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份，伯格曼經歷了人生中最為嚴重的」逃稅風波」，直接被兩個便衣警察以偷逃所得稅的名義拘捕，原因是伯格曼1970年瑞典公司和瑞士子公司之間有筆50萬克朗的交易未交稅（該筆費用主要用於支付外籍演員的薪資），雖然隨後被特別檢察官取消了控訴，只是作為普通的稅務糾紛處理，但卻給伯格曼身體和心靈造成嚴重打擊，以致於他患上嚴重的抑鬱症，在卡洛琳醫院的心理診療部門接受了長時間的康復治療。
就在此時，伯格曼腦中突然出現了一個靈感，想要拍攝一部反映母女關係的電影，於是成為了《秋日奏鳴曲》拍攝創作的初衷，而在此之前的《呼喊與細語》在坎城電影節參展時，瑞典國內最富盛名的好萊塢影星英格麗·褒曼就明確表達過想要和英格瑪·伯格曼合作的強烈意願。兩人的英文名字首字母完全相同，本應該心有靈犀互有默契，然而在拍攝的過程中，一方面由於伯格曼厭煩了瑞典的環境移師挪威進行拍攝，另一方面對英格麗·褒曼並不熟絡，導致伯格曼在整體掌控上顧此失彼，全部精力放到了「訓導」褒曼身上，而在很多方面欠缺指揮，最終影片上映票房和口碑都不盡如人意，其中一個原因還在於伯格曼沒有勇敢深度挖掘影片更為深刻的內涵，而英格麗·褒曼才華橫溢的表演也沒有充分為影片增光添彩，不得不說有些遺憾。
《秋日奏鳴曲》整體來說並不算典型意義上的伯格曼作品，反映出伯格曼當時身心俱疲的創作狀態，伯格曼更想通過這樣一部母女溝通障礙的作品探究他們矛盾的本源，從夫妻關係逐漸過渡到了具體的母女關係，反映出伯格曼在生命最彷徨時期對母親的無盡思念，儘管影片主題略顯悲傷，但其仍然隱含著兩代人深深隔膜的深層原因，這種原因自始至終如同一個難題困擾著伯格曼，他並沒有給出問題解決的答案，而將解謎的任務留給了觀眾，啟發觀眾去探究問題產生的本源。
今天，我想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探究下母女關係形成的根源，解析下家庭生活中關係缺位導致的「人格障礙」。
01、謎題式的懸念鋪設引入對真實自我的探究，母女衝突強化「心理病」，表象為女兒的討好型人格，根源在於母親的失職
影片以女兒的邀請信開始，以致歉信結尾，形成了結構工整的首尾呼應，
並形成謎題式的懸念吸引觀眾探究其原因。母親夏洛特是一位國際知名鋼琴家，女兒伊娃在鄉間居住，有著和諧的家庭，另一個女兒海倫娜則存在口齒不清的疾病，始終需要伊娃的照料。故事圍繞母親的到訪與回憶逐漸展開。
伯格曼在影片中仍然希望用「夢境形式」來探究母女之間隔閡的深層原因，母親夏洛特和兩個女兒之間有著層層障礙，整個故事更像是母女之間對話語權的爭奪。伊娃看似家庭幸福，但背後卻存在極深的自卑感，很大程度上與母親在家庭中的缺位有關。
伊娃曾經有一段爆髮式的自述表達出對母親失職的指責「我有點駝背，你就讓我練習體操，你覺得我的頭髮太長了，就把它剪短，剪得很醜; 你又覺得我牙不齊，就讓我戴上牙箍，讓我看起來像個怪物; 你說我不能再穿著褲子跑來跑去，不問我是否願意，就給我做了裙子，你給我書讓我讀，但我讀不懂，一遍一遍看不懂; 然後，你和我討論，你自己長篇大論，我頭腦卻一片空白」。
母親終日沉浸在自我的藝術世界裡，忽視了女兒和丈夫的存在，逃避家庭賦予的責任，直接導致了親情的喪失。更為重要的一點則是批評性教育的不當使用，在伊娃眼中，母親代表著絕對的權威，不怒則剛。而當她在家時，則讓原本就膽小怯懦的伊娃無地自容，在孩子幼小的心靈里不敢表現真實的自我，用一個「偽裝者」取得母親的信任，表現出討好型人格的典型特徵。
為了讓夏洛特接納自己，伊娃抹掉自我的標誌，做一切可以讓母親開心的事情，試圖用乖巧的行為討好母親，這是典型的討好型人格。她將仇恨隱藏起來，轉化為長期壓抑形成的噩夢，生活中她不斷地咬自己的指甲，拔自己的頭髮，感覺自己馬上就要瘋掉。這種畸形的心理發展過程讓伊娃痛不欲生，以至於在成年之後依然處於母親的高壓之下毫無喘息的機會。
母親的失職奪走了本應屬於兒童的天真爛漫、無憂無慮，在伯格曼電影《猶在鏡中》曾將上帝形象幻化為一隻毒蜘蛛，在本片中，母親形象與毒蜘蛛無異，她用語言和行為一次次傷害伊娃和海倫娜，而在《呼喊與細語》中未曾出現的母親形象與本片中形象具體的母親具有同樣的功能性指代，她們由於不合格的母親責任導致女兒人格發育不完全，表象便是沒有自我和不懂得如何去愛。
伊娃在自己的第一本書中寫道「我最大的障礙是不知道自己是誰，我盲目地摸索，如果有人愛真實的我，也許我會有勇氣正視自己，但對我來說，這種可能性很小」。
