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台灣電影而言，一條相對製作更加類型化，題材更具有普遍意義的道路正在出現。
作者 | 連然
01
《緝魂》是程偉豪導演的第四部長片作品，他來自中國台灣，1984年生人，本科就讀於輔仁大學廣告傳播學系，碩士畢業於台灣藝術大學電影學系。程偉豪拍過的四部長片都體現出較好的商業價值和類型化特點。
2015年的《紅衣小女孩》以8500萬新台幣的票房成績刷新台灣十年間恐怖片票房紀錄，並獲得2016年金馬獎最佳新人導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特效、最佳剪接等四項獎項提名；2017年的《目擊者之追兇》在台灣的票房超5000萬新台幣，也入圍台北電影獎以及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最佳導演；同年的《紅衣小女孩2》則是當年度唯一票房成績破億的台灣電影，再次刷新台灣恐怖片以及續集超越首集票房成績記錄；正在上映中的《緝魂》，在大陸市場上映10天，票房已過9297萬人民幣。
《緝魂》的主要班底和演員大都來自中國台灣，劇本則取材於大陸作家江波的科幻小說《移魂有術》。相比更接近智力遊戲的原著小說，導演對影片做出許多改編，原著作者江波對此也認可，「導演的改編功力非常深厚，對小說進行了『升級』，讓故事中蘊含的情感變得飽滿真摯。」
此次《緝魂》進入大陸，大陸電影公司鐵木真影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鐵幕真影業總經理童文群與《移魂有術》的作者江波是老鄉，兩人都來自浙江淳安，「都是千島湖人這一點很重要，是這一層關係把大家聯繫在了一起」，江波如此說起過。
根據《錢江晚報》的報道，試圖尋找適合的懸疑題材文學作品拍攝科幻片的童文群，通過友人介紹認識了江波，在看完《移魂有術》後，他找到程偉豪導演，並促成《緝魂》的順利立項、拍攝、上映。
實際上，童文群也是促成程偉豪上一部長片《目擊者之追兇》在六年長跑後終成片面世的重要人物。作為台灣近十年來唯一一部犯罪懸疑題材的電影，《目擊者之追兇》原本是程偉豪想要拍的第一部長片，他一直很想嘗試拍攝比較黑暗的犯罪懸疑電影，但當時因為沒有成功前例可循、內容尺度較大，以及市場對新導演能力的擔心等原因，一直沒有資方敢投資。
之後幾經波折，直到程偉豪的短片《保全員之死》獲得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獎，加上先拍出的《紅衣小女孩》創下8500萬新台幣的票房，從而吸引到了童文群，最終讓《目擊者之追兇》得以獲得資金完成創作。
《目擊者之追兇》圍繞一出九年前車禍現場展開，男主想要查清事實，不可告人的秘密與真相一次次被牽連出現，反轉多次出現，沒人能看清真相的全貌……
在這部電影里，程偉豪嘗試了讓真相和謊言一直不斷翻轉，最後甚至是個羅生門式的隱喻。在他看來，這樣才比較接近真實人生，「因為人通常會因為各自立場而需要說謊，不管是善意謊言還是惡意欺騙，這成了電影主要的娛樂性來源，也更符合我的表達。很多時候我們無法看清真相，因為各自只是散落各處的碎片。」
具體到操作手法，程偉豪之前在Asian Movie Pulse的訪談中曾經分享過影片複雜氣氛的打造：「因為主角是記者，所以一開始就跟攝影師說想要全手持拍攝外加偶爾來點Zoom，製作一種紀實感和臨場感，也很像一直有雙眼在窺視。每場戲都有粗略切分鏡，到了拍攝時我會先讓演員稍微走位排戲之後，再讓攝影師直接去抓拍，有些關鍵線索需要的話再補特寫，或甚至就留白不補了，在這樣狀態下做出有機感。
整部電影走高反差的光比，主要分成室內、戶外兩種光法，室內大多走帶有Cyan色調的冷色溫，去仿日光燈管出來的效果，戶外大多是黃綠交雜的暖色溫，因為台灣的街道巷弄大多是黃色燈。整體高反差的光比，再配合我想要的手持紀實感。就讓整體複雜的氣氛出來。」
