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國仁：留蘇十年，從高中畢業生到科學博士

作者 | 陳婷 王申

1958 年初，竇國仁在莫斯科的蘇聯科學院物理化學研究所做交叉石英絲試驗，首次證實了泥沙薄膜水壓力的存在。這是一項重要發現，也是他博士論文中最有創新意義的一項成果。

自1951年起，我國每年都向蘇聯派遣大批留學生，截至「文革」前的1965年，15年間共派出8310多名留蘇學生。而這些留學生中獲得博士學位者，據目前統計不到10人。

從1951年到1960年，竇國仁用10年時間完成了從高中畢業生到蘇聯技術科學博士的蛻變，這是他一生難忘的經歷，更是他科研生涯的奠基階段。

一個偶然際遇

竇國仁1932年11月16日出生於瀋陽，在家中排行第四，共有兄姐弟五人。在跟隨母親於瀋陽、北鎮的輾轉中度過了童年，上學也是斷斷續續。

1948年6月，竇國仁隨母親，和二姐、弟弟一起搭上入關的馬車，到北京討生活。

經歷了數月「遊蕩街頭」的生活後，竇國仁在母親的鼓勵下考上了北平私立華北中學，成為高一插班生。

該校在1949年8月前後被中共中央組織部接收為革命幹部子弟學校，數年後又被併入北京101中學。

學校在了解竇國仁每天還要早起賣雞蛋維持家用的情況後，給他發放了助學金，並安排他住校。

竇國仁十分珍惜來之不易的求學機會，學習非常刻苦，屢次考全校第一，理化和數學成績尤其突出，經常在班裡承擔「小老師」的角色，還被評為全校的學習楷模。

1951年6月，竇國仁考上了清華大學電機系，開始憧憬未來的大學生活。

1951年7月6日，教育部發布了關於緊急選拔留蘇生的指示和規範，要選拔一批學生送到蘇聯讀大學或研究生。

華北中學按照要求優先選拔政治條件好的幹部子弟，校長王一知找到竇國仁的班主任王冶，問她班上有沒有合適的人選。

王冶說：「班上幹部子弟只有一個，但年齡較大，功課也吃力。如果可以是平民子弟的話，就推薦竇國仁去參加留蘇考試，他很聰明，學習各方面都很好，思想上也要求進步。」

就這樣，竇國仁被推薦參加了留蘇考試並取得優異成績，考了兩門，數學100分，物理98分。

考試通過後，還須經過體檢這一關。

當時竇國仁身材矮小，身高不到一米六，體重不足100斤，又有鼻息肉。組織上很是慎重，檢查多次後，仍對他是否符合出國學習的條件猶豫不決。

這時交通部的一位領導認為竇國仁只是營養不良，到蘇聯後吃得好了身體自會強壯起來，隨即令他去交通部報到，派他出國學習港口航道專業。

這樣一個偶然際遇決定了竇國仁一生的專業方向，使他成為新中國第一批赴蘇留學的375位學生中的一員。

和他一樣讀本科的共有239人，另有讀副博士研究生的有136人。竇國仁是這批留蘇生中年齡最小的一個，只有19歲。

竇國仁在本科期間的學習筆記，從中可以看出，書寫、繪圖一絲不苟，清晰流暢。

「鼻子通了，語言也通了」

竇國仁赴蘇聯學習的學校是列寧格勒水運工程學院（現為聖彼得堡水上交通大學），在水利工程系學習港口航道專業。

出發前，劉少奇和周恩來分別接見了這批留蘇生。

劉少奇說：「現在的任務是建設國家，建設國家需要人才，現在國家還相當艱苦，花一大筆錢把你們送出去學習，這是一個投資。你們的任務是回來後建設國家，任重而道遠。你們一個人的生活費、學費，需要國內17個工農生產的東西供應，要珍惜這個機會。」

這句話深深印在了留蘇學生的心上，讓他們感到使命在身、責任重大。

周總理1951年8月11日在北京飯店設宴為第一批留蘇生餞行，他說「國家目前很困難，但下決心送你們出去學習，是為了將來回國參加建設……你們的學習任務是相當重要的。你們很多人基礎不夠，在蘇聯學習，會遇到許多困難。但是，一定要學好，我們應該和蘇聯最優秀的同學一樣，考5分。4分就差些了，學不好就送回國。第二點，搞好中蘇關係，在蘇聯你們代表著新中國。」

