展史」作準備，而這正是譚帆教授及其團隊目前正在著手進行的國家重大項目。

因此，譚帆教授等以極大的學術勇氣，追根窮源、專門考釋中國古代小說文體術語與文法術語，從根本上說，實是為撰寫出一部氣度恢弘、真正有自己民族固有特色的中國小說文體發展史，提供堅實的有較為科學界說的概念與範疇基礎，是奠基性的工作。

但此考釋因對中國古代小說的「本然狀態」與民族特徵有諸多獨到的重大發現，這本身也便成為極具開拓性的研究。小說文法術語當然並不就是文體術語，然由於它的民族特徵，如同小說文體術語那樣，長久以來亦頗為西方小說批評術語所遮蔽。

因此，對它的深度研究與考釋，除了有助於認識、構建有獨特民族性的中國小說批評史之外，對重新認識中國小說文體發展史之真面目，無疑是一個十分有益的參照。

譚帆教授

譚帆教授在訪談中說：「我們將努力結合中國小說文體學研究，建立一套切合中國小說文體固有的民族、本土特徵的理論框架和分析模式，以還原的思路充分揭示中國小說文體的整體形態及各文體類型的起源、發展演變，更加貼近中國小說文體發展演化的本然狀態和邏輯線索，從而對中國小說文體做出新的審視和評價。」我們熱切地期待著譚帆教授等的這一奮鬥目標早日實現！

注釋：

1、譚帆、劉曉軍：《在小說戲曲研究領域的堅守與開拓——譚帆教授訪談》，《學術月刊》2013年第11期。

2、《小說叢話》中定一語，見1905年版《新小說》。

3、劉勇強：《一種小說觀及小說史觀的形成與影響——20世紀「以西例律我國小說」現象分析》，《文學遺產》2003年第3期。

4、陳尚君 黃陽興：《辨章學術 考鏡源流——陳尚君教授訪談錄》，《中文自學指導》2006年第1期。

5、劉勇強：《古代小說文體的動態特徵與研究思路》，《文學遺產》2006年第1期。

6、譚帆、王慶華：《中國古代小說文體流變研究論略》，《文藝理論研究》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