這次在《緝魂》中，程偉豪選擇展現人性中更為朝向溫情的一面。儘管雜糅了犯罪，兇殺，懸疑，倫理，科幻，恐怖，宗教等多種類型元素，但最終收攏情節的也是他最想表達的情感是親人尤其是伴侶之間的愛。
他告訴，「在經歷生離死別後，會發現不管是親情愛情或是友情，這些伴侶關係之間的愛，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這樣深刻的體會也來自導演親身的經歷。在程偉豪做劇本的過程中，父親因癌走到人生的盡頭。「在面對非常親的人死亡之前，因為先經歷他癌症的那些過程，你會看到他身心靈一些變化。到最後剩那半年的時間，癌細胞真正到腦，更大的衝擊是來自於身心靈完全脫離肉體，有很多東西根本沒有辦法控制。病患的家屬在照顧的狀態之下，身心靈狀態也會產生非常大的一個劇變。所以在《緝魂》里，更重要的命題就是生死。」
從電影表達上看，程偉豪願意將《緝魂》視為一種「跨類型/混類型」。如此操作的基礎在於，不管是《紅衣小女孩》的系列，或者是《目擊者之追兇》，程偉豪已經把某些類型該有的一些套路想辦法做足，並且完成實踐，比如犯罪片的快節奏與不斷反轉。
也因為這次故事的某種獨特性，客觀上要求「混類型」的電影表達。更進一步，程偉豪將《緝魂》的故事歸納為「東方玄學科幻的懸疑犯罪類型片」，既有輕科幻「近未來」的設定，用以探討科技與人性的關係，比如在電影中，可以移植意識與記憶的「RNA」技術，即是西方科學的體現；又有東方奇幻文化的體現，在《緝魂》的前半段，東方玄幻的色彩尤其濃厚，比如富翁的兒子王天佑身上的刺青就取材自《山海經》、梵文，影片還使用了巫術、符咒、附身、六芒星陣法等許多手法，體現了古老東方文化中的「靈魂」是如何存在與轉移。
從自己的電影處女作開始，程偉豪一直很就喜歡《山海經》，「《山海經》上的內容，女媧伏羲圖，還有一些與靈魂有關的術法，這些都是屬於東方的元素。」
他這次想要在一部電影中創造出不同層次的觀影體驗，所以在寫劇本的過程中，先放入驚悚、偏玄幻神秘的東西，再有西方科技，到中後段，又設定三個大的反轉點，聯動亦正亦邪的人物關係，製造出更抓人的娛樂效果。具體到手法，形式上有借鑑西方恐怖片的「聲東擊西」，內容上則沿襲亞洲鬼片因果輪迴語境下的「心理驚悚」，最終則是以人性為導向，用靈魂與生死的大命題來收攏。
02
在一定程度上，程偉豪在類型化上走的路可以說是「從無到有」。在2014年的《紅衣小女孩》之前，台灣本土已經十餘年未曾有過成功的恐怖片，再次啟動時，曾瀚賢（台灣著名監製、製片人）在尋找方向的過程中，先想到了台灣地區傳說多年的經典恐怖形象「紅衣小女孩」。
據《黑白文娛》的報道，在2014年策劃「紅衣」時，曾瀚賢就計劃要拍攝三部，做出這一規劃，不僅僅是出於IP化的需要，更是在為台灣類型片製作產業化和工業化做構想與試驗，他希望通過三部作品的系統性拍攝，聚焦人才並打開市場。
對於程偉豪來說，「紅衣小女孩」是他們80後一個共同的恐怖記憶，這個記憶來自一檔九十年代的電視靈異節目。根據中國台灣媒體的報道，1998年，有一家人到台中市大坑風景區山上郊遊時用錄影機拍攝遊玩影片，在後來翻看影片時，發現一名身穿紅衣的表情陰沉、面部非常猙獰及蒼老的小女孩，再後來其中一個參與者突然病逝，這家人於是把該影片寄給靈異節目《神出鬼沒》尋求解釋……
程偉豪在為紅衣小女孩定調的時候，基於《怒戰天神》這種希臘神話改編的故事的電影，決定將《山海經》的相關內容作為有魑魅魍魎之類形象的來源。
於是，《紅衣小女孩》用魔神仔的角度進行了展開和詮釋。在鄉野傳說中，魔神仔是一種誘導人類到山野間迷失的鬼或精怪，會利用人類的心魔創造出一個虛幻的結界空間。
在一個長於文藝片創作的電影市場，程偉豪之所以想做類型片，首先在於，類型片電影是展現導演能力最快的方式，「不管是說好一個故事還是之後想要做什麼題材，它都是一個可以持續發展下去的方向」，而類型片中的首選就是恐怖片及犯罪片這兩種擁有「低成本、高娛樂」特質的類型片。
此外，類型片常帶有一層商業外衣，除了滿足現實中比較難接觸到的生活，更重要的是，類型片既能把想要表達的內核和情感包裹進去，也能在公式下挑戰反套路，這都讓程偉豪擁有創作的動力和空間。