周總理講完話到各桌祝酒，見到竇國仁時說：「你這個小鬼也去呀！」

竇國仁緊張地回答說：「是，我也去。」並在心裡暗下決心：一定要抓緊時間盡最大力量學習，不辜負總理的厚望。

留蘇生由錢信忠和張沖帶隊於1951年8月13日和19日分兩批從北京出發。竇國仁於15日拿到護照，19日啟程，於23日進入蘇聯國境，9月初抵達列寧格勒。

這批留蘇生的選拔和派遣時間倉促，他們絕大多數都沒有俄文基礎，連字母都不認識。

竇國仁在火車上開始學習俄文字母，下了火車就要面對完全陌生的語言環境，困難可想而知。

因語言不通，當時很多留蘇學生不敢上街，乘坐公共汽車和地鐵看不懂站牌，不敢開口問路，甚至到餐廳點菜都會鬧笑話。

蘇聯的菜單分三道，最前面的全是湯，緊接著是肉食和蔬菜，第三部分是飲料，菜單最下方一般都寫有餐廳主任的名字。

初到蘇聯的中國學子要麼一口氣點了三盆湯，要麼把餐廳主任當作「美食」指給了服務員。竇國仁最初也是連續幾天吃了湯後，才發現其中門道。

學習上的困難就更大了，一開始完全聽不懂老師所講的，句子聽不完整，筆記更記不全。

曾有位留學生上物理課，50多分鐘內沒聽懂一句，只見老師在黑板上寫滿了公式，下課後急忙去查課表，以為跑錯到數學課堂。

他們稱這種狀態為「坐飛機」——雲里霧裡。竇國仁後來寫信告訴家人，說這一段時間真是「又聾又啞、又瞎又傻」。

考慮到高中畢業生的困難，中方安排竇國仁等高中畢業生第一年先學習俄文，然後再上大學一年級課程（第二批開始，留蘇生則是先在北京俄語專科學校學習一年俄語後再送出國）。

竇國仁在列寧格勒水運工程學院與四位蘇聯同學住一宿舍，同學給他很多幫助，還幫他買小人書看圖學字。

竇國仁（左一）與列寧格勒水運工程學院的室友合影，照片拍攝於1954年，背面注釋為「鐵哥們」寢室。

但最初語言和學習上的困難，對他打擊頗大，使他寢食不安，生怕因為學不好被送回國，所以他每天堅持很長時間的自學，有時長達18小時。

竇國仁的宿舍離學校較遠，每天從宿舍到學校上課可以乘公交車，也可以步行，步行至少要花40多分鐘。

為了利用時間，他總是步行去學校，一邊走一邊背俄語單詞。有一天，他照常邊走邊背單詞，當到達學校門口的更衣室放大衣和帽子時，才發現戴在頭上的皮帽子不翼而飛了。

蘇聯的冬天來得很早，寒冷的空氣使竇國仁的鼻息肉常常發作。每每頭痛欲裂，他就更專注於學習以忘掉疼痛。

12月，竇國仁進行鼻息肉切除手術，頗為神奇的是，在手術入院時，他還只能說幾句簡單的俄語，一個月後出院時，就突然能聽懂別人講話和廣播了，用他的話說，「鼻子通了，語言也通了」。

到第二學期時，竇國仁一邊隨大一的班級旁聽，一邊補第一學期的作業和考試。筆記已經基本能夠記全，但每天仍學習14小時以上，最終通過了大一所有考試，並得到全優的成績。

暑假後，學校允許竇國仁直接進入大學二年級，他比預定計劃提前一年開始了正常的學習。

竇國仁在1953年1月寫的思想彙報中，如是總結大二上學期的學習情況：「學習方面：學習成績還不算壞，對一般功課內容有較深刻的了解，其中尤其是對數學及應用力學更好，但是水的測量和機械製備等功課，還缺乏更進一步的了解，只是表面上的了解。在聽課上，筆記已經基本可以記下來，一般也可以全聽懂，但記馬列筆記還有一定困難。在學習方法上，注意到以下幾點：1.基本上以上課聽講為主，下課後看參考書為輔。2.注意理解，不死背。3.定期補習，每隔一個月作一次補習。4.不讓小考打亂學習計劃。5.不拖功課，儘可能提前做完。6.占用時間較多的習題留在星期日做。7.主動幫助同學學習。8.注意吸取所有同學的幫助……」

