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中國學術界最值得注意的變化，就是出現一個西方偽史派。他們有的主張古希臘的歷史是偽造的，有主張近現代的歐美歷史是偽造的，也有的主張古埃及、古兩河的歷史也是偽造的，甚至還有人指出西方關於人類起源、文明起源的歷史觀點也是偽造的。作為替代的歷史圖景，他們認為近現代的西方文明是起源於中國的，更極端者更是認為，整個人類都是起源於中國的，西方的人種和語言，都是由中國發端。
其實，這個所謂的西方偽史派，所反對的核心是西方中心主義。他們認為，目前主流的官科的歷史，都是近現代的西方學者所編造的，都是以西方為中心的，用來維護西方的利益的，和欺騙世界人民的。因此，有意無意，他們都在試圖以他們所反對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方式，來構建中國中心主義。
西方偽史派屬於民科派。所謂的民科，就是他們的研究都是自願的，不是正兒八經地職業，在大學，或在正式的研究機構。與民科派對應的是官科派，他們的研究也是其正經的職業，是他們的飯碗，是拿錢做研究。中國官科派的學術就是主流學術，也是西方學術、西化的學術，因為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其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蔡元培就宣布廢止讀經，其實就是徹底廢除中國傳統學術，而全盤引入西方學術。此後的所謂的新文化運動完成了這一工作。
原本，關於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中國傳統學術都是有非常成熟的看法，但是，隨著對中國傳統學術的否定，也就都被否定了。這一工作是由以顧頡剛（1893—1980）為首古史辨派所完成的。這個所謂的古史辨派，其實就是以西方的歷史觀點，對中國傳統的歷史觀點進行系統性摧毀。這個過程當然也是系統性引入和建立西方史觀的過程，西方史觀就是西方中心主義。
當前的西方偽史派，所主要反對的，主要是西方中心主義，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是反對古史辨派，而重建和復興傳統學術的傳統史觀。事實上，在基本方法和學術境界上，他們依然是西方式的，是西方中心主義的。譬如，那位主張歐洲在人種和語言上都是起源於中國的學者，其實是認為是起源於以湖南為中心的南方地區，他也當然認為中國文明起源這個地區。這不是中國中心主義，而是湖南中心主義。
這種怪異的湖南中心主義，不僅與當前官科主流學術中的西方主義主義向左，也與中國傳統學術中的中原中心主義向左，既是反西方的，也是反傳統的。
湖南中心主義的的出現，所依據的就是西方式的考古學。湖南出土了一些時間很早的遺址，包括陶片、水稻種植等，然後就說中國文明起源於湖南，起源於南方，而置傳統的歷史觀點於不顧。在中國傳統的歷史記載中，中國文明是起源於中原地區、黃淮地區，包括湖南在內的南方地區，長期以來都是化外之地、蠻夷之地。直至春秋後期，楚國才被中原地區正式接納，承認其是華夏之一員。
戰國時期，楚國吞併了屬於中國文化核心區的宋、魯、陳等國，進而楚成了中國文化之代表。《史記》中所謂的「亡秦必楚」，即是來源於此。這個「楚」並非是原先的南方之楚，而是後來被吞併的中原之楚、黃淮之楚。陳勝、吳廣、劉邦、項羽這四位反秦英雄都是楚人，但他們都是中原人，都是黃淮人，與湖南湖北無關，與南方無關。
能代表中國文化的孔、孟、老、莊這四大聖人，與四大反秦英雄一樣，也全部來自黃淮地區，當然他們並不能稱之為楚人，因為那時黃淮地區尚未被楚國所吞併。
其實有什麼樣的史觀，其歷史以什麼為中心，是受基本的學術範式所決定的。在中國傳統學術中，是沒有獨立的史學這一概念的，而只有經學，也可以說，史學是依附於經學的，經史合一的。經學的核心在義理，史學的核心也是義理。這就是所謂的「春秋大義」。