不過，類型片需要一定的產業基礎設施，特別是製作人力做基礎。程偉豪曾在台北市電影委員會的訪談節目中談到在中國台灣電影市場，類型化創作所需要的「know-how」一度處於匱乏階段，工作人員也許個體優秀，但聚集在一起拍類型片的「know-how」是沒有的，細微至走位、調度、從劇本到表演的轉換如何實現等，有時候都需要從頭做起，在具體拍片的過程之中，最難的部分往往出現在此。
程偉豪還說過的是，自己拍片是有一點小小社會責任，他要顧及到後面的人，因為如果做了東西大賠本，後面更不會有人投資了，種種嘗試也是希望幫台灣的市場開一些新的可能。
例如，對《紅衣小女孩》的相關設計就具有一定的產業價值：既然拿到一個恐怖經典的形象來做主軸，不如就開發系列電影，繼續拍攝續集，讓一批有技術類型片「know-how」的工作人員有機會加入進來。
這些工作如果能日漸累積下來，不只是對一部電影的實現，而是會對整個產業面都是有意義的累積，是可以為產業培養出職業的新鮮血液。
03
中國台灣電影此類現狀的產生，有著長期和深遠的外來原因。在21世紀之初進入WTO後，中國台灣的電影市場迅速被好萊塢進口電影所占據，本地電影產業快速萎縮低迷，中國台灣電影迫切需要找到新的生存方式和發展之道。
2002年，陳國富執導的《雙瞳》面世，被稱為當代台灣恐怖電影的定調之作，電影不僅結合道家的思想與本土民俗文化、輔佐有高科技元素，還隱喻了台灣時局。該片的投資來自美國哥倫比亞電影公司，是外部資本和本地製作的結合案例。
2005年，陳正道執導的恐怖電影《宅變》上映，改編自同名網絡恐怖小說的恐怖片，講述養小鬼致富的家族，最後遭小鬼反噬滅門的故事。這部電影更大的意義在於，它是一部完全由台灣本土資金拍攝而成的作品。
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好萊塢的進攻暫時緩解，台灣電影開始有了喘息的時機。第二年，《海角七號》讓華語觀眾開始重新關注台灣自製電影，該片導演魏德聖曾說，這是發生台灣的故事，用台灣的特色來包裝它，呈現了屬於這個地方的價值，本土味道需要是強力的主導。
從此之後，台灣電影開始走向在本地題材，尋找自己的生命力。2015年起，台灣恐怖驚悚類型片逐漸帶動起電影市場，程偉豪執導的《紅衣小女孩》第一二部各自刷新中國台灣電影市場十年間恐怖片票房記錄。
但是，過於強調本土意識和本土題材，雖然在本地市場可以收穫票房，卻會讓台灣電影進入到大陸市場時遭遇相當高的風險，由《海角七號》所開創的台灣電影進入大陸市場的通道現在已經關閉。
另外一條相對製作更加類型化，題材更具有普遍意義的道路相應出現。例如，在題材上，《緝魂》中所體現的社會意識、對性少數群體、同妻苦難的關懷，對宗教/邪教的呈現，與中國台灣中社會議題的討論程度有關，這些都潛移默化地給予創作者一定的自由度創作空間，允許了複雜創作原點的存在。
同時，程偉豪也可以與類型片製作體系之間實現互相匹配，在他的歷次創作中，在類型化上不乏東西方文化、犯罪懸疑與輕科幻等多類型的糅合，直到這一次出現的「混類型化」。這正是鐵幕真影業選擇程偉豪的原因，「他很難得的一點是，清楚自己的想法是否可以落地，如果真的超出大家可實現的範圍，他會做調整。」
就像雖然過程中不同議題層面的衝突頻發，天人交戰，甚至出現有宗教神秘咒文以及性少數群體的愛恨糾葛等內容，電影最後還是落在一個大陸語境所允許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價值觀上，順利走進大陸影院。
這一種可能性還將繼續下去，它來自於中華文化現代化進行時的一個地方，也承接著另一個市場的製作實力與市場寬度。
在程偉豪眼裡，電影是真實的謊言與幻想，電影與現實世界的接軌與落地，是一個很關鍵的動力，而落地的關鍵就在於人性，人性又總是複雜的。他計劃和大陸班底繼續合作拍電影，傾向史詩類、古裝奇幻題材，延續體現著東方文化，也延續建立著屬於「東方類型片的know-h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