可見此時他對自己的學習有清晰的規劃和明確的方向、方法，也充滿了信心。

學習與科研的全優生

通過語言關後，竇國仁在蘇聯的學習可謂如魚得水。

他一如既往地勤奮，將多數時間都投入學習中，課外娛樂活動較少參加。暑假同學們去黑海、波羅的海度假，他依然留在學校看書學習。

後來，他大學期間全部課程都得到了滿分5分。

蘇聯的同學看到他連續幾個學期各門功課都是5分還在用功學習時，和他開玩笑說：「國仁，我們蘇聯最高只有5分，你再學也是得不到6分的。」

實際上，從大二開始，竇國仁對自己的要求就提高了，不限於追求考滿分，而是要深刻理解所學的內容，能夠應用到實際中去。

他想的是學到知識後，能夠在回國參加建設中真正派上用場。為此，他決定主動提前學習他認為重要的知識。

大學二年級暑假，他開始自學水力學，等到開學後，老師對他掌握的知識頗感驚訝。

當時蘇聯大學高等數學使用的教材是斯米爾諾夫的《高等數學教程》，一般都學習到第一冊或第二冊，但竇國仁則自學學完了全五冊，打下了深厚的數學基礎，這在留學生中是沒有的，在蘇聯學生中也是沒有的。

數學從此成為他解釋物理現象，推導水流、泥沙運動公式，解決各種疑難問題最有力的工具。善用數學，打通數學、物理兩界，提煉統一規律，也成為他日後科研的一大特點。

竇國仁的表現和才華引起了他的水力學老師、蘇聯泥沙學研究的權威馬卡維耶夫教授的注意，後者開始利用業餘時間指導他進行紊流研究活動。

1953年，在馬卡維耶夫的指導下，竇國仁對輸水管道中的紊流流速分布問題進行研究，論文《圓形管道中的紊流運動》發表在蘇聯《列寧格勒水運學院科研論文集》上。

1954年，他又對同心圓筒中水流的運動情況進行理論和試驗研究，論文《同心圓筒中的紊流運動》同樣發表在學院論文集上。這篇論文曾參加蘇聯大學生科研成果競賽，得到了蘇聯高教部一等獎。

1954年，時任交通部部長王首道訪問蘇聯期間到列寧格勒看望了留蘇學生，他對竇國仁說，中國港口航道淤積嚴重，要多學一點泥沙方面的知識。

馬卡維耶夫聽到此話後，即轉而指導他開展泥沙方面的研究。此後，竇國仁的研究課題和本科畢業論文就更多地關注河流泥沙問題。

1955年，他分析了河流中的流速分布規律，論文《沙質河床中底流速的確定》發表於《蘇聯水運學院學報》上。

1956年，他結合畢業論文，研究了河流穩定問題，論文《可沖積河床穩定性的確定》經修改後發表在《水利學報》創刊號上，此文參加過蘇聯大學生科研成果競賽，再次獲得蘇聯高教部一等獎。

竇國仁作為大學生就已接受研究生的訓練，從大二開始就能夠經常幫助中蘇同學的學習，這對他來說是十分快樂的。

他熱愛科研，據他身邊的同學回憶，他平常玩的時候，有時會突然陷入沉思，隨手拿一張紙，就推導起公式來。

1956年6月，竇國仁以全部滿分的成績從學校畢業，馬卡維耶夫堅決要把他留下來當自己的研究生，學校也破例向中方提出申請。

因此，竇國仁於7月回國被分配到交通部，年底就接到國家正式通知，返回到列寧格勒水運工程學院，成為馬卡維耶夫教授的副博士研究生。

竇國仁（左一）與留蘇同學在聖彼得堡涅瓦河上泛舟。

全票通過博士答辯

蘇聯的科學技術學位一般分副博士和博士兩級，蘇聯的副博士相當於歐美的博士學位，學制三年。

上世紀80年代末經國務院批准，我國留蘇研究生凡獲得副博士學位者，一律定為博士。當時中國派出的副博士研究生一般都要讀四到五年。

由於竇國仁基礎好，一般蘇聯研究生需要一年半時間才能通過的專業考試，他只花幾個月就通過了。

竇國仁在副博士階段繼續從事河流泥沙方向的研究工作。

當時蘇聯泥沙研究有幾個主要學派：竇國仁的導師馬卡維耶夫是擴散理論的奠基人；維里坎諾夫是研究重力理論的大師；崗恰洛夫是動力學派的領軍人物。

由於不同學派之間的爭論，使得蘇聯泥沙的研究水平在世界上都是領先的。

竇國仁追隨馬卡維耶夫的步伐，在河流紊動結構、泥沙運動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其中最為耀眼的就是提出了新的泥沙起動公式。