《春秋》是《五經》之一，同時也是中國所留存下來的最早的歷史記錄。但是，在傳統學術中，認為《春秋》的關鍵並不在歷史事實的記錄，而是歷史事實中所承載的「大義」、「義理」。到了清朝，與戴震齊名的章學誠提出了獨立的史學概念。他認為「六經皆史」，但是，歷史的關鍵不在「事實」，而在「史實」中的「史義（意）」。這個「史義」其實就是「春秋大義」，就是歷史中的義理。
因此，中國的傳統史觀可以稱之為大義史觀、義理史觀。
義理、大義是什麼？有兩重屬性，既是社會秩序的基石，也是人心的基本屬性。人心的基本屬性，就是人性。社會秩序是建立在義理之上，而義理則是人心之基本屬性，是人性，因此，社會秩序是建立在人心人性的基礎之上。因此，在中國傳統學術中，社會秩序、義理、心性這三者就成為一個東西，可以稱之為三位一體。其中心就是義理。
宋明理學乾脆說「心即理」、「性即理」，其實他們還省略了「秩序即理」，因此完整的說法應該是「心性即理即秩序」。
因此，中國傳統的史觀，也是人心史觀、人性史觀，合稱心性史觀。這種史觀是以人，以人性的心性為中性的，為本位本體的，歷史事實只是人心人性的展開。這種史觀是中國傳統學術範式的必然結果。
西方史觀恰恰與中國傳統史觀相反，不是以人為中心，更不是以人心人性為中心，而是以物為中心，可以稱之為外物史觀。這個「物」就是中國傳統學術中「心物」之辯的物，是心的對立面，一切脫離人心的東西都是物，包括有形具體之物，也包括人心所構造的虛擬虛構之物，包括宗教時代的神，以及近代哲學中的哲學實體，以及現代科學中的科學真理。
宗教時代的神學，哲學時代的哲學，科學時代的科學，是西方學術的三大階段，也是三種範式。與之相對應也發展出了三種歷史。神學範式下的歷史，是神學史觀，以《聖經》中的歷史為代表。哲學範式下的歷史，是哲學史觀，以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為代表。科學範式下的歷史，則是科學史觀，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考古學、人類學等為代表。
無論是神學史觀、哲學史觀，還是唯物史觀、考古史觀，都是外物主義的，都是以外物為本位，而非以人為本位、以心性義理為本位，都是有物而無人的，都是對人進行否定的。在這些史觀中，人只是一個被動的被決定者，被決定於不同形態的外物。
在神學史觀中，人被神所決定；在哲學史觀中，人為虛構哲學實體所決定；在唯物史觀中，人為經濟所決定。神、哲學實體、經濟，都是外物。
而中國傳統的義理史觀、心性史觀，恰恰相反，認為人，更具體地是人的心性，才是真正的決定者，一切外物則是被動的決定者，為人所發明和安排。人、人心人性是歷史的絕對主人。
顯然，西方偽史派，未能意識到決定史觀差異的是學術範式的差異，他們只注意到了偽史，而未注意到偽學，沒有明白偽史的根源在偽學。如果把西方學術範式下的歷史稱之為偽史，那麼西方的學術範式本身就是偽學。
偽學不進位造了西方偽史，也製造了中國偽史。顧頡剛等人依據西方學術，在摧毀傳統史觀之後所建立的新歷史，就是中國偽史。這些中國偽史，與西方偽史一道，正在為當前中國主流的學術和教育系統所秉持，即為官科所秉持。
官科秉持這些偽史的根源在於，因為其基本的學術範式就是從西方引進的，是西方偽學。偽史不過是偽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因此，不僅要注意到西方偽史，還要注意到中國偽史，更要注意到偽史的根源在偽學。不僅要消滅西方偽史，還要消滅中國偽史。而消滅這些偽史的釜底抽薪之策，是消滅威脅，終止西方學術範式對中國學術的統治。喚醒國人，讓國人從對西式學術的迷信深淵中拽出來。
因此，中國和世界急需的不僅僅是史學革命，而是一場徹底的學術範式的革命，打爛西式偽學，讓中國傳統的真學取而代之。