在成年之後，伊娃的一個典型表現便是喪失了愛的能力，她對丈夫說：我誰都沒有愛過。在恬靜溫柔的外表下隱藏著一顆茫然而卑微的憎恨之心，母親的這次旅程其實就是伊娃找回自我的過程，方式就是奪回屬於自己的話語權，可惜卻以失敗告終。
影片中有長達40分鐘的母女衝突爆發來強調「心理病」，其中伊娃的一句話很有分量「所有敏感而細膩的東西，你都要傷害，所有有生命的東西，你都要扼殺」，傷害的是愛的情感，扼殺的是生命的自由，這兩種世間最為寶貴的財富對一個孩子來說彌足珍貴，這不禁讓我們想到《何以為家》中小男孩贊恩的控訴」既然父母無法承擔撫養的責任，那為什麼還要生下那麼多孩子？」，顯然伯格曼想要強調的是每一個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父母既然賜予了孩子生命，就應該以全部的愛呵護孩子健康的成長。身體的健康絕不等同於心理的健康，父母的存在也不等於履行好了應盡的指責，伊娃討好型人格的形成根源在於母親的失職，只有自愈好自身的創傷，才有可能避免悲劇的再次發生，給他人帶來溫暖和陽光。
02、從弗洛伊德的厄勒克特拉情結到拉康的俄狄浦斯鏡像結構，海倫娜心智發育不全的原因探究
夏洛特失職的表現在體現在對女兒海倫娜的不管不顧上。海倫娜長期臥病在床，喪失了語言能力，可以看做母親的另一個「犧牲品」，其中蘊含著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理論中的厄勒克特拉情結和拉康的俄狄浦斯鏡像結構，體現為海倫娜與母親對父愛的爭奪。
在弗洛依德看來，兒童對父母具有天然的依賴，主要由無意識的愛和敵意慾望構成，厄勒克特拉情結也被稱為戀父情結，在海倫娜成長階段，父親成為了「性慾期」最主要的幻想對象，母親則成為敵視的目標。海倫娜內心不斷地與夏洛特爭奪父親之愛，但影片卻以夏洛特和父親雷奧納多的離開為終結，此後再未見過海倫娜。海倫娜此時的戀父情節被激化，一個典型特點便是語言功能的退化。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認為「語言就是思想本身，在語言的背後並不存在任何隱藏的思想需要表達，因此不是人在說話，而是語言在說話」。海倫娜的失語與母親在家庭關係中處於話語權的中心有關，此時，其他所有的成員都處於失語的狀態，女兒對父親的慾望被壓抑，無法從達到自我認同的狀態，而母親的強勢狀態更加深了這一認知，由此讓海倫娜成為游離在秩序之外的瘋狂呼叫者，心智上永遠無法長大，在這一關係中，母親作為巨大的障礙成為這一矛盾關係的最主要推手。
在拉康的鏡像理論中有關於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結的演化，他把俄狄浦斯情結構化，脫離了時空偶然性而存在，指齣兒童在成為自己本身之前認同的對手並非自己，而是他者，為了成為真正的自己，他需要捨棄自己，刻上與他人相互矛盾的本源性裂痕，就像俄狄浦斯一樣，不能以自身來度過一生，主體在構成自己原型的那個初始地方形成了。由此可知，海倫娜始終沒有形成主體，很大程度上與他者的缺失密不可分。
語言隔斷了海倫娜與現實世界的聯繫，人類之所以存在時，全憑藉語言的符號功能。拉康說「無意識像語言那樣結構起來，無意識的運作規則和語法規則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海倫娜只能從喉嚨里發出毫無象徵效果的聲音，奇怪的是全世界唯一可以聽懂的只有她的姐姐伊娃，這種強烈的指代效果表明語言起到的就是表達內心的作用。伊娃和海倫娜在同樣的環境中長大，她們經歷了相似的童年，所以可以心領神會，強調了家庭環境對於兒童成長起到的決定性作用，父母的缺失也是海倫娜心智發育不全的根本原因。
03、母親作為獨立女性通過進入公共領域追求自我價值，母性光輝與價值追尋詮釋出女性內心的二元悖論
伊娃和海倫娜都深受母親的影響，但母親為何會全然不顧家庭而遠走他鄉？一個原因是她對於藝術生涯的追求。她常年在世界各地演出，在事業上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由此引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女性在男權社會中拼搏是否應該以犧牲家庭幸福為代價?