在竇國仁之前，已有許多學者發表了關於泥沙起動的各種公式，有的是經驗公式，有的是半經驗半理論公式；有的公式只適應於細沙，有的只適應於黏土。

細沙的起動速度是隨粒徑的增大而增大的，而黏土的起動流速是隨粒徑的減小而增大。

竇國仁通過理論推導，提出新的泥沙起動公式，既適應於細沙，也適應於黏土，找到了統一規律。

在他的公式中，有一個很重要的係數，是他發現而提出來的。

開始時，許多人對這個係數的存在表示懷疑，甚至一名教授也持懷疑態度。

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竇國仁於1958年初到莫斯科的蘇聯科學院物理化學研究所去專門做了交叉石英絲試驗，得到了充分而可靠的資料，首次證實了泥沙薄膜水壓力的存在，從而消除了一些人的懷疑，平息了爭論。

1959年4月，竇國仁完成副博士論文。在論文答辯時，評審論文的教授們對他的工作一致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其已達到博士論文水平，學位委員會除同意授予他副博士學位外，又決定向蘇聯國家學位委員會申請進行博士學位答辯。

竇國仁於5月回到國內，先後在黃河水利委員會和水電部北京水科院收集了一些試驗材料，並於次年初再次返回列寧格勒，為博士答辯做準備。

1960年6月，竇國仁完成了博士論文《泥沙運動與河床穩定》。

論文對河流動力學中的基本問題——水流結構、起動流速、底沙運動、懸沙運動、河床穩定性及河床變形計算等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發展了馬卡維耶夫的理論，提出了諸多新認識。

蘇聯高教部高級評定委員會簽發的確認竇國仁獲技術科學博士的通知：根據1961年2月18日7號文件，聽取了關於批准竇國仁技術科學博士事宜，基於保護其於1960年6月21日在列寧格勒水運學院答辯通過的論文《泥沙運動與河床穩定性》，決定批准竇國仁獲得技術科學博士學位。

在答辯會上，竇國仁面對由50位專家教授組成的答辯委員會的提問和投票，獲得了全票贊成。在不同學派之間存在激烈爭論的蘇聯水利界，全票通過實屬少見。

擔任答辯委員會主席的是崗恰洛夫教授，在聽完竇國仁答辯後，熱烈地舉起雙手贊成他獲得博士學位。

崗恰洛夫在回去後，還用俄文向中國留學生張定邦和趙業安感慨說「竇國仁是天才的、傑出的」，而這個詞在蘇聯只用在列寧和史達林等最高領袖身上。在蘇聯學術界，像這樣的前輩能把這個詞用在年輕的竇國仁身上，他們都感到非常榮幸，也為中國人感到驕傲。

蘇聯的博士學位非常難獲得，也是許多學者終身追求的目標，竇國仁28歲就獲得博士學位，在蘇聯水利界早已名聲大振。

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維里坎諾夫十分欣賞他，把他視為水利界的一顆新星，曾在學術會議上對中國學者說：「中國人是好樣的，竇國仁是好樣的！」

自1951年起，我國每年都向蘇聯派遣大批留學生，截至「文革」前的1965年，15年間共派出8310多名留蘇學生。

而這些留學生中獲得博士學位者，據目前統計不到10人。

從1951年到1960年，竇國仁用10年時間完成了從高中畢業生到蘇聯技術科學博士的蛻變，這是他一生難忘的經歷，更是他科研生涯的奠基階段。

他也用傑出的成就和突出的貢獻證明了蘇聯博士學位的含金量。

留蘇日常生活

留蘇生活是美好的，蘇聯是當時中國人嚮往和羨慕的地方，國家對留蘇生也寄予厚望，提供了優厚的生活保障。

據新中國第一批留蘇生回憶，他們在出發前，一人發了兩套西服、兩套中山裝，還有幾件襯衫、兩雙皮鞋、一雙球鞋、一個大皮箱，第一批研究生還特別給發了一件讓一些蘇聯人都羨慕的狐狸皮大衣。

1951年10月9日，教育部專門發文至外交部和財政部，通知中明確指出，留蘇大學生每人每月膳、宿、書、零用等費用共計595盧布，包干發給留學生個人，學費33盧布、特別費22盧布則由大使館統一掌握，以上合計每人每月供給標準650盧布，研究生標準則更高一些。

雖然其後略有調整，但整體上仍是很高的，在蘇聯生活綽綽有餘。

蘇聯方面也為中國留學生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條件，據留學生普遍回憶，當時住宿條件很好，大學生宿舍面積很大，走廊兩端有公共廚房、洗漱間和衛生間，廚房有煤氣，可以自己做飯，宿舍有24小時供應的熱水洗澡。

底樓有洗衣房，髒衣服按斤收費，而且費用很低，洗完之後烘乾、熨燙不另收費。有的學校宿舍每隔10天免費洗一次被單，20天給地板打一次蠟，平時有專人打掃衛生。

日常交通便捷且便宜，蘇聯國民對中國人普遍很友好，看病也很方便。

竇國仁鼻息肉發作時，異常痛苦，起初因怕花錢就一直忍著，後來被帶到醫院，不僅看病住院不收費，連在醫院吃飯都是免費的，並且還得到了悉心照料。這樣的生活條件，比當時國內要好許多。

蘇聯高教部1959 年4 月頒發給竇國仁的副博士證書。該學位相當於歐美國家的博士學位，竇國仁僅用兩年多時間就獲得了。

在度過最初一段艱難的學習生活後，竇國仁對環境逐漸熟悉，和蘇聯同學之間也建立起信任和友誼，課餘活動也稍多起來。

他喜歡下西洋棋，而且是出了名的高手。周末偶爾也與同學們郊遊，到列寧格勒的河上去划船。蘇聯人酒風豪放，竇國仁也是在留學期間發現了自己的酒量，從此一直熱愛飲酒。

由於竇國仁學習成績優秀，蘇聯女同學每次實習時都希望和他在一組。

有一次，實習小組由五位女生和他一個男生組成，野外測量時，姑娘們就跳入水中推著船，讓他一人坐在船上指揮，負責記錄和寫報告，最後大家都得到了優秀的成績。

女同學們對他關照有加，這種友誼保持了許多年，直到現在，當時的班長尤拉還和竇國仁的女兒竇希萍保持聯繫，每年都會寫信。

因條件有限，多數留蘇生中途都沒有回過國，有的一呆就是四年甚至五六年，只能通過書信寄託對家人的思念。

竇國仁除了給母親寫信外，還與董鳳舞頻繁通訊。

董鳳舞是華北中學低他兩年級的同學，在校期間兩人就認識並互生好感。

竇國仁出國後，兩人就開始了鴻雁傳書的生活，幾乎每周都要往來一封書信，將彼此生活上的見聞、學習中的收穫告訴對方。1956年6月，竇國仁第一次回國，8月與董鳳舞結為連理。

在蘇聯期間，竇國仁的導師馬卡維耶夫不僅在學習研究上給予他悉心指導，在生活中也很關照這位愛徒。

馬卡維耶夫夫婦自己沒有子女，對他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經常把他叫到家中，用豐富的美食款待。後來竇國仁喜歡叫上朋友和學生到家中聚會，也是受此影響。

竇希濱（竇國仁之子）出生時，竇國仁沒能回國，馬卡維耶夫知道消息後，問新生兒叫什麼名字，專門定製了一個刻有名字的小銀勺送給他，還送過小鬧鈴、大狗熊玩具等禮物。

留學生在蘇聯不參加國內的政治運動，但也要學習和關注「三反」運動、「紅專辯論」、「大躍進」運動等。

1958年，大躍進的狂潮也波及留蘇學生中。為了適應國內的形勢，留學生也被要求訂出趕超學習計劃，瞄準自己的導師。

當時，在列寧格勒水運工程學院的留學生都盯著竇國仁，認為只有他才有能力趕超他的導師。但竇國仁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

在一次團員組織生活上，他冷靜地對大家說：「馬卡維耶夫教授學問淵博，造詣很深，我趕不上他的水平，更不可能超過他。」整體而言，留蘇生受政治運動的影響較小。

竇國仁在1960年7月回到國內，回國前買了一個帶唱片機的大收音機、許多膠木唱片、兩台照相機和放大設備等，這些東西在國內比較難買到，這是他在蘇聯生活經歷的見證。

踏上回國列車的那一刻，他可能不會想到，下次再去蘇聯，要等到26年後了。

（作者陳婷系浙江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王申系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高級工程師）

《中國科學報》 (2019-08-02 第8版 印刻 原題《竇國仁：留蘇十年 成就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