夏洛特是世界知名的鋼琴家，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女性仍然處於弱勢地位，更多承擔的是照顧家庭的重任，為了區分家庭和社會職責，德國學者哈貝馬斯曾經提出一個專有名詞「公共領域」。
在十八世紀歐洲的咖啡館、俱樂部、沙龍里，人們往往就某些公共問題各抒己見，成為了政治重要權利的合法性基礎，在此基礎上延伸出公共領域的含義：民主、平等、自由討論問題權利的空間。對於夏洛特來說，她追求自我價值的完全實現，因此她長期忍受著孤獨與寂寞，放棄履行母親的職責，試圖在「公共領域」獲得屬於女性的一席之地。
當夏洛特重回家庭之後出現了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將社會壓力通過不當的教育方式轉嫁給了自己的女兒，體現出母性光輝與價值追尋之間的二元悖論效果。這兩者存在天然的對立關係，女性在事業上投入過多精力，必然會損害家庭教育與親子關係。當夏洛特從公共領域轉移回私人領域，她的專注度仍然停留在事業層面，讓伊娃練體操、強行剪髮、強迫流產，逼迫其做不喜歡的事情，都是獨立女性在事業發展中形成的價值觀體系，但運用到家庭之中違背了母性光輝，直接導致女兒們人格障礙的形成。
夏洛特事業成功，但她的人生卻充滿了困惑，她問經紀人「為什麼我能夠感情充沛地演奏鋼琴作品，卻對愛一無所知呢？」答案便是她的家庭同樣沒有給予她足夠的愛，這種缺愛的表演以「遺傳」的方式在不同的家庭周而復始地循環著，構成了悲劇的再次發生。夏洛特一味地想要向他人索取愛而不知道如何付出，這與伯格曼自身的經歷如出一轍。
伯格曼曾在《魔燈》中寫道「我不相信任何人，也不愛任何人，我只關心我自己，我對自己私人生活印象不深。要想回想起什麼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我得先回想我拍的影片或戲劇。幾個孩子哪年出生的，現在幾歲，我都不太記得」，可以發現，夏洛特的形象就是作為藝術家的伯格曼的化身，伯格曼將性別歧視放到了作品中，想要深入探究社會和家庭對於子女的深層次影響，而解決方式同樣簡單：學習如何去愛自己身邊的人。
影片結尾，夏洛特聽到了伊娃信中寄予的深切關懷和道歉，反省者不是母親而是伊娃，其中蘊含著「女兒給予母親心聲」這個嶄新的概念，女性追求自身價值本身並沒有錯誤，但不能以放棄家庭責任為代價，更不能犧牲掉子女們的幸福生活。不過有些惋惜的是，伯格曼遮蔽了造成女性悲劇的真正根源，而用大團圓結局來強行結尾，顯然是一種力不從心的表現。對於這一問題，他也曾做出過深思「我有去挖掘，但不是鏟子斷了，便是我不敢再往下深挖，或是我沒有力氣再挖了，或根本就是我不知道是否該再向下深掘。反正，我停下來了，不願再繼續那個令人傷神的動作，並宣稱我已心滿意足」。
《秋日奏鳴曲》通過發生在金秋的一個悲情故事，揭示了母愛對於子女成長的重要含義，兩個成年女兒的「失語」與母親責任的失位密不可分，母親近乎殘暴的語言掠奪和戕害，構成伊娃和海倫娜自我認知的巨大障礙，失去了自我和愛的能力。影片更深層的一點在於對平等女權地位的呼喚，儘管聲浪很小，但仍能體會到伯格曼的良苦用心。女性在實現自我價值的同時更要重視寶貴的親情，不要讓孩子成為價值追尋過程中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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